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夜航船
文摘
2024-08-14 18:23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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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右上角“...”可以打开“听全文”的音频功能从前文可以看到，很明显，在12世纪中叶以前，牛津就有了一些“学校”，在那里，人数众多的书记生们已经聚集在一起，听那些博学的人们授课。那里住着牧师、僧侣，和教士，其中一些人很可能已在身边吸引了一批学生追随。那里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城镇，从这个王国的所有部分都可以进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国家活动的一个中心，处于一座知识分子的宫廷的附近。那时，在学者们的心中有一种新的躁动和独立，一种渴望获取更广泛的知识以回答人们心中那些新的呼唤的热情。它需要的只是某种强有力的推动力，来把源源不断从海外流入的英格兰学生，变成某种本土的渠道，以在圣•马利亚教堂周围的小巷中发展出一座“大学校”（Studium Generale），一座给北方世界的大学（University）。这种推动力，有理由相信，被发现于当时的那场伟大的神职人员的斗争中。法国的君主毫不掩饰他对这位大主教的同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认为发生在1167年的，那场让外国学者们离开法国的驱逐，即使这只不过是一次自愿的大批离去，也很可能阻止了英格兰人流向巴黎，并把许多住在巴黎的人送回国。亨利二世颁布的反对贝克特的党羽们的法令，禁止书记生们在没有王权的明确许可的情况下横渡英格兰和大陆之间的海域，并规定，所有在英格兰拥有财政收入的书记生应该在三个月内被召回这个国家。被这样转移的学生们必定曾寻找新的学习中心。他们所追随的导师们必定曾在别的地方设座。他们在牛津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家——据说这个阶段牛津的房价很便宜——并将一大批就职的学者们、教师们和他们的名望，都带到牛津，这种推测由难以抗拒的证据支持。从这个时候起，各种迹象大幅增加，牛津已经成为一座“大学校”，来自四面八方的博士、全体教员和学生们的一个家园。即便在1172年之前，我们也有对圣•芙利兹怀德修道院的罗伯特副院长已经向来自英格兰各地的书记生们讲道的主张。大约1180年，我们掌握一位在圣•芙利兹怀德修道院的圣地被治愈的学者，他为了学习从约克郡远道而来，还有一份古代的转易契约，记载着彩饰书稿的人、羊皮纸销售商、一位书籍装订工、一位作者，他们都住在紧邻圣•马利亚教堂——后来大学总部所在地——的“猫街”，这些都是活跃的文学生活的证据。一些年后，杰拉尔德斯•坎布兰西斯抵达牛津，“英格兰的书记生们主要是在那里兴旺发达和出类拔萃”。他读给那些书记生们他在爱尔兰的旅行故事，并享受了不仅由穷人、学者、市民，和骑士们提供的，还有不同学院的博士们和他们最杰出的学生提供的，三天的盛情款待。——牛津大学现在将这个时间陈述为1188年，并把他对教师们宣读他的作品作为这所大学某种意义上的开端，但他不是牛津的教师。在12世纪结束前，来自荷兰的弗里斯兰德的访问者们都在牛津诸校学习。其中的一位叫作弗里斯兰德的埃莫，据说他是牛津的第一位国际学生，他于约1190年从荷兰来到牛津，完成学业后返回故乡，成为修道院院长，他的修道院的宝贵的手稿留存至今。一位匈牙利学者，尼古拉斯，那时正在享受理查国王的慷慨。据说，学生如此之多，以至于这个镇子几乎无法养活他们——“那些精通奥妙的雄辩，权衡法律的措辞的人们”。牛津被与巴黎和博洛尼亚，与蒙彼利埃和萨勒诺归于同侪。关于教会法和民法的讲学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修道院院长参孙，就是那位圣•埃德蒙兹伯里修道院不朽的院长，在镇里宴请一群导师。即使这些迹象微不足道，但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指向亨利二世统治的后期，在牛津，一个带有自身的一种新体制和独立性的庞大而强有力的学者群体的迅速成长。在此之前有多少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断言。而事实上，这些学者们必定在更早的某个时候就已经组成了大学的基础，也就是这种所谓的新体制和独立性的具体体现——教师们的行会。但在1170年之后，牛津诸校的生命力是不可否认的，仅仅一场来自巴黎的突如其来的迁徙——中世纪学生们所呈现的方式并非不大可能——就似乎足以解释这个事实。然而，如果说牛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时刚刚浮现为一个合作机构形式的（corporate）存在的巴黎大学，那么她可以宣称，她的悠久历史完全不更少些许庄严。从亨利博克莱尔（亨利一世）的时代起，她的教师们就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贝克特死在坎特伯雷的圣坛台阶旁时，第一座英格兰大学的生命开始了。在欧洲的历史小说中，比如在大仲马的小说里，读者总能看到朝廷中的这样一些“党派”，比如“王党”、“后党”、“红衣主教党”、“某某公爵党”等等，不一而足。在亨利二世时期，也是这样，国王的势力和红衣主教贝克特的势力有时势同水火。1162年，在西奥博尔德大主教去世几个月后，托马斯·贝克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1162年5月23日，一个由主教和贵族组成的皇家委员会确认了他的当选。亨利二世可能希望贝克特继续把王室政府放在首位，而不是教会，但是贝克特成为一位苦行者的著名转变发生在这个时候。贝克特于1162年6月2日在坎特伯雷被任命为牧师，并于1162年6月3日被温彻斯特主教布洛瓦的亨利和坎特伯雷的其他主教祝圣为大主教。随着新任大主教辞去大臣职务，并寻求恢复和扩大大主教的权利，这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包括国王的世俗法庭对英格兰神职人员的管辖权的，一系列冲突，也加剧了贝克特与国王之间的反感。亨利寻求影响其他主教反对贝克特的尝试始于1163年10月的威斯敏斯特，国王在那里寻求批准王室政府对教会的传统权利。这导致了克拉伦登宪章，正式要求贝克特承认国王的权利，否则将面临政治后果。1164年1月30，亨利二世国王在克拉伦登宫主持了大部分英格兰高级神职人员的集会。他在宪章中寻求更少的神职人员的独立性和与罗马的更弱联系。他用他的技巧来获得他们的同意，显然除了贝克特之外，其他人都同意了。最后，即使贝克特表示愿意同意克拉伦登宪章的实质内容，但他仍然拒绝正式签署文件。亨利于1164年10月8日召集贝克特出席在北安普顿城堡举行的一个大议会，以回答有关蔑视王室权威和渎职的指控。贝克特因指控被定罪，冲出审判并逃往欧洲大陆。亨利用一系列法令追捕失控的大主教，针对贝克特和贝克特的所有朋友和支持者，但法国国王路易七世为贝克特提供了保护。他在庞蒂尼（Pontigny）的西多会修道院度过了将近两年，直到亨利威胁要反对该修会，他才不得不返回桑斯（Sens）。贝克特通过威胁开除教籍和禁罚国王、主教，和王国，来进行反击，但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虽然在理论上同情他，但更倾向于采取外交手段。教皇使节1167年被派去担任仲裁员。1170年，亚历山大派代表强行解决争端。在这一点上，亨利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允许贝克特结束流亡回到英格兰。1170年6月，约克大主教罗杰·德庞特·勒韦克（Roger de Pont L’Evêque）与伦敦主教福利奥特（Foliot Gilbert Foliot）和索尔兹伯里主教乔瑟琳·德·波洪（Josceline de Bohon）在约克为继承人年轻国王亨利加冕。这违反了坎特伯雷的加冕特权，贝克特于1170年11月将这三人逐出教会。听说贝克特的行为后，据说亨利说了一些话，他的手下解读为他希望贝克特被杀掉，确切的措辞是有疑问的，有几个版本的报道，最常被引用的是虚构于1740年并通过口述传统流传下来的，“没有人能让我摆脱这个捣乱的牧师吗?”。话说有几位骑士听到后，一商量，“几位，咱圣上可说了，这在老北京叫‘拽咧子’，这就是说给咱听的。咱平时可是没少吃少喝咱圣上的。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咱们的时候到了。”于是就去宰了红衣主教，——只要敢干，没啥难度。这听起来像“一句闲话引起的血案”。![]()
但据说这是不正确的，同一时代的传记作家爱德华·格瑞姆（Edward Grim）对此另有记录。他是剑桥的一名修道士，他在托马斯·贝克特被谋杀的1170年12月29日访问了坎特伯雷大教堂，约在1180年，他出版了《圣托马斯的一生》（Vita S. Thomae），这本书今天主要以他在教堂里目击事件的一小段文字而闻名。他用拉丁文写道，亨利说:“在我的家庭里，我养育和带大了多少可怜的无赖和叛徒，竟让他们的主人受到出身卑微的神职人员如此可耻的蔑视。”不管亨利怎么说，它都被解释为皇家的命令。四名骑士，雷金纳德·菲茨斯（Reginald FitzUrse）、休·德·莫维尔（Hugh de Morville）、威廉·德·特雷西（William de Tracy）和理查德·勒·布雷顿（Richard le Breton）——很像三个火枪手加上达达尼昂——出发去收拾坎特伯雷大主教。1170年12月29日，他们抵达坎特伯雷。根据坎特伯雷的修道士杰维斯和目击者爱德华·格瑞姆的说法，他们将武器放在大教堂外的一棵树下，并将盔甲藏在斗篷下，然后进去挑战贝克特。骑士们告诉贝克特他要去温彻斯特报告他的行为，但贝克特拒绝了。直到他拒绝了他们服从国王意志的要求，他们才取回武器并冲回室内进行杀戮。与此同时，贝克特前往大厅做晚祷。其他僧侣为了安全冲进去关门，但贝克特对他们说：“在祈祷殿外建造堡垒是不对的！”命令他们重新打开大门。四个骑士挥舞着拔出的剑跑进房间，喊道：“托马斯·贝克特，国王和国家的叛徒，在哪里？”他们在通往修道院回廊的一扇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以及通向僧侣们正在那里诵经的大教堂唱诗班的楼梯附近的一个地方发现了贝克特。贝克特看到他们后说：“我不是叛徒，我已经准备好去死。”一个骑士抓住他，想把他拉到外面，但贝克特抓住一根柱子，低下头与上帝和解。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一些同时代的描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格瑞姆，他在袭击中受伤了。以下是他的部分描述： ……那个不虔诚的骑士……突然袭击了他，削掉了他的王冠顶端（神职人员剃光的头顶的头皮），那顶王冠是神圣的基督献给上帝的……接着，他的头上又挨了一击，但他还是很坚定。但在第三次重击时，这位受了伤的殉道者弯下了膝盖和肘部，把自己当作活祭，低声说道：“以耶稣之名和教会之名我已准备好拥抱死亡。”但是第三个骑士给了倒下的人一个严重的伤口，在这次重击下，那顶很大的王冠，跟头分开了，以至于血因脑子变成了白色，脑子也因血变成了红色。它使教堂的外观变成了紫色。第五个——不是骑士，而是和骑士们一起进来的牧师……他把脚踩在神圣的牧师和宝贵的殉道者的脖子上，（说起来很可怕）把他的脑浆和血撒了一地，对其余的人喊道：“骑士们，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在贝克特死后，僧侣们准备埋葬他的尸体。根据一些说法，人们发现贝克特在他的大主教的衣服下穿了一件毛衫——这是忏悔的标志。不久之后，整个欧洲的信徒开始将贝克特视为烈士。他于1173年2月21日——在他死后两年多一点——被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塞尼（Segni）的圣彼得教堂封为圣徒。1173年，贝克特的妹妹玛丽被任命为巴金（Barking）女修道院院长，作为对她哥哥被谋杀的赔偿。1174年7月12日，在1173至1174年的叛乱中，亨利在贝克特墓和圣彼得教堂公开忏悔。刺杀贝克特的人往北逃到德·莫维尔的那雷斯伯勒城堡（de Morville’s Knaresborough Castle）待了一年左右。德·莫维尔在坎布里亚郡也有财产，这也可能是他们的藏身之处，因为他们准备在独立的苏格兰王国待更长的时间。他们没有被逮捕，亨利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但当他们在1171年8月寻求他的建议时，他没有帮助他们。教皇亚历山大将这四人逐出教会。为了寻求宽恕，刺客们前往罗马，教皇命令他们以骑士的身份在圣地服务14年。这个判决还启发了圣·托马斯骑士团，他们于1191年在阿克（Acre）成立，以日耳曼骑士团为蓝本。这是英格兰本土唯一的军事修会，不仅在阿克，而且在伦敦、基尔肯尼，和尼科西亚都有分会，正如吉尔伯特修会是英格兰本土唯一的修道院修会一样。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期间解散了这两家机构，既没有将其与外国修会合并，也没有将其收归国有，从而使之成为英格兰新教的一部分。在2006年BBC历史杂志对上个千年“最差的英国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贝克特在开膛手杰克之后排名第二。历史学家为每个世纪提名一个人，在12世纪，约翰·哈德森选择贝克特是因为他“贪婪”、“虚伪”，是“姿态政治的创始人”和“言论大师”。2018年，托马斯·贝克特血染的长袍在他被亨利二世的骑士谋杀近850年后被梵蒂冈借还给坎特伯雷。——他们就爱留这些东西，我见过茜茜公主遇刺时穿的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