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推送后，我明显觉得有个“茬”，非常不适，但摸来摸去摸不到，最后发了一条“写了文字却像只推了照片”的朋友圈表达不满，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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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的特点
文/小窗灯火
“借贷”一词，自古就有，大意是人在生活或生产中遇到物质需求，凭自己能力无法满足，只有向他人寻求帮助。
货币产生后，作为一般等价物，是借贷的主要客体。人类当前在生活、生产等方面的所有物质需求，几乎都能靠钱解决。
民间借贷，作为钱流转的一种途径，可以让钱这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源，流向更被需要的地方，优化社会的资源配置。
“民间”一词，界定了主体范围，“民”与“官”相对，既然限于“民间”，意思是不欢迎“官”的参与：
一方面，参加借贷活动的双方，都应是“私”主体，不应有公家单位；另一方面，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履行，都由双方意思自治安排，不宜有公权力介入。
民间事，官不管。
当然没有绝对的自由，公权力还是要划一个边界，不容逾越。边界怎么划，划到哪，影响重大。
经过梳理与思考，这篇写三个部分：
第一，总结民间借贷的几个特点；
第二，梳理与民间借贷日常实践紧密联系的实用知识点（计划约写十个）；
第三部分，我还没有完全想好，大概是想探讨关于人生体验的本质，写关于寻找、确认自己追求的理念，希望能影响借款人、出借人的思考方式甚至行为方式。
民间借贷的特点
一、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争议大
对资金的需求，无处不在。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物质保障。很多经营规模不大的基层生产组织，利润无多，抗风险、抗冲击能力有限，也常有资金需求。
并非所有的资金需求，都能通过官方正规途径满足。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灵活、迅捷、方便的资金流通渠道，能使社会上的闲置资金尽快、充分地发挥效用。
但是，资金的来往流通，事关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借贷关系的建立、履行、消灭等运转过程，微观讲，能关涉参与借贷双方的切身利益，宏观讲，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宁与稳定。
人大法工委、监管部门等有权机构，银行系统、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金融组织，还有参与或可能参与民间借贷的企业与社会大众，都高度关注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
法律是需要稳定性的，不宜频繁变动。
然而，在民间借贷领域，却感觉法律（司法解释）曾在不长的时间中频频修改：
2015年8月6日，最高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约三年后，2018年8月1日，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虽非法律，但也对法院系统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2020年8月19日，最高法院决定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布了修正版，并于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其后不到半年，2020年12月29日，最高法院再次修正《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再次公布了修正版，与审委会通过修改的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一道，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法律的稳定性，无人不晓，但还是修改了。可见有不同凡响的强大力量，推动了法律的改变。
民间借贷领域的有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有些问题，即使司法解释拍板定出了标准，也未能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例如司法保护的最高上限，有人认为以前的24%、36%没什么不行，也有人认为即使定4倍lpr也还是太高。
例如职业放贷的认定，什么叫“经常性”？多少才算“多次”？民事审判领域仍然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
社会一直在发展，经济形势也一直在变动。规则要与社会发展、与经济形势相适应，自然需要在探索中修改。相信关于民间借贷的规定，会继续修正、完善。
二、法律关系极简单，认定事实有困难
民间借贷活动中，最常见的有两个人：一个借钱人，一个出借人。
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非常简单：
双方先有合意，约好借多少，什么时候还，还的时候还多少。出借人把钱给借钱人，借钱人拿走用，到期后按约定还钱，就完了。
法院受理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最后的环节出了问题：原告是出借人，以借钱人为被告起诉的原因，只有一个：
到期后，他没有还（或没还清）！
法院的审判任务，就是裁判借钱人是不是需要还，要还多少。
法律关系虽然简单，但事实的认定需要证据。证据，是对事情发生时所留痕迹的整理收集。偏偏，民间借贷活动的痕迹非常特殊：
如果双方形成借贷关系时只有口头约定，后期发生争议，各执一词，出借人能收集到什么痕迹来证明双方之间曾有借贷合意呢？
如果出借方从口袋或家里拎出现金，交给借钱人，借钱人装到包里就走了，若没有监控，借钱人又否认，有什么痕迹能证明借钱人把钱拿走了呢？
同样道理，借钱人若用现金形式还钱，万一出借人否认收到，借钱人能收集到什么痕迹证明自己还清了呢？
如果一方拿出了书证，另一方对真实性坚持提出异议，能凭借什么痕迹验证真伪呢？
还有一种情况不少见，就是实际的支出货币方或接受货币方，不是真正发生借贷关系的出借人或借钱人：
有人找甲借钱，甲安排自己的朋友乙，用丙的账户转过去，甲再自行与乙或丙结算；丁需要用钱，跟出借人说：“我名下的账户都封着呢，你就转到我同事名下的卡里……”
双方发生纠纷，可能已是多年之后，当事人本人回忆往事都模模糊糊，法官又能凭借什么去查清？
当今打印转账记录，已很方便，倒不致无迹可寻。但是，当两个主体的账务往来高度频繁，常常从银行打印出成百上千页数万条流水明细，其中除借贷外还掺杂各种其他法律关系，认定时想做到丝毫不出差错，何其艰难？
……
三、正在由乱到治的进程当中
民间借贷，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发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持续发展演变，直到如今。
参与民间借贷关系的，一般包括借钱人、出借人，有的还有担保人。
借钱人，一般是遇到了困难的人：或是急需解决温饱，或是有家人受伤或生病需要医治，或是要买房买车提高生活质量，或是生意遇到危机急需周转，等等。
出借人，依据“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为标准，可分为两类。相应的，民间借贷也可粗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帮扶型，一种剥削型（我自己起的名字，嘻嘻）：
帮扶型民间借贷，出借人不以盈利为目的，只发生于双方足够信任的熟人之间。一般没有利息。借贷的时间、期限、形式等都比较随意。双方对与对方情谊的重视，一般都高于对钱的重视，互谅互让，一切好商量。
“你先拿着用去，手头啥时候宽裕了啥时候给我”“就咱这关系，你还要打条子，太见外了”，是这类民间借贷中常听到的话。
剥削型民间借贷，出借人（如当铺、钱庄）的主要目的，是靠放贷谋利。利息高，程序严，要求多，借款时间、还款期限都要约定具体。往往是借钱人遇到了需要救急的事，实在被迫无奈时的选择。
演变至今，我觉得，民间借贷仍是以上两类：
第一类，出借人不以营利为目的。这类民间借贷，多发生在亲戚、同学、朋友等熟人之间。借钱人有事，找自己的亲戚、朋友求助，出借人顾念情谊，慷慨解囊。
我在上学时，曾因兼职小有积蓄，有同学在临近寒假时没钱充饭卡，又不愿再找家人要，就向我借了二百元，说好下学期开学时带来还我。即属此类。
这类民间借贷，双方一般关系亲密，又充分信任，往往连立字据都不立，口头一说即给钱，有偶然、紧迫、随意、时间短、纠纷少等特点。
第二类，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古代有当铺、钱庄，如今有的小贷公司，或所谓“职业放贷人”，应属此类。
这类民间借贷，出借人与借钱人在借贷关系发生前可能都不相识。出借人的第一动机，不是雪中送炭，而是趁机谋利。
双方之间，往往只是冷漠的利益往来，没有感情或道义。
出借人为谋利，一方面希望能尽多贷出：贷出越多，收益就越多。另一方面，在贷出前会采取充分措施，以预防借钱人到期不还。当借钱人不按期还钱时，其反应会非常激烈。
所以第一类民间借贷，一般是借钱人主动去问出借人。第二类民间借贷，却可能是出借人主动寻找借钱人。我就曾不止一次接到电话，问我是否需要钱，能借给我多少云云。
第一类民间借贷，很少起纠纷，即使有，解决时也相对温和。至于裸贷，暴力逼债，非法拘禁等很不好的事，则基本都发生于第二类。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迅猛提高，脱贫攻坚战绩辉煌。如今，绝大多数人都能吃得饱，穿得暖，挨饿受冻的事，几乎要被扫入历史了。
当今的借贷，一般不再是为了维系基本生活，而是为了提升生活质量或增加经营规模，是更高层次的追求，紧迫性不似以往。
所以帮扶型民间借贷，可能不再像旧社会那般普遍。
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阶段，针对社会的资金需求，正规金融机构在有意识地提高保障能力。
前几年，不乏有民间借贷引发的校园贷、裸贷、暴力逼债等社会事件。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借贷，一方面有可能对金融秩序、经济秩序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只涉钱款的敏感交易，往往能激发出人性中的恶。
贷出前的诱导，贷出后的逼迫，无论对借贷参加人的正常生活，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安宁与稳定，都可能造成剧烈冲击。
小结是：帮扶型民间借贷的必要性，不似以往，剥削型民间借贷的危害性，需要重视。
立法者有针对性地制定、修改了与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也提高了对民间借贷的关注，相应进行了调查研究与措施调整。
民间借贷活动，正在法律的规制下，处于由混乱到规范的进程当中。
四、公告送达的适用率极高
送达，是案件审理最重要的前置工作之一。作为法院人，我不喜欢公告送达的方式。
公告，是法院穷尽前置送达方式无法向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时，最后能用的送达方式，在人民法院报登报，期满视为送达。
原告来法院起诉，要求裁判，是期待与法院沟通的，对原告的送达自然都没问题。无法送达的当事人，应该全是被告。
如今，手机已经基本普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不带手机的人，几乎没有。所以只要有手机号，只要受送达人配合，就不会出现“无法送达”的情况。
所谓“无法送达”，常见原因只有一个：被告不配合诉讼。
有的被告，即使对原告的起诉心怀不满，也能保持电话联络，顺畅沟通，确认送达地址，他自己能及时拿到原告的诉状、证据等材料，可以准备答辩，充分维权。
但是，也有很多被告，对法院的联络带着强烈的排斥：不接电话，接了也不好好说话，不给地址，拒绝见面，按户籍地查，查不到，问经常居住地，问不着……
被告不配合诉讼，迫使法院采取公告送达的原因，可粗分为两种：一是情绪上的排斥；二是故意的逃避。
部分被告不配合法院工作，可能是因为潜意识中有个误解：认为法院是要“帮”原告维护权益，要“替”原告追究被告的责任。所以就产生了排斥情绪。
其实，法院是中立的，不会偏袒哪一方。法官执着地联系被告，恰恰是为了保障被告的诉讼权利：充分听取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后，也要充分听取被告的答辩意见，才能作出公正的裁判。
兼听才明。
对拒绝法院联系的被告，法院只有采取公告方式完成送达，最后大多只能缺席裁判。因为情绪上的排斥，不珍惜自己答辩的权利，不向法官充分阐释自己的理由，难免会付出代价。
民间借贷案件中公告送达适用率高，情绪上排斥的原因虽然也有，但更多的是第二种：故意逃避。
民间借贷案件的被告，多是借了别人钱，到期不偿还的人。原告起诉的目的，是为了让法院判决被告还钱。被告对欠原告钱的事，是明知的，甚至是认可的，原告起诉他，应该也是在他预料之中的。
有的被告，可能愿意还钱，但是暂时没有钱，有的被告，可能内心本就不愿意还钱，能晚还就晚还。结果都是要争取拖延还钱的时间，而且对他而言，无论答辩或不答辩，都无法否认欠钱的事实。结论自然就是拒绝与法院的联系。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借钱不还，已近似骂名。
若是确无履行能力，庭审中实事求是，出借人不一定不会谅解。
对于有履行能力仍故意逃避，拒绝与法院联系的被告，我不愿意再提逾期利息的事。只想说，该还的不还，即使眼前能带来什么利益，道德与人品的减分必会让其人付出代价，一旦贴上负面标签，必定得不偿失。
真心希望，所有当事人尤其是被告，都能保持电话畅通，有话好说，不设隔膜。
五、与刑事频有交集
刑法，意在通过惩罚犯罪行为，保护各种社会关系不受侵犯，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宁。
危害性微小的行为，达不到受刑罚惩罚的程度，然而一旦量变积累成质变，社会危害性达标，刑法就该介入了：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有可能变成故意伤害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有可能变成交通肇事罪；诉的合同纠纷，审着审着可能发现是合同诈骗……
民间借贷当然是民事活动，借钱人与出借人之间达成合意的行为是合同行为，现金也好转账也罢，俱是交付行为，都不脱离民事范畴。
但民间借贷关系有三处特殊：一是主体范围限于“民间”，公权力过多介入会略显尴尬；二是上文分析过的，民间借贷案件中“认定事实有困难”；更重要的第三点，借贷关系的客体就是钱，只有钱，简单粗暴。
而侵害财产关系的犯罪，犯罪人本就是冲着钱去的，为的就是“搞钱”。
所以民间借贷的背后，很容易成为掩藏犯罪的“高发地带”
最高法院在《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中提到：“近年来，社会上不断出现披着民间借贷外衣，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诈骗等新型犯罪，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即使已经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立了民初字号的案件，背后可能是赌博，可能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可能是非法集资，诈骗等等，虚假诉讼高发。
纵向的概念讲级别，横向的概念分门类：
即使同属合同概念项下，不同类型的典型合同，规则当然多有不同；即使同属财产法项下，物权与债权当然要区分；即使同属民事法律行为项下，合同、物权等涉财产的行为与婚姻、收养等涉身份的行为，当然规则迥异……
在民间借贷这里，发生了整个的大民法门类与整个的大刑法门类的交叉。实践中，也会发生法院的民事审判业务与公安的刑事侦查业务的交叉。
一般而言，同一个行为，只能有一个定性：定了此，就不能再是彼。认定了是民间借贷合同，就不应该再是诈骗，认定了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理论上就不能再说是民间借贷。
实践中，法院与公安两个不同的单位，常因民间借贷发生交叉：同一个行为，可能此处立案后发现该归彼处管，或者彼处办理中认为该由此处办，来往协调，亦不罕见。
关于刑民交叉的具体规则，放在第二部分详述。
好了，今天这“半篇”，只是总结了关于民间借贷的五个特点：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争议大；法律关系极简单，认定事实有困难；正在由乱到治的进程当中；公告送达的适用率极高；与刑事频有交集。
没想到，刚写了第一部分，就六千多字了。臭虽未必，太长也不好，就此打住吧。
第二大部分，应该是本文的核心，我慢慢梳理慢慢写，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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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当安宁的静夜
可思的也不仅仅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