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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一片文化的沃土，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从古至今延绵不断。近现代，敦煌人创新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但由于得不到有效保护，敦煌民间文化有的已销声匿迹，保护面临着极大挑战。“抢救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甘肃敦煌人高德祥钟情敦煌民间音乐文化，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广泛深入基层，收集、整理、研究敦煌民间音乐艺术，近日编著完成《敦煌民间音乐文化集成》，包括“民歌”“宝卷”“曲子戏”三册，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入选“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真实反映了敦煌地区民间音乐的传承状况，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敦煌的民间文化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像一条奔腾的河水川流不息、世代相传。由于民间文化始终处于自由发展状态，通常不能引起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得不到有效保护，很多敦煌民间文化没有传承下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1979年，为了抢救性地保护民间文化，我国多个部门联合发文部署“中国十大民间文艺集成”编辑工作。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敦煌文化馆全面搜集整理敦煌民歌、敦煌宝卷、敦煌曲子戏等民间音乐。那时候，在乡村中学当老师的高德祥被借调到敦煌文化馆专门从事文艺集成中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敦煌卷有关工作，抢救性地搜集整理敦煌的民间音乐。高德祥是敦煌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学习过音乐的大学生，也是当时惟一能够听音记谱的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敦煌人，我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这次搜集工作信心十足，发誓一定要完成好这项任务。”然而，意想不到的困难很快摆在眼前。文化馆把民间艺人召集在一起，集中搜集民间音乐。但是，有些艺人拒绝参加，即使来了也是东拉西扯，不入正题。原来，“文革”期间，民间音乐是“重灾区”，被打倒清除，民间艺人深受其害。“文革”刚结束不久，人们心有余悸。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搜集整理工作异常困难。“困难是存在的，但抢救这些宝贵文化遗产迫在眉睫。”高德祥改用登门拜访的方式，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村串户，四处打听和走访民间艺人，“当时，全县的民间艺人没有一个我不熟悉的，我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了打消艺人的顾虑，高德祥苦口婆心地劝导，耐心地解释。尽管如此，有的民间艺人还是找各种理由推脱谢绝，或说时间长了已经忘记，或说以前没有学过。也有一些民间艺人勉强接受采访，但是家里人极力反对不让演唱，有时甚至会产生一些矛盾。“任何情况我都不放弃，也不灰心，一次不行去两次，两次不行可再去，以我的真心换取他们的信任。”高德祥的坚持感动了这些老艺人，他们开始愿意接受采访，把自己会的民间歌曲唱出来。由于禁止时间太久，许多民间艺人对歌词记忆模糊，有的只能大概哼出个音调，歌词断断续续，极不完整，有些歌需要采访多人才能拼凑完整。比如民歌《对花》曲调欢快流畅，非常动听，但是，当时演唱者王吉已近八十高龄，记忆衰退，只能演唱其中一段歌词。为了复原这首民歌，高德祥多次采访王吉，请他讲述歌词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和情绪，根据老人的讲述，编写了后几段歌词，使其相对完整。而民歌本就“十唱九不同，同了没人听”，艺人们往往在演唱中对曲调有所创新，显示出个性化特征。加上艺人们的乐感不同，演唱能力也有一定差别，致使同一首歌曲其版本千差万别。在搜集过程中，高德祥多听多看，加以比较，取长补短，综合考虑，融合吸收，“在采访中不管它完整与否，我都尽可能记录下来，保存完整的原始资料。”终于，高德祥圆满完成敦煌民歌的搜集整理，印制了《敦煌传统民歌》（简线谱对照）。他的工作得到了时任文化馆馆长李生甲的认可。经过慎重考察了解，李生甲克服困难，将高德祥正式调入文化馆。从此，高德祥与敦煌民间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搜集整理工作从未间断，“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都持之以恒，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敦煌民歌、宝卷、曲子戏的搜集整理工作。”如今，敦煌民歌少有传唱，敦煌民间音乐文化仍在传承的只有曲子戏。曲子戏产生于三秦大地，是以陕西的眉县、户县为主的地方民间小曲发展而成的，兴起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普及于20世纪初叶。高德祥认为，曲子戏之所以流传甚广、影响深远，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百姓的喜怒哀乐；二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板式结构，曲调简洁明快，易唱易记；三是历史悠久，传播地域广，普及率高，影响力大；四是演唱不受时间、道具、服装、场地的限制，随时随地即兴演唱。“语言是音乐的基础，什么样的语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音乐。”高德祥介绍，敦煌话的最大特点就是“秦腔陇调”。它是秦陇两地语言融合的产物，语言的韵律既有秦地腔调，也有陇东语言的委婉。敦煌所流传的曲子戏也是如此，它在陕西曲子戏的基础上，融合甘肃各个地方的曲子戏而形成，所以听起来既熟悉又有不同，这就是敦煌曲子戏的艺术价值所在。20世纪初，敦煌涌现出一批演唱曲子戏的艺人，演唱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为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郭铨（1898-1968）是当地一位非常有名的艺人，他不仅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弹得一手好三弦，深得人们赞赏，被称为“郭弦子”；王权五（1909-1958）是个全才，他喜爱敦煌曲子戏，能拉会弹，能编会导，经常组织艺人搞演唱活动，而且根据需要修编剧本，在老百姓中有一定的威望。在这样一批无私奉献、酷爱民间艺术的民间艺人带动下，敦煌曾出现了一大批演唱曲子戏的自乐班和艺人。“当时没有任何扩音设备，条件非常简陋，根本听不清在演唱什么，这是我小时候听曲子戏的深切感受。”高德祥说，20世纪60年代之前，敦煌人除了艰辛的劳动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娱乐生活，曲子戏是最好的文化娱乐享受。尽管条件差，演出水平不高，但只要有乐器演奏，有人演唱，大家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在那个精神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曲子戏似乎成为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追求的一种期待。虽然曲子戏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几乎没有完整的剧本，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也因此面临销声匿迹的处境。高德祥对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搜集整理，敦煌文化馆用刻蜡板的方式油印了《敦煌地方戏曲民歌集》，这是第一次将民间曲子戏记在纸上予以保留。上世纪80年代末，高德祥采访过的周进禄、孙家有等老艺人相继去世，他们是敦煌曲子戏的主要传播者，这使得曲子戏的传承面临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高德祥担任敦煌文化馆馆长，为了使面临消失的曲子戏能够继续传承下去，逢年过节都举办戏曲会演，而且把曲子戏作为重点推广项目，让广大群众对敦煌曲子戏产生兴趣，同时也调动了老艺人的演唱积极性，使濒临失传的民间曲子戏再获新生。2000年，他再次组织全市的民间艺人在文化馆集中排练数十天，并将流传广泛的曲子戏专门进行了录音录像，刻制光盘永久保存。2005年夏天，为了高质量地保存曲子戏和民间小调，文化馆专门购置了数字录像机、录音机以及数码照相机等先进录制设备，首先把王维贤、王德、闫全忠等年岁大的老艺人演唱的曲目完整地进行录音录像。
当时，王维贤已82岁，他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民间艺人，十几岁开始演唱曲子戏，一直唱到老。好多人只会演唱某个戏曲中一个角色的唱词，而他却能记下全本戏词和唱腔，这在老艺人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年事已高，老人也希望把会唱的曲子戏留于后世不要遗失，当得知文化馆的计划，高兴得不得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工作，高德祥将老人演唱的曲子戏和民歌小调全部录音录像，本来打算对老人进一步采访，遗憾的是，在录音录像几天之后，王维贤突然发病去世。“这使我感到非常惋惜。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民间文化遗产永远保存下来，这也是老人生前最大的愿望。”高德祥说。2006年，敦煌曲子戏被正式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肖得金老艺人获得了文化部授予的“敦煌曲子戏传承人”称号。作为这个项目的组织者和负责人，高德祥喜出望外，“敦煌曲子戏终于有了它应有的地位，可以说，这是几十年辛苦最好的回报。”![]()
关于敦煌宝卷的搜集纯属意外。20世纪80年代初，高德祥在阳关镇搜集民歌时，偶然听到阳关村的龚秀芝老人念唱宝卷，有说有唱，说唱兼备，才得知敦煌民间音乐还流传着宝卷这种形式，并对龚秀芝的演唱进行了录音。自此，高德祥特别注重宝卷的搜集整理。敦煌宝卷是一种民间讲唱文学形式。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敦煌及河西地区流传甚广，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曾广泛流传，并产生深远影响。“文革”期间，宝卷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本来就传唱有限的宝卷几乎灭绝。尽管如此，高德祥还是搜集整理了数量可观的宝卷底本和为数不多的宝卷音乐。20世纪80年代初，宝卷基本销声匿迹。“如今敦煌已经没有一个会讲唱宝卷的艺人了。遗憾万分，却又无可奈何。”高德祥明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的文化样态层出不穷，传统文化形式必然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被淘汰，这是推陈出新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正因如此，把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地保存下来，其价值和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高德祥搜集整理敦煌民间音乐，经历40多年风雨曲折，系统梳理在生活和劳动中孕育发展的音乐形态，保护濒临失传的珍贵资源，采录鲜活的民族音乐资料，留存了独有的民族音乐音、视频，最终编著完成《敦煌民间音乐文化集成》，“让这些宝贵而又不起眼的民间文化遗产留在人间”。书中，作者采风及后期录制的部分民歌、曲子戏的音、视频总时长约680分钟。“40多年时间里，高老师以非凡的毅力与深厚的学识，穿梭于敦煌的历史长河，挖掘出一曲曲被岁月尘封的音乐宝藏。”安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助理王士宇说，《敦煌民间音乐文化集成》一书汇聚了作者和敦煌民间音乐传承人、守护人的心血与智慧，不仅填补了敦煌民间音乐研究领域的空白，更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敦煌民间音乐文化的珍贵窗口。“我把搜集整理敦煌民间音乐艺术当成一生的责任，搜集民间音乐艺术的初心从未改变，40年如一日，坚持不懈。至今敦煌民歌依然能够回荡在敦煌的大地上，这是我最大的欣慰。”高德祥说。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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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为“民歌”“宝卷”“曲子戏”三册，其中，民歌包括《送大哥》《对花》《绣荷包》等多首；宝卷分唱词（如《白马宝卷》《双喜宝卷》等）和曲牌（如“耍孩儿”“哭五更”“莲花落”等）两部分；曲子戏分剧本（如《大宝媒》）《断桥》等）、唱腔（如《碧云调》《四株梅》等）、曲牌（如“田柳青”“大红袍”等）三部分。每册皆有相关的文字对其历史渊源、传承发展进行介绍。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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