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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右上角“...”可以打开“听全文”的音频功能事实上，如果圣·方济各曾按照他的方式行事，那将会对他的门徒们关闭一条通往权力的大道。
——书本和学问在圣·方济各的计划中没有地位。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对耶稣的实际模仿。
“有一天终会到来”，他告诉他的追随者们，“那时人们将会把他们的书本当作无用的东西扔出窗外”。
真正的博士是显示善行的人，“当你已得到一首圣诗时，”他警告一个刚学会磕磕绊绊地通读《诗篇》的胆怯的新手，“然后你就想要一本每日祈祷书了；当你已得到了一本祈祷书之后，你就会坐在你的椅子上，像一位爵爷那样高贵……获得知识后会有多少困倦！曾使自己为上帝起见而沉闷无趣的人能更快乐多少！”
虽然圣·方济各死了，但他的精神依然徘徊，在这个修会的会众们能够使自己的目标与大学教育的理想相一致之前，这个修会中较为严厉的狂热分子存在了很久。
罗吉尔·培根为了他的研究和著述工作，不仅要确保图书和仪器的安全，还要确保墨水和羊皮纸的安全，他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困难。
甚至是在牛津建立起灰修士们的学校，并说服格罗斯泰斯特在其中讲学的阿涅勒斯，也为这座学校讲授的“无用的”逻辑辩证法而悲哀：“我太悲哀了，我太悲哀了!朴素的兄弟们进入天堂，而博学的兄弟们却在辩论究竟是否有个上帝存在。”——“Utrum sit Deus”（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是那些学校最喜欢的论题，即使是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几百年。——读者们一定要注意到，只要研究世俗的学识，人们就会立刻对上帝产生怀疑，即使是在800年前的“黑暗年代”。因此，限制人们了解知识，限制人们获得信息，是维持不容置疑的统治的必要手段。
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的影响和声誉
献身于宗教的布道者们需要教学的激励。尽管他们有着朴素的品质，但他们也渴望更多地了解格罗斯泰斯特所说的“微妙的道德”。他们如此渴望，以至于他们每天都去神学院，“光着脚，在严寒和深深的泥泞中”。格罗斯泰斯特，他们最早的讲师，是他那个时代的最早的神学家之一，他明确地警告他们，在无知中行走意味着走向耻辱。他在这座学校里的直接继任者们，像他一样，都是世俗之人并最终成为主教，都是杰出的人。学习神学的必要性和多米尼克修士们的榜样，有着它们不可避免的影响。那些妨碍学习的刻板规定被放松了。亚当·马什请求特许权。方济各会的讲师们向修道院以外的大学求助。这些行乞修道士的修会变得以其学识而闻名，方济各修士们以其对语言和对科学的特别关注，至少和其他修会一样引人注目。他们的藏书室里据说充满了珍宝——“在极度的贫困中，智慧的极致财富，堆积如山”。他们被指控买光了市场上所有的书籍，还被指控保存有不属于他们的书籍，就像嫉妒的藏书者们有时会被引导去做的那样，——尽管利兰后来在牛津的方济各会图书馆中除了蛾子和蛛网几乎什么也没找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传教士兄弟会，尽管他们的创始人曾指示他们放弃学识，但他们却成为了他们那个时代中掌握知识和智慧的人，成为中世纪教会中最原始的哲学和最大胆的思考与猜想的先驱者。——放纵人类去学习和思考，可能是宗教组织曾犯下的一个错误。约翰·利兰（John Leland），约1503-1552，是一位英格兰诗人和古物学家，他被描述为“英国地方历史和书目之父”。他的旅程为许多后来的古物学家提供了独特的观察和原始的资料，并把郡县作为研究英格兰地方历史的基本单位引入，这一想法从那时起就产生了影响。在1533年，国王似乎授予利兰一份文件，授权他检查和使用英格兰所有宗教机构的图书馆。接下来的几年里，利兰挨家挨户地走访，在它们解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汇编了它们的图书馆里重要的或不寻常的书籍的大量清单。大约在1535年，他遇到了前加尔默罗会的教士、古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翰·贝尔（John Bale），后者非常欣赏他的工作，并提供了帮助。在1536年，命令解散较小的修道院的《第一次抑制宗教机构法案》通过后不久，利兰哀叹修道院图书馆遭到破坏，并写信给亨利八世的首席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寻求拯救书籍的援助。他抱怨说：“德国人看到了我们的颓废，每天都派年轻的学者到这里来破坏书籍，把它们从图书馆里带出来，回到家里，放在国外，把它们作为自己国家的纪念碑。”在1530年代和40年代，皇家图书馆进行了重组，以容纳数百本以前保存在修道院藏书中的书籍。利兰自己描述了亨利在格林威治、汉普顿宫，和西敏寺的宫殿是如何被改造成这样的。利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尚不确定。以人文主义的方式，利兰称自己为“古玩家”（antiquarius），这一头衔一度被解释为正式获得任命的“国王的古玩家”，然而，现在人们了解到，这仅仅是利兰喜欢的描述自己的方式。没有证据表明，他曾亲自监督这些书被搬到新家，或他收到过图书管理员的工资。他所做的就是整理重要书籍的清单，并采取措施鼓励保存它们。即使在解散修道院之后，利兰也没有放弃寻找书籍。例如，他得到了官方的许可，可以使用已经废弃的伯里圣·埃德蒙（Bury St Edmunds）修道院的图书馆。然而，各种手稿中对不列颠的描述，以及他个人的旅行经历，也激发了他新的兴趣。到1538年左右，利兰开始关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形和文物，开始了一系列长达6年的旅行。利兰记旅行笔记，在这些笔记中，他从个人观察、书籍、契约，和口头资料中，取得和评估信息。因而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他的一些“旅程”。利兰关注的是记录英格兰和威尔士历史的证据，因为这是可以在景观中看到的，因此他煞费苦心地注意各种考古遗迹，包括巨石、山堡、罗马和中世纪遗址。他偶然发现了几处罗马碑文，尽管大多数他都看不懂。他经常报告发现硬币，例如，在肯特郡的里奇伯勒，他写道，在那里发现的罗马钱币“比在英格兰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利兰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坚信亚瑟王的历史真实性。因此，当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者、历史学家、牧师，和外交官，波利多·维吉尔（Polydor Vergil）在他的《盎格鲁人的历史》（Anglica Historia，1534）中质疑亚瑟王传奇中的某些元素时，他写了两篇文章，引用了广泛的文学、词源学、考古学，和口述资料来捍卫亚瑟王的历史真实性。尽管他的核心信念有缺陷，但他的作品保留了很多关于亚瑟王传统的证据，否则这些证据可能已经丢失了。利兰的材料为重建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丢失的亚瑟王“墓碑”（被认为是12世纪的捏造）提供了宝贵的证据。在他1542年的旅程中，利兰是第一个记录这一传统的人（可能是受到Queen Camel村和West Camel村的邻近关系的影响），他将萨默塞特郡的Cadbury Castle的山堡（hill fort）确定为亚瑟的卡梅洛特城堡（Camelot）。卡梅洛特城堡与传说中的亚瑟王有关，它并未出现在早期亚瑟王的材料中，首次出现在12世纪的法国浪漫故事中，自“兰斯洛特——圣杯”的故事以来，最终被描述为亚瑟王国的梦幻首都和亚瑟王世界的象征。1542年，亨利将牛津郡大哈瑟利村（Great Haseley）的教区牧师长住宅赠给利兰。次年，他让他成为国王学院，现在的基督教堂学院，的一名牧师会会员，还在大约同一时候，授予他塞勒姆教堂的一份牧师薪俸，他是一个缺席的身兼数职者，有收入和闲暇去追求自己的兴趣。他带着他的藏品回到伦敦的家中，打算在那里进行他的各种项目。然而，1547年2月，就在亨利死前，“他精神失常”。1552年4月18日，他去世，享年48岁。——方济各修士们在牛津赢得的巨大声誉主要归功于他们早期的领导者们。比萨的阿涅勒斯和随他一道而来的英格兰人必定曾是引人注目的人。而被阿涅勒斯拉进这个修会的服务的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一个无价的朋友。在13世纪上半叶的英格兰，很少有比他更突出的人物形象了。在牛津最早的日子里，没有人比他更能代表牛津。也许，即使是在最伟大的中世纪博士们之中，也没有人对英格兰的思想有某种比“林肯主义”——格罗斯泰斯特是林肯的主教——更广泛的影响。格罗斯泰斯特是一位从不失败于捍卫他所热爱的大学的学校领导，一位在他辽阔的教区的每一个角落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主教，一位不知疲倦的管理员，一位无畏的改革者，一位当正义岌岌可危时在教皇或国王面前从不退缩的政治家，此外，他也是他那个时代首要的教师和作家之一。他并非总能逃脱一个不加批判的时代的陷阱。他浪费精力编辑伪造的希腊手稿，例如，《十二族长遗训》，——莱斯特的大执事，希腊文化的倡导者，贝辛斯托克的约翰，从雅典带回的赝品，他帮助格罗斯泰斯特翻译了它。但被归之于他的那些著作的清单显示了他的思想的广阔范围。作为同时代神学家们中的首要者，一位已经看到经院哲学的风险的经院学者，他敦促牛津的神学导师们把《圣经》本身作为他们教学的基础。他自己的语录将《圣经》的权威置于教皇或大公会或教会的教科书之上。虽然他自己不是第一流的语言学家，但他意识到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必要性。他让圣·奥尔班斯的学者们重新翻译亚里士多德。传统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的第一次直接翻译归功于他的影响，从那以后，无数代牛津人曾翻阅和仔细研读过这部译著。他和后来的罗吉尔·培根一样，对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的令人困惑和费解的译本缺乏耐心。他同样分享了，也可能曾建议了，培根关于数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的重要性的观点。他在方济各会的学校里帮助语言和算数在牛津获得欣赏。培根在谈到他对“科学”的知识时，带着无限的钦佩，而培根可以说是位尖锐的批评家。格罗斯泰斯特的辛苦工作和实验，无疑，建议并预示了培根的观点，他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农学、医学、诗歌和音乐，实际上还有光学，而他把实验引入研究则有着某种划时代的意义，实验是以往的“科学研究”中没有的成分，也是近现代科学家于以往的“科学家”的重要区别。他喜爱竖琴，他们说他身边日夜不离一个演奏竖琴的人。他挤出时间来，去管理一个大教区，去在英格兰的政治和文学中发挥某种主导作用，去在需要他调停的时候进行调停，代表他亲爱的大学，去监督它的官员，去就其研究提供建议，去为它躁动的书记生们辩护。他还腾出时间写法语诗和享受生活中较轻松的一面。他在其身后留下了一首宗教诗，一位18世纪的教授将其比作“由一位游吟诗人所写下的一个神学体系”。他是一位亲切豪爽的主人，他的幽默是清新振作的，他的人类的善良是朴素单纯的，就像他严厉地惩罚卑贱那样，他总是慷慨地欣赏优点。尽管他对修道士们的错误是严厉的，但他坦率地表达了对早期修士们的精神和劳动的钦佩。他成了他们最坚定的支持者。他满怀热情地写信给教皇，诉说他们的成功。出身自民众的行列，他懂得他们对大众的吸引力。他把他的书留给了方济各会在牛津的会馆，在那里他们还把他的凉鞋作为遗物保存下来。他会对他们说教，和他们开玩笑，温和地嘲弄他们的苦行，让他们既虔诚又快乐。难怪他们赞美他，珍藏关于他的故事，互相讲述关于他死后出现于其中的那些异象的庄严传说。与灰修士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的是亚当·德·玛瑞斯科，也就是马什的亚当，他逃避财富和世间的荣耀，在灰修士们中间花费了他一生中最好的部分。他写给格罗斯泰斯特，给西蒙·德·蒙福特，给其他知名的通信人的信件，都保存着它们曲折的拉丁语法，尽管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回信的记录。这位“杰出的博士”，罗吉尔·培根将他与格罗斯泰斯特归为“在一切智慧上完美”的人，他是第一个在牛津讲学的方济各会的兄弟，在创建伟大的方济各会学校方面，他所做的贡献可能比任何其他的教师都多。但直到最后，他还是为安守贫穷的旧观念，为方济各会信条的严格的朴素，进行辩护。亚当·马什在牛津的影响几乎不比格罗斯泰斯特本人更少。他不仅可以代表小兄弟会发声，而且可以代表整个大学。当它们之间出现分歧时，他的判断和节制有助于维持和平。到13世纪中叶时，他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教士之一。他受召去出席一次在伦敦的议会，陪同格罗斯泰斯特去参加一次在里昂的理事会，为国王到国外承担使命。王子们、贵族们、高级教士们和贵妇们都来找他听取建议。他不惧怕对他的君主进行一次不礼貌的布道，表达他对这位伟大的民众领袖的同情，抵制教皇的苛求，坚持对犹太人的人道和怜悯。他毫不犹豫地告诉西蒙·德·蒙福特，一个有耐心的人胜过一个强壮的人，“能管好自己脾气的人，胜过攻击一座城市的人”。他甚至会给大伯爵的妻子写信，关于衣着奢侈的危险和女人谦恭的美妙。在牛津，他永远在为朋友们和学生们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为校长向格罗斯泰斯特求情，为贫穷的学者们呼吁援助，为一个人乞讨书籍，为另一个人乞讨羊皮纸，为第三个人祈求考虑，为第四个人祈求原谅。但他仍然有足够的时间来履行那些使修士们喜爱的职责，并同样乐于帮助和抚慰所有遇到麻烦来找他的人，——某位被不幸击垮的朋友或邻居，某个被律师们压倒的可怜的女人，某个因天国的启示而对罪恶有赎罪的意识的盗马者。亚当·马什不是个有天赋的人。他的好名声，相比于归功于他的学识和他令人恼火的文学风格，可能更要归功于他高尚的品格。但他本质上——也是格罗斯泰斯特发现的——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和忠实的顾问”，就此而论，在牛津人的心中，他在他那一代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