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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大抵都有个由头，大学也不会凭空出现，在大学之前必然已经有某种形式的教育机构存在。约克郡的圣•彼得学校
人们游历英伦或欧洲时，往往会发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学校，它们似乎有着某种非常悠久的历史，比如在约克郡的圣•彼得学校，据称它是在公元627年建立的，并且可能是世界上第三座最古老的学校。这个时间甚至早到人们所了解的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当然还有英语世界中最早的大学，牛津大学——出现之前。这是真的吗？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在大学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之前，那些各种各样的学校就早已存在了。在古罗马时期，教育经历了从共和国早期的非正式的家庭教育体系发展到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时期的以学费为基础的教育体系的过程。罗马的教育体系以希腊的体系为基础，罗马的许多私人教师是希腊奴隶或自由人。罗马使用的教育方法和课程在它的各个行省中得到复制，并为整个西方文明日后的教育系统提供了基础。有组织的教育相对罕见，直到公元2世纪时，关于罗马教育过程的原始资料和描述都很少。父系在罗马家庭中所拥有的广泛权力，因而为罗马儿童提供的教育水平和质量因父系的家庭而异。尽管如此，罗马人的公众道德最终还是期望父亲们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某种程度的教育，任何希望从政的罗马人也都希望获得完整的高等教育。在罗马帝国晚期，随着罗马地方公立教育的衰落，天主教的主教们开始建立与他们的大教堂相关联的学校，意在为教会提供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据说一座以这种方式建立的学校的最早证据是在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在527年托莱多的第二次天主教“大公会”上。这些早期学校所注重的是在某位博学的主教的指导下进行的宗教学习，在6、7世纪期间，在西班牙的其他地区和高卢的大约20个城镇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学校。在圣·奥古斯丁到英格兰的传教使命期间和之后，“教堂学校”随着新的主教教区的建立纷纷建立起来，如坎特伯雷（597年），罗切斯特（604年），约克（627年）。——这位圣·奥古斯丁不是写下《上帝之城》的那位著名的“希波的奥古斯丁”，而是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他是6世纪的一位僧侣，在597年成为坎特伯雷的第一任大主教。他被教会认为是“对英格兰人的使徒”和英格兰教会的创始人。就是一些这样的“教堂学校”形成了所谓“一直在运作的最古老的学校”。教堂学校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唱诗班提供男童高音，这后来演变成唱诗班学校，有些唱诗班学校至今仍有这样的功能。查理曼大帝认识到教育对神职人员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贵族的重要性，开始通过颁布一些要求在修道院和大教堂提供教育的法令来恢复这种衰落的传统。公元789年，查理曼大帝要求在每个修道院和主教教区建立学校，“可以让儿童在其中学习阅读，让教师教授诗篇、记谱法、圣歌、计算，和语法”。随后还要求主教们选择具有“学习意愿和能力，并希望指导他人”的人作为教师，并建议主教们接受他们的神职人员的指导。他在自己的身边也聚集了以阿尔昆为代表的教师们，与他们一起学习，听取他们的建议。之前讲过了那些古老的学校，接下来，读者可以看到一些大学朦胧的前身和与之相关的许多学者或教师的具体的名字。讲大学的历史是离不开这些人的，而了解了这些人，就差不多相当于从某个侧面了解了西方的思想史。对多数读者来说，他们是陌生的，而就是他们，为这些早期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切实的贡献。他们的学识和思想，在今天看来，有些可能依然是伟大的，有些可能是过时的、幼稚的，甚至是荒谬的，但他们理应被今天文明世界的人们看作可贵的先驱。无疑，文明发端于思想，思想有对有错，有优有劣，是他们替今天的人们尝试了正确与错误，先行走过了那些往复曲折的道路，这个过程锻炼了人们思想的技能，奠定了文明世界进步的基础。为了不打断对大学的叙事，我通常只会提到那些先贤，而不在这里展开对他们各自生平、事迹的介绍。但是我会不定期地用单独的“人物篇”来介绍某些在大学的发展史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学者、思想家。读者会在那里了解到，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些人，这些思想，这些事。牛顿说，“如果说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决不仅是一句谦逊的话，而是个事实。当然，牛顿是个剑桥人，不过这句名言也有着更早的来源，它是由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记载下的沙特尔的伯纳德的教诲：“伯纳德曾把我们比作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他指出，我们比我们的前辈看得更多更远，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更敏锐的眼光或更高的高度，而是因为我们被它们巨大的身躯高高举起。”伯纳德是在比较12世纪的当代学者与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学者时表达了上述的看法。而这句名言甚至有着可以追溯到孔切斯的威廉对普里西安的引用的更古老的来源，这前者是11世纪时希望通过研究世俗的古典著作和培养经验主义科学来寻求扩大基督教人文主义的范围的法国经院学者，后者是4世纪的一位拉丁语语法学家，他的书是中世纪广为流传的语法教科书。——这样一句名言，贯穿了古典时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后的近现代。欧洲那些最早的大学没有单一的创始人，也未被指定确定的成立日期。随着中世纪的那些“比较黑暗的年代”的逝去和人们的思想再次转向学习，为寻求关于正确的法则，即使是在那些错误行事的日子里，为寻求理智以满足怀疑论者，即使是在教会的权威和教条至高无上的日子里，那种从未完全丧失的教师的力量复活了。并且，如果那些历史记载可以在其令人惊讶的数字上得到信任的话，无论在哪里，一旦有著名的教师建立起一所学校，学生们就冒着中世纪生活中每天都会遇到的风险，行旅自偏僻的地区，航行自遥远的国度，以不同寻常的热情聚集到那里。这些胜地中的首要者在欧洲名声大噪。可能曾存在于许多人的构思之中的，来自所有地区的学生们都聚集在那里的一所“大学校”（A Studium Generale），逐渐开始成为一件现实的事物，而不仅仅是个含糊的术语。这个聚集了导师们和学生们的集合体，开始有了某种像一个公司或社团那样的存在，开始采用惯例，开始要求特许权，开始形成它自己的某种组织机构。在意大利的萨勒诺，甚至早在11世纪结束之前，就有了一所著名的医学专科学校或学院，足以吸引一位身份特殊的“英国病人”，也就是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归来的诺曼底的罗伯特公爵，此时他作为英格兰国王征服者威廉的长子，有足够的宫廷尊严来接受欢迎，虽然他被剥夺了继承权。在12世纪，博洛尼亚和巴黎的两所优秀的初级大学确定无疑地浮现出来。于是，在鲜活的生活中，在那个著名的世纪的那些激动人心的辩论中——辩论，是那个时代学校中的必修课程——大学的理想典范最终在欧洲成形。但正如本章开始时对学校历史的简单回顾中所说的那样，早在1084或1088年，伊纳留斯在博洛尼亚讲学之前，和早在1110年或稍后，阿贝拉德大胆的雄辩将一群群热切的学生们吸引到巴黎圣•吉纳维芙的那些山坡上之前，欧洲的许多地方就已经有了著名的学校。
——圣•吉纳维芙是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传统中巴黎的守护圣徒。据说在451年，她领导了一个“祈祷马拉松”，使阿提拉的匈奴人离开这座城市，从而拯救了巴黎。464年，当日耳曼国王柴尔德里克一世围困巴黎时，她充当了这座城市和围城者之间的中间人，她收集食物并说服柴尔德里克释放他的俘虏。——阿贝拉德（Pierre Abélard，约1079-1142），是法国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主要的逻辑学家、神学家、诗人、作曲家，和音乐家。在哲学上，阿贝拉德以其通过唯名论、概念论、及他对伦理中的意图的开创，而对普遍性问题的逻辑解决方案而闻名。他经常被称为“12世纪的笛卡尔”，被认为是卢梭、康德，和斯宾诺莎的先驱。有时也被认为是现代经验主义的主要先驱。他和巴黎的学校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不光戏够，爱情也够，他还被愤怒的娘家人给阉割了，后文我可能会向读者介绍他的故事。![]()
这里提到的伊纳留斯（Irnerius，约1050-1125之后），有时被称为“法律的灯笼”（lucerna juris），是一位意大利法学家，他建立了注释学派和关于中世纪罗马法的传统。他出生于博洛尼亚。在托斯卡纳马蒂尔达伯爵夫人的激励下，他开始以《查士丁尼法典》为指导，致力于法学研究。在罗马教了一段时间的法学之后，他回到了博洛尼亚，在那里他于1084或1088年建立了一所新的法学学校，它将与拉文纳（Ravenna）的法学院相匹敌。即使在中世纪的那些最黑暗的年代，学习的传统也从未消失过。尽管像特土良和杰罗姆这样严厉的教会教父们会谴责异教徒们的那些著作，并禁止学习和使用希腊哲学家们和拉丁诗人们的那种宗教不正确的非基督教的表达方式。尽管像大格列高利这样的倾向改革的教皇们，在发现某位主教在教授语法时，会感到尴尬而脸红，而他的继任者们则重申他的格言，“对朱庇特的赞美和对基督的赞美，不由同一张嘴唱出”。然而，另一方面，特土良是第一位创作了大量拉丁基督教文学作品的基督教作家；杰罗姆则是《圣经》“武加大译本”的译者，他把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希腊语的《圣经》翻译为通俗拉丁语；他们精通希腊或拉丁语言。教皇格列高利在年轻时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语法、修辞、科学、文学和法律，并在所有这些领域都表现出色。罗马历史学家图尔的主教格列高利报告说，“在语法、辩证法和修辞方面……他不输于任何人……”。他书写正确的拉丁文，但不会读写希腊文，他了解拉丁作家、自然科学、历史、数学和音乐，并且“精通帝国法律”。他可能接受过相关的训练，以“为公共生活中的职业生涯做准备”。他本人的许多著作也助长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甚至还有助于他所鄙夷的那种文学品味。不过，当时的那些附属于教堂和修道院的学校则可能曾将他们的教学限制在满足修道士生活所需的基本元素上，——足够的阅读以研究《圣经》和教会的礼拜仪式，足够的写作以抄写圣著，足够的算术以计算教会节日的日期，足够的音律以演奏教会的圣歌。因此，在大教堂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那些供给牧师们学习的学校有时可能会自我满足于甚至比这些更少的学习内容。在这样的氛围下，那些罗马天主教的学校可能消亡了，那些比较古老的学府可能消失了。但是，在黑暗和混乱中，5世纪的一位主教、诗人、外交家、高卢和罗马贵族，西多尼斯•阿波利纳里斯——据说他是现存的5世纪高卢最重要的作者——在他的诗歌或信件中抱怨，“一个人在七英尺高的野蛮人中写不出六步格的韵律诗”，这说明仍有一些古典传统的片段，一些对文学的品味，和一些对书籍的热爱，幸存了下来。即使在那些最黑暗的年代，人类思想的本能也促生出许多卓越的学者，而他们传播学识和思想的愿望又促使他们以其著作、讲学、辩论，或其社会影响力，或成为教师，或建立起学校。波伊提乌斯，伫立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学者，留下了关于哲学和学习的一个伟大的典范，也许之后我会在人物篇中介绍他。卡西奥多儒斯为了塑造未来的教育而放弃了治国的才能。图尔的格列高利展示了6世纪的一部中世纪的编年史能包含什么样的活力。普瓦蒂埃的福图纳特斯以热情洋溢的拉丁语吟唱法兰克皇后们的悲剧。伊西多尔教育七世纪初的教师们，而毕德在这个世纪的结尾，在光辉中闪现。在那些遥远的爱尔兰修道院中，对文学学识的罕见的热情与传教的热情携手并进。爱尔兰学者们那时学习希腊语言，爱尔兰圣徒们那时书写拉丁诗句。爱尔兰的使徒们遍游欧洲，将他们的教义带到爱奥那、马姆斯伯里、林迪斯法恩，在德国的中心建起一座座教堂，在法兰克人的国王们中间寻得了庇护者。他们对希腊和罗马的异教徒的知识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恐惧，尽管他们被证明是基督教信仰的坚强捍卫者。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多的学校培养出许多学者，如果毕德没有夸大其辞的话，这些人就像懂得他们的母语那样，懂得希腊语和拉丁语。在约克郡，圣•彼得学校可与西奥多建立的学校的声望相匹敌。毕德在贾罗曾使用的图书馆一定充满了珍藏，即使它不是当时最富有的那个图书馆。阿尔昆后来在他的诗中描述过的约克的图书馆，在北方人的劫掠之后，可能在12世纪很少有图书馆能超越它，在教父们的著作和当时那些贫乏浅陋的教科书之中，它藏有维吉尔、卢坎、西塞罗和普林尼这些罗马诗人、哲学家、作家、博物学家的著作副本，连同波伊提乌斯的拉丁语版本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片段，——这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只有部分片段尚存在于基督教的拉丁语世界中。在阿尔昆去世后的30年内，一个在教皇尤金二世领导下的罗马大公会，不仅仅准备好容许，而且还吩咐了对文学学识和“自由技艺”的学习和研究。教会可能经常会在惊惶中退避知识所具有的危险的可能性。但在北欧，无论何种形式的学识却主要是在教会中和通过神职人员才得以幸存下来。阿尔昆，那位在约克受过训练的英格兰学者，还有那位聘用他的伟大的查理曼大帝，使中世纪的教育受益良多。查理曼大帝的宫殿学校为这个时代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侍臣、诗人，和贵族们，都聚集在这里，同样还有教会未来的领导者们。皇家圈子开创了探究的新风尚，这位不知疲倦的皇帝总是带着那些教师觉得难以回答的问题处于率先和最重要的位置。这座宫殿学校的教科书，由于阿尔昆的缘故，无疑也是在约克所使用的教科书。是阿尔昆将查理曼大帝介绍进入了对“自由技艺”的学习。由“三学科”和“四学科”组成的那七门“自由技艺”则是所有世俗教育的基础。看天色不早，我们的夜航船今天不妨就停在这里，来日再驶往下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