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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老师和学生们用些什么教材？人教版？谁写的？有毒吗？
在阿尔昆和查理曼大帝的时代，也就大约8世纪时，教科书少而贫乏。但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为数不多的教科书一直占据着这一领域。随着岁月的继续，教育的基础工作很少有异变。多纳图斯和普里西安是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语法学家，他们的语法著作一直是中世纪的课本，圣•格列高利对他们权威的反叛是徒劳的。多纳图斯是4世纪中叶的罗马语法学家和修辞学教师。他是早期标点系统的支持者，他用放置在三个连续较高位置的点表示连续较长的停顿，大致相当于现代的逗号、冒号，和句号。这个系统一直持续到7世纪。然后，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创建的更精致的标点符号系统获得了优势地位。我之前提到过普里西安（Priscian），他活跃于约公元500年左右，是一位拉丁语法学家，著有《语法学科》（the Institutes of Grammar）一书，这部书是对拉丁语语法的系统阐述，是中世纪学习拉丁语的标准教科书。他的语法著作是基于2世纪希腊和罗马最著名的语法学家，埃利乌斯·希罗迪亚努斯和阿波罗尼乌斯的早期作品。书中包含的用来说明语法规则的例子保存了大量拉丁作者的著作片段，如果没有他的著作，这些片段就会丢失掉，现存的手稿据说大约有一千份。希波的奥古斯丁，他的著作影响了西方哲学和西方基督教的发展，被视为教父时期拉丁教会最重要的教父之一；他的重要著作包括《上帝之城》、《论基督教教义》，和《忏悔录》。据他同时代的杰罗姆说，奥古斯丁“重新建立了古老的信仰”。在这一时期，由他的一位学生奥罗修斯写下，并由阿尔弗雷德国王翻译，并获但丁赞誉的《历史故事》，试图通过回顾在那些异教徒的时代中这个世界曾发生过的灾难来抚慰基督徒们。但是，这些历史故事对学习知识的事业和人类的欢乐精神几乎没有贡献。马提亚努斯•卡佩拉则拥有某种远为隆盛的声望。他活跃于约公元410-420年，是古代晚期的法学家、博学者，和拉丁散文作家，被认为是构成中世纪早期教育的七门自由技艺——或称人文学科——的体系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他关于“语言学和墨丘利的婚礼”的奇妙寓言对学生世界产生了某种强烈的吸引力。他富于想象力的卖弄学问，他简而明的幽默，他装饰性的和通俗的拉丁语，在早期的爱尔兰赢得了青睐，并且，历经了一代又一代人，获得了普遍的流行。他传承了一项对中世纪来说不可或缺的学校传统。但他的那种半异教徒的异想天开的品性在阿尔昆任教的那些学校里引起了不信任。波伊提乌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477-524），欧洲中世纪开始时的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逻辑学、哲学、神学、数学、文学，和音乐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最后一位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拉丁教父”之称。波伊提乌斯是6世纪早期的罗马元老院议员、执政官、最高级的行政官，和哲学家。他在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的统治下担任公职。524年，狄奥多里克大帝以阴谋推翻他的罪名将波伊提乌斯监禁并处死。在监禁期间，波伊提乌斯撰写了《哲学的安慰》（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这是一部关于命运、死亡，和其他问题的哲学著作，后成为中世纪最受欢迎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他从身居高位到入狱等死的经历启发了这部著作，这部著作反映了邪恶如何能在上帝统治的世界中存在（神正论问题），以及如何在变幻无常的命运中仍然可以获得幸福，同时也考虑了幸福的本质。在1891年时，这本书被描述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有趣的监狱文学作品”。波伊提乌斯把这本书写成他自己和哲学的一位女性化身之间的对话。哲学通过讨论名利的短暂性本质来安慰波伊提乌斯，“没有人能真正安心，除非他被命运抛弃”，以及她称之为“唯一真正的好”的心灵的事物的终极的至高位置。她认为幸福来自内心，美德是一个人真正拥有的一切，因为它不受命运变迁的威胁。波伊提乌斯的《音乐教育》（De institutione musica）对中世纪音乐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中世纪传播最广的音乐著作。波伊提乌斯作为众多手册的作者，以及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的译者，成为了古典时代（Classical antiquity，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6世纪之间，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文化史时期）和随后的几个世纪之间的主要中介。所以，他被称为一位“伫立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学者。这位伟大的罗马学者，虽然不能自称为一位基督教的殉道者，但他的那些教育著作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并且，他的《哲学的安慰》的宏论在中世纪复杂、混乱的思想中，敲响了关于简单和清晰的一个罕见的音符。王公们和诗人们一同向他致敬，无数代的教士们和哲学家们都认可了他所憧憬的美景。他关于音乐、算术，和欧几里德几何学的书籍，他关于一部几乎每个学生都用过的对亚里士多德的介绍——珀菲里的《导论》——的翻译和评论，他的那些原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广为人知的逻辑学著作和他对亚里士多德的那些译作，使得波伊提乌斯成为中世纪教师中最伟大的名字，并且从他的版本的《导论》中的一个著名句子（见后文），那些时代的学院辩论，或者说经院辩论，开始兴起。——这里提到的珀菲里（Porphyry，234-约305），是一位推罗（Tyre）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推罗就是《圣经》中上帝说“我必使你成为光溜溜的磐石，你必作铺网的地方，你必不再被建造”的那个城市，看来上帝说话不算话。他的《范畴导论》（the Introduction to Categories）尤其受到赞赏。这本书并不是专门用于介绍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Categories，其实我更倾向于将这个名字翻译为“分类”），而是介绍一般的逻辑，包括断言、定义，和证明的理论。这篇《导论》描述了如何对归属于事物的性质进行分类，把物质的哲学概念分解为5个组成部分：属（genus），种（species），差异（difference），属性（property），非本质属性（accident）。作为珀菲里对哲学最具影响力的贡献，《范畴导论》将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的逻辑纳入新柏拉图主义，特别是被解释在实体（即后来的哲学中的“普遍性”）的术语中的“存在的类别”（范畴）的学说。波伊提乌斯的《导论》（Isagoge）是珀菲里《导论》的拉丁文译本，在欧洲学校和大学中成为标准的中世纪教科书。在中世纪的教科书中，极其重要的“珀菲里树”（Arbor porphyriana）阐明了他对物质的逻辑分类。即使是今天在对生物进行分类时所使用的分类法也是得益于“珀菲里树”的概念。《导言》被从叙利亚语版本翻译成阿拉伯语，此后长期以来一直是穆斯林世界标准的逻辑学入门课本，并影响了神学、哲学、语法，和法学的研究。波菲里对非本质属性（accident）的讨论引发了对“非本质属性”和“本质”（essence）的应用的长期争论。卡西奥多儒斯（约485-约585），是一位罗马政治家、著名的古代学（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识）的学者、作家。他服务于东哥特人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是东哥特民事政府的总理。他是波伊提乌斯的一位同事和仰慕者，他不那么名声显赫，但却比他更加幸运，没被皇帝杀死，将漫长而忙碌的一生中不少的部分致力于追求知识和对神职人员的教育。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试图弥合6世纪在东方和西方，在希腊文和拉丁文，在罗马文化和哥特文化，以及在正统民众和他们的阿里乌派（Arian）统治者之间的文化鸿沟。卡西奥多儒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支持基督教社区的教育。他退休后，建立了名为维瓦里姆（Vivarium，动植物园）的修道院和修道院学校。他还与教皇阿加佩图斯一世合作，建立了一个希腊和拉丁文图书馆，旨在支持罗马的一所基督教学校。在他曾建立起的修道院的安宁和正统中，他进行各类著述，关于经文和历史，关于逻辑和语法，甚至关于其他更浅显的主题。他的著作《卑微的狄奥尼修斯的学院》（Institutiones of Dionysius Exiguus）是为了指导僧侣的学习而写的。为此，《学院》主要把重点放在一些被认为可在维瓦里姆图书馆中找到的著作上。《学院》似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写作的，从530年代到550年代，一直到他去世时都在进行修订。当他建立罗马神学院的提议被拒绝时，他被迫重新审视他学习和解释资料的整个方法。他将《学院》作为入门学习“神圣”和“世俗”著作的指南，以代替计划在罗马开设的基督教学校。卡西奥多儒斯的《变化》（Variae）表明，他就像希波的奥古斯丁一样，把阅读看作是阅读者的一种变革行为。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他在维瓦里姆修道院学校设计并执行了需要高强度的阅读和冥想的学习课程。卡西奥多儒斯希望通过指定阅读著作的特定顺序，在读者中建立必要的纪律，使其成为一名成功的僧侣。除了要求学生遵守纪律外，卡西奥多儒斯还鼓励学生学习“自由技艺”，也就是文理科课程。他认为这些“技艺”是《圣经》内容的一部分，掌握它们——尤其是语法和修辞——对于全面理解《圣经》是必要的。这些“技艺”分为“三学科”（修辞学、成语、词汇和词源）和“四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他的专著《自由技艺的技艺和学科》（De Artibus ac Disciplinis Liberalium Litterarum）给予旧传统某种新鲜的支持，成为学生们的一部必备的手册。即使在我们看来它是无足轻重和令人困惑的，它也仍然比以往更进一步地传播了当时的教导和对逻辑辩证法的学习研究。他还鼓励本笃会的修道士学习那个时代的医学文献、已知的草药，和希波克拉底、迪奥斯科里德、盖伦等希腊医生的文献。在公元6世纪，在保存和探索古典文学方面，只有波伊提乌斯能与之匹敌。他发现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著作在表达其他“技艺”无法表达的更高的真理方面很有价值。尽管他认为这些著作远比不上《圣经》的完美词句，但其中所呈现的真理有助于他的教育原则。因此，他不怕在引用神圣经文的同时引用西塞罗的著作，并承认古典的“善”的理念是修辞学实践的一部分。他对古典思想的热爱也影响了他对维瓦里姆修道院学校的管理。他与将美视作善的伴生物的基督教的新柏拉图主义有着深刻的联系。这启发了他调整他的教育计划，以支持修道院内手稿的审美提升，这是以前就实践过的做法，但不是在他所建议的那种普遍性中。他认为，学习古典文学绝不可能取代《圣经》在修道院中的作用，它的目的是加强已经在进行的教育。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所有希腊和罗马的作品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以确保只有适当的文本可被接触到，以适应结构化学习的其余部分。——这有点像孔夫子删除《诗经》中他认为不合适流传的内容。卡西奥多儒斯的影响是深远的。在维瓦里姆学校成立之前，抄写手稿一直是一项被留给要么缺乏经验，要么身体虚弱的信徒们的任务，或者是由受过教育的僧侣们一时兴起执行的。在卡西奥多儒斯的影响下，修道院系统采用了一种更有活力、更广泛、更有规律的方法，来在修道院内复制文献。这种发展修道院生活方式的方法通过德国的宗教机构得以延续。修道士日常生活的这种变化也与更高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这个过程不仅与有纪律的习惯有关，而且与历史的保存有关。在卡西奥多儒斯在世时，神学研究趋于衰落，古典著作逐渐消失。即使在取得胜利的东哥特军队还在乡下时，他们也仍在继续掠夺和摧毁意大利的基督教遗迹。卡西奥多儒斯的工作有助于古典和基督教文学在中世纪得以保存。《剑桥中世纪史》称卡西奥多儒斯是“在西方，对保留文学学识而言，最伟大的独立贡献者”。尽管卡西奥多儒斯在修道、文学，和教育方面做出了贡献，但他的努力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他死后，当时只有包括毕德（Bede）在内的部分历史学家将他视作教会的无名支持者。在对卡西奥多儒斯的描述中，一些中世纪的学者们已在记载中改变了他的名字、职业、居住地，甚至他的宗教信仰。他作品中的一些章节被复制到其他著作中，表明可能有人读过他，但并不为人所知。对阿尔昆的学生们来说，波伊提乌斯和卡西奥多儒斯必定一直是耳熟能详的名字。此外，伊西多尔，塞维利亚主教，在其身后留下了20部以来自早期拉丁语作者们的篇章来举例说明的词源学著作，这些著作还在几乎每一个科目上归纳了那个时代不充分的知识。而毕德，首位英格兰历史学家，英格兰人的学识之父，曾经为学识迟缓而狭窄的溪流，贡献出他值得纪念的辛劳。看天色不早，我们的夜航船今天不妨就停在这里，来日再驶往下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