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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右上角“...”可以打开“听全文”的音频功能书接前文，我们的牛津夜航船继续前行，接着介绍与“大学”这个概念相联系的一些背景知识。今天说个小段儿。对大学的定义所包含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当然这个“学术自由”最初的含义与其今天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个概念涉及到当时的教师们和学者们的处境。对它的第一个书面证据来自博洛尼亚大学早期，它在1158或1155年通过了一项学术宪章“the Constitutio Habita”，或称“Authentica habita” “Privilegium Scholasticum”。这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上，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122-1190）于约公元1155年签署的一份文件。红胡子皇上在其中第一次为学生和学者们制定了一些规则、权利，和特许权，这是欧洲中世纪大学形成的重要前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能称之为现代大学前身的最早的大学是博洛尼亚大学，它由天主教僧侣创建于1088年。这所大学具有这样一些意义：首先，它是一个高级学位的授予机构；其次它独立于早先就已经存在的教会学校，尽管它是由神职人员和非神职人员共同运作的；它使用了“universitas”这个词作为称谓，而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它建立时为这类机构创造的；它颁发世俗和非世俗学位，包含语法（grammar）、修辞（rhetoric）、逻辑（logic）、神学（theology）、教会法（canon law）、公证法（notarial law）。从11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各地的学者们就开始前往博洛尼亚，学习民法和教会法，以及新发现的罗马法著作。但是作为外国人，他们发现自己缺乏法律保护。有一种特别的困境是报复权（the Right of Reprisal）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财产可能因其同胞们欠下的债务而被掠走。该文件对学者们提供了若干权利和保护，包括：类似于神职人员所享有的豁免权和自由，只要学者们符合某些特征，比如穿着神职人员的着装。此外学者们为学习目的拥有行动和旅行的自由，——看来中世纪神职人员的着装很重要，“它不一定能把您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接回来，但是它一定能把您带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学者们还拥有免于被实施报复权的权利。此外，如果学者们犯了事儿，或者有官司，那怎么办呢？学者们拥有由学者的导师或主教的法庭来审判，而不是由地方的民事法庭审判的权利。这个文件随后得到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确认。同时，红胡子皇上将该文件纳入了《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s Codex），这表明了文件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罗马法律的延续性。这部法典是由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于529至534年期间颁布的，里面有一句我所仰慕的名言：“Juris proecepta sunt hoec: Honeste vivere, alterum non laedere, suum cuique tribuere.”
——“法律的戒律是这些：体面地生活，不损害任何人，给每一个人他的应得之物。”![]()
当然，说到“学术自由”，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到，红胡子皇上授予他们的，还有后来教会和其他国王授予他们的“学术自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自由”并非完全是一回事。今天的“学术自由”更倾向于研究内容、研究方向、学术观点方面的自由。而当时的“学术自由”主要指的是学者身份所拥有的在司法管辖权方面的自由。或者，就当时而言，我们可以更恰当地将“academic freedom”这个词翻译为“学院及其学者们的自由”。除了“freedom”之外，“liberties”也有“自由”的含义，同时还有“特权”的含义，——后文我会说到的牛津镇民们投诉学者们从陌生人处买酒而不从他们那里买酒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liberties），实际上是说他们在牛津卖酒的优先权、特权受到侵害。所以，在语言所承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文和涉及牛津这座城镇和这座大学的历史时，我们常常会说到的“特权”“特许权”“特许状”往往是指人或人群间，就某种涉及双方利益的事情达成的相互间的权利让渡和约定，当然有的是需要王权授予的，有了这种“特权”就是有了做某件事的“自由”。教会、王权对大学授予“特权”就是授予他们做某些事获得许可，不受迫害的“自由”，它无疑是后来的“学术自由”的一种模糊的雏形，由此在大学这个领域必然由模糊到清晰地演化出今天的“学术自由”的概念。这一概念最初具有的诸多特征中，有许多已经被历史所淹没，而“学术自由”这一项，至今在这个行星上的许多地方仍受到尊重。它是一个道德和法律上的概念，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教职员工的研究自由对学院的使命和学术原则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学者应该有教授或交流思想或事实的自由，包括那些对外部政治团体或权威当局来说不方便的，而不用担心被镇压、失业，或监禁。尽管学术自由的核心是学者以学术身份行事——作为教师或研究人员表达严格的学术观点——但一种更宽泛的解释将这些职业保障措施扩展到学者们在其专业知识之外的问题上的发言。这是一种言论自由。我们国家就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任何人都不会因言获罪。 不过，就思想方面而言，这一点似乎很难理解，教会的学校里会有学术自由吗？我的感觉是，也有，也没有，这从来就是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前面说过的陈寅恪先生的那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没有这两者，教会学校不会发展成现代的大学，人类的社会也不会从黑暗走向光明。——有人说中世纪不是那么黑暗，这有点矫情，月亮再亮，也是夜里。然而黑夜没有完全禁止星月之光，这黑夜有点糊涂，有点大意。教会建立学校和大学的直接目的是为教会培养人才，因而当时的大学的确是个由教会的传统和神学所主导的地方。但是教会在某种意义上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也就是，一旦在学校里讲授了神学之外的另一种人类智慧，比如逻辑、数学、几何、天文，就必然会一点点地放开一个对教会来说可怕的，也是致命的闸门，从而放出那个魔鬼——人类漫无边际的思想。这道闸门一旦打开，思想的湍流势必会冲毁一切必须靠遏制思想才可存续的既有建制。教会曾无数次打击异端思想，但是就是在它建立的大学里，各种异端此起彼伏，保守与开放的思想斗争从未停歇。比萨的阿涅勒斯（约1195-1236），是一名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士，被认为是英国方济各会的创始人。这些修士们来到英国后，亨利三世允许他们在牛津建了一个修道院。阿涅勒斯在牛津为修士们建立了一所学校，并邀请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担任方济各会学校的神学讲师，这在牛津大学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十分陌生，但后文我会说到，他，或者他的学生罗吉尔·培根，那位魔法师般的学者，很可能是最早的符合现代意义的科学家，而且他应该算是牛津大学的第一位校长。在这个时候，虽然狂热保守的修道士们使得那位魔法师般的“奇异博士”，罗吉尔·培根，为了他的科研工作，不仅要确保他的图书和仪器的安全，还要确保墨水和羊皮纸的安全，但另一方面，阿涅勒斯也不得不为这座学校讲授的那些他认为毫无用途的逻辑辩证法而悲哀：“我太悲哀了，我太悲哀了！朴素的兄弟们进入天堂，而博学的兄弟们却在辩论究竟是否有个上帝存在！”——“Utrum sit Deus”（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是当时学校里最喜欢讨论的论题之一。这就是人类思想，这个魔鬼，被赋予一点点自由之后发出的星月之光，在文艺复兴前一两百年。教会真傻，不应该为了计算宗教节日的日期就让书记生们学数学，不要把节日定在“某某日子之后的第几个星期几”，应该“定于一日”，不让他们算，说哪天就是哪天，我还不信了！否则，“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还了得！需知，禁止思考是稳定的基础。——这里需要补充一下，在后文中读者经常会看到对牛津的“书记生们”如此这般的叙述。“书记生”实际上就是“书记员”（clerk），这个人群是中世纪牛津大学的学者或学生中的一个重要的或主要的组成部分，为了体现他们的学生身份，我将其译作“书记生”。这个称谓源自中世纪，源于拉丁语的“clericus”，含义是“cleric”或“clergyman”，也就是“神职人员”。在中世纪，“书记员”这个词指的是具有某种牧师身份的人，虽然地位可能较低。同时，“书记员”可以泛指宗教团体的任何成员，“教士”或“牧师”。由于中世纪的学术活动基本上仅限于神职人员范畴，所以“书记员”这个称谓就成了“学者”的同义词，尤其是在牛津，学者们或学生们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教会或教区、教堂服务。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教会养大的大学最终干掉了教会，吃教会的饭，砸教会的锅。看天色不早，我们的夜航船今天不妨就停在这里，来日再驶往下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