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的修士们对大学的贡献（二）
文摘
2024-11-07 08:11
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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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右上角“...”可以打开“听全文”的音频功能在1221年，多米尼克修士们登陆英格兰，继续一些时日，抵达牛津，在犹太人中找到了他们的第一个住处，在那里有很多信仰转变要完成。在圣·爱德华教区他们开启了他们的雄辩和学校，并且从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起，似乎他们就受到了确定无疑的欢迎。他们在布道和逻辑辩证法方面的技巧赢得了受过教育的听众。他们的简朴、贫穷，和热情，吸引了所有人。圣·埃德蒙·里奇的老学生，罗伯特·培根和理查·费舍克出现在他们最早的教师中。这位罗伯特·培根（Robert Bacon），出生于约1150年之后，卒于1248年，是牛津大学的第一位多米尼克修士神学家，最早的多米尼克作家。他大约在1210年师从约翰·阿比维尔（John of Abbeville）在巴黎大学学习，1219年成为神学导师，当他在1234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加入多米尼克修会时，他正在行使教授职责，与阿宾顿的圣·埃德蒙·里奇和理查·费舍克关系密切，据说曾和理查·费舍克一起去巴黎大学学习。他积极参与教会、王室、市政，和大学的事务。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233年国会的布道中，在亨利三世面前，公开谴责国王约翰和他的儿子亨利三世在位期间的温彻斯特主教，彼得·德·罗赫斯（Peter des Roches）。作为神学家，培根具有奥古斯丁的传统，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比较保守。他的作品很少流传下来，人们认为是他写作了圣·埃德蒙·里奇的早期生活，但这个理论现在被否定了。有人说他是罗吉尔·培根的兄弟，也有人说他是罗吉尔·培根的叔叔。他在1238年就已经被描述成一个老人了。他在牛津接受教育时，一开始是埃德蒙·里奇的学生，后来成了他的朋友和讲师伙伴。根据《大英传记》（the Biographia Britannica）记载，1233年，他接替埃德蒙·里奇成为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司库。理查·费舍克（Richard Fishacre），约1200-1248，是一位英格兰的多米尼克神学家，他是牛津大学第一个担任多米尼克修会首领的人。他在牛津大学任教，并撰写了关于伦巴第人彼得的《句子四书》的来自牛津诸校的第一个评论。根据《天主教百科全书》的陈述，他影响了罗吉尔·培根。他本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的作品和个性的影响。他同意格罗斯泰斯特的观点，即人本质上不是一个灵魂。他们都认为光是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媒介。费舍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灵魂就像现代观念中的鬼魂。另一位塑造了他的思想的哲学家是阿维森纳（Avicenna ，约980-1037）。阿维森纳是波斯人，博学家，被认为是伊斯兰黄金时代最重要的医生、天文学家、哲学家，和作家之一，还是早期现代医学之父，“可以说是前现代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他一样，费舍克认为灵魂和肉体是不同的实体。这位牛津多米尼克修士无疑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普遍的物质形式论（Hylomorphism）。费舍克和他在牛津的同事们一样，对于灵魂中形式的统一性或多元性也不确定。他断言，灵魂与天使共享理性的形式。他的结论是，灵魂这个词指的是某种与植物一样的东西，即感性的和理性的。像卡莱尔主教和孀居的牛津伯爵夫人这样的名流要人授予财产供他们使用。不久，这位主教辞去了他的主教职务，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国王给了他们来自沙特欧瓦和威奇伍德的木材。犹太人给了他们几个信仰转变者，——这是所有中最宝贵的。——沃尔特·毛克莱克（Walter Mauclerk），卒于1248年，是中世纪的卡莱尔（Carlisle）主教和英格兰的高级财长，并为皇室处理一些欧洲的外交事务。毛克莱克于1246年辞去教廷职务，成为牛津的多米尼克修士。在担任主教期间，他为教区的财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将大部分财产留给了教区或牛津的多米尼克修会。——伊莎贝尔·德·博莱贝克（Isabel de Bolebec），约1164-1245，第三代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Robert de Vere）的妻子，她是牛津多米尼克修会的女施主，曾帮助他们在牛津找到住处，并在1227年左右为在那里建造他们的讲堂做出了贡献。当修士们需要一个更大的修道院时，她和卡莱尔主教购买了牛津南部的土地，并贡献了大部分资金和材料。
在英格兰和其他国家，多米尼克会的修士们被称为“黑修士”，因为他们在白色的僧袍外面穿戴着黑色的帽子或斗篷。这是相对于“白修士”，即加尔默罗会修士（Carmelites），和“灰修士”，即方济各会修士（Franciscans）。没过多少年，黑修士们卖掉了他们在犹太人中的家，搬到了南城墙以外，“小城门”外的更大的地方。他们的赞助人们曾赠予他们一座位于特里尔磨坊河和泰晤士河之间的小岛，而在这里已经有一座新的修道院开始兴起。在特里尔磨坊河上的石拱上，他们建造起他们的布道者之桥。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教堂、磨坊、学校，和修道院。在这里，像“黑修士路”和“布道者池”这样的地名很久以来一直让人们回忆起他们。在这里，向西北，在圣·埃比教区，在城墙边的低地，他们的邻居是牛津唯一一个在虔诚和名望上能胜过他们的社团。多米尼克修士们住在犹太人中没多久，方济各修士们也跟随他们的脚步。在1224年9月，一小群赤足的修士们在圣·方济各为这项艰巨的任务所选择的比萨的阿涅勒斯的带领下，穿着他们兄弟会习惯的灰色粗布，来到了多佛。比萨的阿涅勒斯（Agnellus of Pisa），约1195-1236，是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并作为该修会在英格兰的第一任省长（1224-1236）。他被认为是英格兰方济各会的创始人。在1224年9月10日，他和他的8位修道士在费坎（Fécamp）修道院的僧侣们的帮助下登陆了多佛，僧侣们慷慨地为他们提供了路费。当他们到达坎特伯雷时，他们受到了已经在镇上建立了修道院的多米尼克修会的热情接待。初到牛津时，除了为他们付清旅费的费坎修道院的僧侣们的慈善施舍，他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他们来到坎特伯雷，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修士中的四人，连同两名英格兰人，从坎特伯雷出发，前往伦敦。在那里，多米尼克修士们很欢迎他们，并且在康希尔那里，他们建造起用草填充分户隔墙的他们的第一座粗陋的小屋。不久以后，这两名相同的英格兰人，诺福克的英格沃思的理查和来自德文郡的另一个理查，从伦敦再次出发，尽管有森林和洪水的危险，尽管阿宾顿修道院不好客的副院长认为他们是骗子——《圣经》中所说的窃窃私语的人——而不是上帝的子民，但他们安全抵达牛津。多米尼克修士们也在那里为新来者提供了食宿，直到他们能为自己租到一处简陋原始的住所。他们首先在圣·埃比教区从布匹商罗伯特那里租到一所房子，并在后来，在接下来的夏天，租到一座周围有些场地的更大的房子，没过多久，磨坊主理查就安排这座房子的委托以供他们使用。这座牛津修会会馆——或者是宗教分支机构——的第一任监督是位英格兰人，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新手，从国外随传教团而来。许多“诚实的学士和贵族”很快加入了这个修会。同情者和狂热者给他们带来了礼物。圣·埃比的新房子被奉献给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得以在这座城镇的西南角扩大他们的住所。在1244年，方济各会的灰修士们得到国王的许可，在东边的小城门和西边的城堡之间穿过南城墙，并和多米尼克修士们一样，他们也被授予了泰晤士河上的一个岛屿和用一座桥把它和他们的主要财产连接起来的权利。这个岛可能有助于作为罚款来偿付“西蒙尼斯的儿子亨利的儿子的亨利不可饶恕的罪行”，也就是我们前面章节说过的“决不答应亨利·西蒙尼斯的和解”的那个古老誓言的故事。这个岛是1245年被转让给他们的。爱德华一世还授予牛津的小兄弟会修士们的学监和修道院一笔50马克的年金。在爱德华二世治下，他们还申请了一项永久保有不动产的许可。在这里，在贫穷低洼的郊区，这个修会的第一座简陋的房屋建起来了。兄弟会成员们在教堂里亲手劳作，一位主教和一位修道院院长，他们曾穿上乞丐的衣服，帮助搬运水和沙石。在他们的住处，奢侈是被禁止的。圣·方济各曾告诉他们，最好的布道是居住在“简陋的泥木小屋里”，他最严格的追随者们将这一禁令坚持为一个信条。这个修会在英格兰的首要机构在纽盖特的屠宰场附近的臭巷里成长起来。从地名看，这个地方的环境很差，但修士们并没有刻意去选择不健康的场地。他们把这样的能得到的场地都取走了，有时也会用公众的捐赠购买一些便宜的地方。剑桥的方济各会小礼拜堂据说是由一个木匠在一天内建成的。什鲁斯伯里的宿舍墙壁最初是用石头砌的，后来被换成了泥墙。一个异象警告了牛津的修士们，说人们可能会因为无节制地建造而受到诅咒。嫉妒的批评家们和僧侣历史学家们，都在密切关注，以指责他们建造了“像国王们的宫殿一样高大的大厦”。亚当·马什担心他的新手们会因血肉之躯和木材与石料之物，以及世俗的利益而忽视精神上的东西。甚至格罗斯泰斯特也宣扬反对这种危险的野心。在阿涅勒斯的时代抚育起来的学校可能是在牛津的灰修士的早期建筑中最好的建筑之一。根据他的命令，医务室建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一个人在里面几乎站不直。直到最初的和最严厉的年代结束，这个修会宽敞的修道院才被设计出来，用于布道的宏大教堂才被建造起来，在那里，在“一座奢华的金字塔之下”，陈放着它最富有的捐助者——罗马人的国王理查——的心脏。但时间和偏见注定会将修道院和教堂这两者扫荡一空。如今，在牛津的沼泽地里，再也没有或朴素或辉煌的痕迹，使人回想起小兄弟会修士们的修道院。“主要有三件事，曾使这个修会发扬光大”，一位方济各会的首领说，“赤足、陋衣，拒收钱”，——还有，无疑，他们一心一意的贫穷所给予这些行乞修道士的影响力，超过了当时他们所掌握的任何其他东西。然而，甚至比他们的贫穷还勇敢的是灰修士们援助病人的奉献精神，和他们奉献自己，服务于麻风病人，那些中世纪世界中最可怕的弃儿。在13世纪的欧洲，对于一个人是否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没有比这更艰难、更真实的考验了。圣·方济各是一位热爱人类，热爱走兽、鸟类，和所有创造物的诗人。有一次，他承认，看到一个麻风病人，即使是他也会感到痛苦和作呕。但是，“受称颂的主领我到他们中间，我怜悯他们”，——于是仁慈和温柔也给修士们自己带来了回报。他们在病人中间的工作引导修士们研究医学和身体状况——这在之前很少有人做过——并为实验科学提供了某种宝贵的促进。在对大众情感和对那些城镇里卑微而被忽视的居民们的吸引力方面，几乎不弱于他们对麻风病人的医疗援助的，是方济各会信条中躬行的和寓于情感的那些基本要素，是兄弟会成员们对基督的人道和受难，神的童贞的母亲的纯洁和母性气质，的不变坚持。灰修士不得不对没有学问的人们布道。由于他依赖于他的听众，他不得不想办法触动他们的感情。比之精神上的快乐，没有什么更能有助于他了，——而这个修会追随它的创始人的榜样，把这种精神上的快乐变为它自己的财富。笑声，似乎是年轻的牛津修士的诱惑。他不得不被禁止对他的祈祷者们笑得过多。愉悦和快乐几乎是他的规则的一部分。在饮食上过分节俭是不受鼓励的。作为别人餐桌上的客人，兄弟会成员们被允许吃各种各样的肉。格罗斯泰斯特曾强烈要求一杯酒来进行一次忏悔，他告诉他们，“吃，睡，和快乐”都是健康所必需的。赞美诗和颂词对这些“上帝的游吟诗人”来说没有悲伤。他们的确能够哭泣，因为爱没有被爱过，而“愤怒之日”就是方济各会的圣歌。但生活中的快乐是他们信条的一部分。作一个好小伙，讲一个好故事，把邻居们的新闻和闲谈传遍乡村，这些决不与小兄弟会的理想相抵触。为修士们赢得了穷人们的心的那种温暖的人类同情心，那种广泛的理解力，同样很容易地在要人中交到了朋友。我们发现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充当参事、外交官、十字军。牛津小兄弟会成员被用作皇家使节。亚当·马什被派往海外担任大使。一位牛津修士们的导师被爱德华王子作为同伴带到了圣地。在13世纪结束之前，牛津修道院的一位院长和十字军一起行军，在基督教骑士团在的黎波里的最后一次猛烈进攻中扛着十字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