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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是手段，自由是目的
文/小窗灯火
提及侵权法，不能不感到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
公元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再过20天，就过去15年了。这是全球第一部，也是当时唯一一部侵权法，引领了全世界侵权法的立法潮流，在比较法上广受瞩目。
侵权法从无到有，从有到全，并非一路坦途。我们可敬可爱的前辈民法人，倾注了大量的感情与心血。
今天这篇，第一部分我们简要看侵权法起源的故事；第二部分描述侵权容易维权难的尴尬现状；第三部分分析这个让人不解的现状的原因，争取从一个足够深刻的层次，探讨侵权法的立法逻辑与价值追求。
起源
世上本没有侵权法。英美法系不是成文法，无需多说。在大陆法系国家，单以侵权立法，亦未曾有。国外都不用看。
在我国，大清国民法典于1910年底起草完成，包括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共五编1569条，没有侵权法。这部“大清民法草案”于1911年进入审议程序后没多久，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溥仪下诏退位，清政府皮之不存，也就无所谓毛。
后来，北洋政府曾设立修订法律馆，主持起草民刑法典。1930年12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民法》公布实施，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共五编1255条， 仍没有侵权法。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法典立法，我在本号《前世今生历尽浮沉坎坷》、《民法典学习笔记六》（分别点击均可阅读）二文中曾有介绍，不再多赘。
在50年代，受苏俄民法影响，我国有一套相对独立的损害赔偿规则，这为后来的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奠定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在大陆法系国家常见的民法典体系中，侵权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作为法定之债的一种，与意定之债如合同，还有缔约过失之债，单方允诺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都作为债的发生原因，接入债总，再与债的履行、变更、消灭等规则结合在一起，组成债法。然后就捋顺了：
债法与物法合起来是财产法，财产法与婚姻、继承等人身法合起来就是民法典的分则，把分则各编规则的公因式提取出来就是民法总则。分则与总则合起来，便是一部民法典。
1982年的民法草案第四稿，已经相当丰满，完全可以作为一部民法典通过。
但当时1982年宪法刚刚通过，中国是继续沿着计划经济的道路前行，还是按照改革开放的思路发展，在政治上还是一个未知数。法律界也发生了民法与经济法的论战，经济法一度占据上风，经济合同法便在1981年通过。
这似乎为中国民商事法律的发展方向定了调。所以在1982年5月1号民法典草案第四稿出来之后，民法起草委员会就被解散了。
转机是，1985年左右小平同志访问日本，邀请日本友人投资中国，但因中国没有民法，日本领导人的幕僚颇为踌躇。
小平同志对日本来华投资的事热情而迫切，在回国的飞机上就联系彭真同志要求抓民法立法的事。
当时民法起草小组已经解散，但还是迅速召集专家，只花了六个月时间，在民法草案第四稿的基础上，在1986年出台了《民法通则》。
其中的第六章，专章规定了民事责任，全章共四节，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二节违约责任，第三节侵权责任，第四节承担民事责任的十种方式，是一个小的总分总结构。这是大陆法系国家第一次专门、系统地规定民事责任，是个了不起的创新。
13年后，1999年合同法颁布，将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全部抽走，余下的侵权责任孤单寂寞。
像个熟鸡蛋，本有蛋清、蛋黄两个部分，99年只吃掉了蛋清，剩下孤零零一个蛋黄——那就不能不再来部法律规定这个了。
当时正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程中，因为民法典没出来，“1+6”（宪法+民法、民诉、刑法 、刑诉、行政法、行政诉）就不完备。2011年，吴邦国委员长仍然宣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建成后要继续完善。
在完善过程中，民法典的立法由“批发”改为“零售”：各编先分别制定出台，等时机足够成熟后，再整合融通。
随后受到物权法立法坎坷的影响，一直到2009年，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终于震撼问世，但彼时仿佛在非常刻意地摆脱侵权与债之间的关系，通篇92条没有一个“债”字。大意是侵权发生后，立即便产生法律责任，而不是产生债权请求权。
又十余年后，侵权法进入民法典，化身为侵权编。
在民法典中，有“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的提法，大概是又认为，侵权，仍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
侵权容易维权难
从在法学院求学起，到如今从事司法工作近十年，我一直存着这个疑问：立法也好，司法也好，为什么现状一直是侵权容易维权难？
侵权很容易，拎块石头往别人车上一砸就完成了，或者盖房时往别人家的地方扩一点就完成了，或者牵狗遛弯时一不小心狗就咬人了……
侵权人不会有额外损失，即使被追究，也只是把人家的车修复到没被砸的状态，或者把占的别人的地方腾出来，被狗咬了疼的也不是侵权人自己。
但维权非常难：
你首先要确认你的车是谁砸的，即使心中有个大概的估计，也必须先搜集证据，你可能需要报警，有监控是万幸，你需要查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监控，没有监控又得找证人，最后仍不一定能锁定侵权人。即使找到了侵权人，你得花时间去4S店，得留修车的票据，协商不成你可能得写起诉状去法院立案，法院审理时你需要请假参加庭审，即使最后胜诉了，能得到的也只是对方把修车的钱出了。
你首先得核实确认自己的宅基地范围，精确证明原来应有的四至以及长宽尺寸，拿出宅基地使用证或建房批示，取了文件还要现场测量。对方可能另执一词，你又得起诉。即使走完艰难的诉讼程序胜诉了，对方即使服判，拆除、腾退也需要一个过程。如果对方不配合，你还得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还不一定顺利。最后得到的，也只是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地方拿回来。
被狗咬，破皮流血，疼痛难忍，还要打狂犬疫苗。若遇到坏的遛狗人，他可能一开始就否认他的狗咬你了，你又得找证据。即使证明了是他的狗咬的，法院判损害赔偿也得要依据：你主张医疗费，需要整理历次去医院的医疗费票据，你主张误工费，得去单位开误工证明和工资证明，你主张交通费，可能得提供打车的票据……最后的最后，也只是拿到因为被狗咬花出去的那些钱，疼、折腾、懊恼，都是白挨的。
受害人本就倒霉，遭到损失，忍受痛苦，付出时间、精力，经历掰扯、煎熬。最好最好的结果，却是勉强恢复到像未被侵害时那样的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很费解，但我貌似找到答案了。不能急，得先迂回一下，论证手段与目的，自由与限制之间的辩证关系。
手段与目的
目的，是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想要实现的结果。手段，是实现结果的方式与途径。
就一支军队而言，他的目的，粗糙地说，就是打胜仗。至于其他的训练、装备、政治工作、军纪严明等，都是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战场，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必须军令如山，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是，服从命令本身，仍应属于手段范畴。目的，还是打胜仗。
《亮剑》中，李云龙是个不怎么愿意服从命令的人，桀骜不驯。他对阵坂田联队时，上级命令他在友军掩护下撤退，他偏偏战场抗命，从正面突围了，还一炮击中了坂田的指挥所。但是好像每位观众，都觉得他是位合格的好军人。原因是，他能实现目的：打胜仗。
完成任务是目的，为了完成任务而准备的工具、器材，进行的拼搏、努力，制定的程序、规范，统统都属于手段范畴。所有手段，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目的，为目的服务。
目的的关键在于正当明确，而手段，讲究灵活多样，条条大路通罗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灵活选择，勇于尝试。
有助于实现目的的手段，就是好手段。所有的创新，都是在对以往的固有手段进行突破后得来的。
目的，乍一听很简单。每个人从出生起，就一直有“目的”相伴，并为之奋斗：
例如要找妈妈吃奶，要玩某个玩具，勤奋学习是为了考上好大学，到年龄了要寻灵魂伴侣，要有份工作，工作中一直有工作任务，例如法官有结案任务考核指标，军人要保家卫国，商人生产、销售是为了挣到钱……
但是，实现了上面这些目的，就到尽头了吗？好像远远没有。
我忽然想起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朝闻道》，宇宙排险者一出场，便以人类无法企及的科技震慑了全世界的科学家，在他看来，地球文明不过是“婴儿”级别，困扰人类的涉及各个学科的无数尖端难题，全都在真理祭坛上被一一解答。然而，当霍金问出“宇宙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宇宙排险者惶恐了。
宇宙的目的，咱们就不讨论了。但是，我们人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或者根本目的是什么？直到如今，好像仍然没有足够一致的共识。难有共识，就更应该研究。
我们不妨用个句式：“……是为了……”。“是为了”三个字，前面的，是手段，后面的，是目的。
当后面的能继续被摆到前面的时候，就说明他还是手段，就仍没能走到尽头，不是终极目的。
例如，参加高考是为了上大学。参加高考是手段，上大学是目的。
上大学还能被放到前面吗？能，上大学是为了学知识，或者，上大学是为了取得学位。
取得学位还能被放到前面吗？能，取学位是为了找工作，或者，取学位是为了证明自己。
找工作还能放到前面吗？能，找工作是为了获取生活来源，或者，找工作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
……
我发现，尽头确实不容易走到。有宗教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成佛，例如上天堂。然而，前者听起来像是要获取某个身份，后者听起来像是要到达一个场所。取得身份、到达场所，能被放在前面吗？取得身份之后呢？到达了场所然后呢？
应该还是有然后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仍然没有走到尽头，还是没能回答终极目的是什么的问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我们明确了，世界是物质的。人类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生意义的问题，但没来得及回答，终其一生，直到《资本论》问世，仍然没有填补这个空白。直到如今，好像马克思主义与我国诸子百家的学说包括儒学，都不直接讨论人生的目的，而是用谈论责任、义务、社会关系伦理道德来代替。
例如，为了赡养父母，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奉献，为了让别人因自己的存在而更好的生活。这对一个具体的个体而言，可以作为目的无妨。
但是，对全人类而言，此个体对彼个体的责任、义务、奉献，属于人类这个群体内部的事务，仿佛不能再以此定义整个人类的存在目的。
就像我们体内，心脏的目的是为了供血，肺的目的是为了供氧，但这属于人体的内部事务，不能以体内某个部分对另一个部分的目的，来定义整个人的目的。
我们党建党后，很快明确了新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往前走了非常了不起的一步，在我国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这到尽头了吗？实现民族复兴、共产主义，是为了什么？
为了使人们能幸福地生活。再往下，走不动了。大概，这里能算是尽头了。
对，尽头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朴素。好好生活，幸福地生活下去，这就是人类存在的目的。
其他的所有所有的一切，种地、生产、经商、战争、政治、经济……全部的全部，都应该为了这个目的服务，全部都是手段。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共产主义，最终也是为了人民幸福。
龙应台曾提到，不要大国崛起，只要小民尊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这么认为。
如果是，那她虽然认识到了小民尊严是目的，但忽略了大国崛起对小民尊严的必要的保障作用，没有意识到只有通过大国崛起的手段，才能实现小民尊严的目的。
如果不是，那她就是妄图将本来是手段与目的相辅相成的这对关系，扭曲为互相对立的关系，为我们的大国崛起造成障碍。
若是前者，她是蠢，若是后者，她是坏。
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目的还是为了人民能幸福。
自由与限制
自由一词，能动多义，但可粗糙描述：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内心的设想，来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当内心设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的时候，可以自主决定采取行动，而且具备外界条件，以消除或弥补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士兵突击》中，团长操着湖北口音对许三多说，想要，和得到，中间还有两个字，那就是要做到。导致不幸福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自由的限制——不能做，或做不到。
我在本号发过一篇《聊自由》（点击可阅读），将对自由的限制分为三类：
一是物质上的限制：食物、衣服、房子、车，全都属于生活所需的物质范畴，想买房而钱不够，渴了没有水喝，是物质上的不自由；
二是时间上的限制：自己有极多想做的事，但是迫于各方面压力，时间要被用去做别的事，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是时间上的不自由；
三是思想上的限制：脑子里只有放羊、挣钱、娶媳妇、生娃娃，生了娃继续放羊、挣钱这几件事循环的放羊娃，即使感觉不到自己被物质所困，即使有大把时间，仍是受限于狭隘的视野，不能算自由的生活。
一个人是不是自由，要看的是，这个人内心所需与其外界实际情况的关系，而不是只看外界实际是否优越。
吃肉是自由，被迫吃肉是不自由。想打乒乓球时，可以去打，是自由；乒乓球运动员要备战比赛，即使不想打了也还必须继续打，就是不自由。
与自由相对的，是“他由”，即自己的生活、言行，要受到其他人或其他物质条件的控制与支配。
宏观看，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人类整体的自由程度越来越高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物质极度匮乏，人类衣食不保，那是最不自由的时候。
随着生产力发展，物质资料逐渐丰富，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奴隶主对奴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控制，非常强势。
而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仍然剥削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的自由程度比起奴隶，比起农民阶级，已有显著提升。
现在我们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把自由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
然而，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意味着所有对自由的限制都将消亡。
限制，是必然会存在的。
就像马路上的红绿灯，红灯亮，我们就不能走了，这貌似限制了我们通行的自由。但是，每当经历没有红绿灯但车流量又大的路口的混乱，每位驾驶员都毫不掩饰对红绿灯的思念。
《天龙八部》中慕容博经扫地僧“开导”后，说庶民如尘土，帝王亦如尘土。大燕不复国是空，复国亦空。他执着一生的复国之念，灰飞烟灭，变成一个无欲无求的和尚。佛家讲三界唯心，四大皆空，最求心无挂碍的心性体验。
然而，佛家本身的限制却是极多，百丈清规，三千威仪，戒律森严苛刻。他们是试图通过被过分限制的修行，去达到欲求皆无的目的。
国共之争中，国军军纪败坏，组织涣散，在驻地抢钱抢粮抢女人，随心所欲，仿佛最是自由。汤恩伯过河南，流传起民谣：宁可日军烧杀，不要汤军驻扎。
共军限制极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进村必须和善，见人便“大爷、大妈，我们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黄克功履历辉煌，战功赫赫，中央仍未姑息，处以极刑。
最后国军饮恨，蜗居台湾。由我们共产党人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幼年时求学，与成年后谋生，虽无绝对因果，但大家应该都承认相关：
上学时对自己要求严格，压制贪玩欲望，悬梁刺股，刻苦读书的人，更易金榜题名，成年后往往相对顺遂；上学时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吊儿郎当、游手好闲的人，往往名落孙山，成年后谋生，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抗美援朝惨烈悲壮，志愿军战士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感天动地，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艰苦的环境中激烈战斗，是不自由，但只有打得这一拳开，才能赢下稳定的发展环境，免得百拳来。
社会是由很多个体组成的，大家都是越自由，就越幸福。非特定主体的自由，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所有个体都有追求幸福的本性，都会倾向于让自己的自由最大化，所以每个个体的自由都呈现出向外扩张的趋势。所有的、以任何名义进行的对人正当自由的无理侵扰甚至吞噬，都会招来抵触与反抗。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空间、时间、包括物质等资源远非无限，社会需要秩序，所有个体的自由与权益都需保障：
你可以自由挥舞你的胳膊，但你不能打到别人的脑袋。你挥舞胳膊的自由，法律是重视的，是保护的，但考虑到社会秩序与他人权益，对你挥胳膊的自由必须予以压制。
每个个体的自由在向外扩张，而社会秩序与其他个体的自由又在向内压制，呈现出一个此进彼退的冲突结构。
所谓限制，是给外扩内压的冲突结构划明的一条界限：限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保障自由、实现自由的手段。
就像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以限制保自由则自由存，以放纵求自由则自由亡。
道德、法律、规章制度、公司章程等各类行为规范，是社会秩序与个体的自由之间博弈动荡之后得出的平衡手段——就像路口的红绿灯，虽然貌似在限制通行自由，但那是维持秩序，实现自由的必要手段。
然而，请注意，人类社会中对不特定个体的自由的限制，可以粗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客观上应该存在的，必要的，正当的，例如不能随意杀人或伤人，例如有红绿灯的路口，红灯亮起后不准通行。
第二类是少数人主观臆定的，不必要的，不正当的，例如古代妇女必须缠小脚，例如见到皇帝必须跪拜。
前者，是真正的保障自由，实现自由的手段；后者，则纯粹是为了限制而限制。
可进一步明确，人类社会发展中对自由限制的变化历程：
是第一类对自由的限制越来越明确，共识程度越来越高，所有人越来越愿意普遍遵守的历程；是第二类对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少，越来越宽松，最后逐渐走向消亡的历程。
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压迫，剥削，都将消亡，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再凌驾于他人之上，没有人能再无理由地限制另一个人的自由。
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类对自由的限制，将凝聚成所有人的高度共识，得到普遍遵守。第二类对自由的限制，将不再存在！所有人都将获得充分地解放。
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妨审视、辨别一下身边那些能对自由形成限制的一切，哪些属于第一类，哪些属于第二类。
不要怕，大胆一点，古代缠小脚、跪拜皇族那些封建陋习，都曾是铁律，现在不也全给废除了吗？
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本就是在破旧立新中进行。不管是什么制度，什么纪律，只要带有臆断属性，只要属于一小部分人主观臆想出来的，不必要的，拿根鸡毛当令箭的，对不特定人的自由的限制，全部都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人类发展的阻碍，是社会进步的扯后腿因素。
用旧时称呼，那些人就是反革命、顽固派、反动派。
侵权法的价值追求
在一个侵权关系中，常见的是两个人，一个侵权人，一个受害人。人们大多认为，侵权法是一部让侵权人赔偿受害人的法律。
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一条：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第一句说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是哪个主体？侵权人还是受害人？大部分人可能认为，保护的是受害人。
如果，侵权法只是为了保护受害人，那只写一个条文就够了，就是造成的损害都要赔偿，或者更慷慨一点，说没损害也赔一点。
但是，侵权法写了90多个条文，侵权编有95个条文，详细规定，这个情况承担这种侵权责任，那个情况要承担那种侵权责任，什么情况能免责，什么情况能减轻，什么情况能替代，真赔的话也不能七大姑八大姨都要精神损害，每种损害都需要证据来证明……
感觉侵权法的目的，不全是为了保护受害人。
为什么？侵权法不保护受害人，保护什么？
其实，世界上并不只有侵权人和受害人，还有其他的，广大的不特定的人，他们，并非不在侵权法的视野当中。
即使在一个小环境中，例如一百人的教室里，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除了这两位，还有98个人呢。
侵权法要考虑的，要保障的，要照顾的，除了受害人之外，还要保护不特定人，保障另外那98个人的自由。
如果一个人被打，受害人只需跨过很低的门槛，无需太多的依据，很容易就能向不特定的人，向那98个人进行索赔，对受害人是保障了，但那不特定的人，那98个人就要花费时间与精力去应对。
那就相当于限制了全社会不特定的人的自由，限制了另外那98个人的自由。
所以侵权法的存在，是希望用技术性的规则，来限制侵权责任的构成，圈紧侵权责任的扩张趋势，使其免于侵蚀不特定的民事主体，进而保障全社会的整体自由。
这应该就是侵权法主要的价值追求。
人民幸福，是终极目的。保障自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侵权法除了保护受害人，还必须努力限制侵权责任的扩张，避免其对不特定人的自由造成妨害。两相平衡，便是现状。
这，就是侵权容易维权难的原因。
好了，按立法历程写了我国侵权法的起源，写了侵权容易维权难的现状，通过分析手段与目的，限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探索了侵权容易维权难的原因。又是八千多字。
按保尔柯察金所说，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时代，不似以往需要金戈铁马，血染疆场，也不必苛求惊天动地，辉煌业绩。不妨承认、接受自己的平凡，我们只是浩瀚的历史潮流中最普通的一颗水滴。
为全人类的幸福这个终极目的而奋斗的同时，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也是人类的组成部分，当然有权利享受那些幸福与自由。自己的命运，自己把握，能做到的不留遗憾，做不到的无需懊恼。热爱当下，热爱生活，尽己所能，兢兢业业，坦荡轻松，光明磊落，平和地、安详地奋斗下去，幸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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