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起源（之六）
文摘
2024-07-23 11:33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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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右上角“...”可以打开“听全文”的音频功能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中世纪的欧洲走入了十一世纪。被“重新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部分学识在教会主导的经院里激起了旷日持久的辩论。——他们居然允许辩论。![]()
随着11世纪的继续，图尔的贝伦加蔑视富尔伯特教导的安全界限，应用逻辑辩证法的技艺和理性的力量去探索“化质说”的奥秘，去探究这条迅速成为天主教会核心教条的教义。所谓“化质说”有时又被新教或一些宗教学研究者称为“圣餐变体论”，是天主教核心教义之一，也是天主教与大部分新教的主要分歧之一。“化质论”认为面包和葡萄酒可以通过圣餐礼转化为基督的身体与血。它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正式得到确认，但后世又遭到约翰·威克里夫等改革家的挑战。——在后文介绍牛津大学的历史时，读者们会看到，约翰·威克里夫这位牛津之子，如何成为14世纪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中有影响力的异议人士，和新教的重要先驱。图尔的贝伦加（Berengar of Tours，卒于1088年），是一位11世纪的法国基督教神学家，也是昂热（Angers）的大执事。他曾执掌沙特尔大教堂学校的领导权，他通过复兴辩证法工具，树立了一个探索知识的榜样。很快，拉昂（Laon）和巴黎的大教堂学校也效仿了他的这种方法。他在“圣餐变体论”的教义上没有支持某种更有灵性的精神上的存在，而是与教会的权威当局发生了冲突。来自贝克的新兴学校的兰弗朗克接受了挑战并努力驳倒他，不是以贝伦加对逻辑学的精通，而是以只有正统教义才能以灵感激发的信心。兰弗朗克（Lanfranc，1005~1010-1089），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法学家，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诺曼底的贝克（Bec）成为了一名本笃会僧侣。他在征服者威廉征服英格兰后，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在贝克开设了学校，他的学生不仅来自法国和诺曼底，还来自加斯科尼、法兰德斯、德国，和意大利。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教会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他最喜欢的讲座主题是语法、逻辑，和修辞的三学科，以及这些原则在神学阐释中的应用。由于他日益增长的声誉，兰弗朗应邀捍卫圣体化质学说——圣餐上的饼的全部都成为基督身体的变化，和酒的全部变成他的血的变化——反对图尔的贝伦加的攻击。尽管他与贝伦加私交甚笃，但他还是以最大的热情接受了这项任务。人们对兰弗朗的辩论学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主的身体和宝血》（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一书，但它没有表现出任何形而上学的能力，他的著作被认为是结论性的，并一度成为学校的教科书。亚里士多德对本质与非本质属性的区别首先被他应用于解释圣餐的变化。这是兰弗朗现存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但是，像这些人还有其他人那样的名声卓著的教师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些罕见的声音。直到11世纪末，直到日耳曼皇帝们已经重新建立了秩序，正式开始他们与教皇们进行的命运多舛的斗争，直到休•卡佩的家族在巴黎被置于王位之上和诺曼人威廉的儿子们为争夺英格兰王冠而争执不休，直到希尔德布兰德的大胆主张为神职人员开启了新的统治领域和精神力量，那些中世纪较早年代的黑暗才消失掉，而人们的思想再度转向追寻知识，才开始搅动那些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会使巴黎的那些学校成为一个冲突的战场，和现代欧洲大学由之崛起的知识发酵的司令部。——索瓦纳的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 of Sovana，约1015-1085），即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他从1073年起担任天主教会领袖和教皇国统治者，直至去世，被天主教会尊为圣人。作为伟大的改革教皇之一，他最出名的可能是他在中世纪欧洲教会与国家之间关于选择和任命主教、修道院院长，和教皇本人的能力上的冲突，和他与亨利四世皇帝的争执，并肯定了教皇权威的首要地位和统辖由红衣主教团体选举教皇的新教规。他毕生的事业是基于他坚信教会是由上帝创立的，并受托将全人类接纳在一个以上帝旨意为唯一法律的单一社会中。作为一个神圣的机构，它凌驾于所有人类结构之上，尤其是世俗国家。教皇作为教会的领袖，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副摄政王”，因此不服从他就意味着不服从上帝，或者换句话说，背叛了基督教。但是，任何用行动来解释这一点的尝试都会使教会不仅要消灭一个国家，而且要消灭所有国家。他在促进和规范现代大学的概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他在1079年的教皇法令中命令规范地建立大教堂学校，解决受教育程度低的神职人员的实际问题，这些学校逐渐将自己转变为第一批欧洲大学。![]()
我们在此不可能详细追述，但也同样不可能完全忽视，在中世纪的思想和教育中，充当着如此主导性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学术争论，——唯实论和唯名论。这种学术争论通常迂腐、拘谨、琐碎，它们方式矫揉造作，它们的特征是混乱而令人无所适从。12世纪伟大的英格兰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其《政治学》一书中将这种学术争论所导致的逻辑辩证法的微妙关系指责为“逃跑和消失了的事物的影子”。也有位教皇则会由于强调，在用谓语论及上帝的本质时，要使用主格（而非宾格）的重要性，而使这种学术争论处于某种荒谬的低级水平。然而，虽则如此，逻辑辩证法却成为最受欢迎的思维工具，学术问题——the Scholastic issues——是中世纪那些最优秀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尽管他们有时可能会反抗宗教或教会的权威，但当时的思想家们一直是在一种传统宗教的氛围中行动的。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使他们的教义与不断增长的哲学和学识需求相和解。拉丁语作为教会所使用的语言而得到学习。逻辑是用来解释他们的神学的一种工具。他们的科学是从神学开始的，他们把所有问题都追溯回神学。柏拉图的观点被认为是首先值得恢复的，因为它们似乎有助于对上帝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被公认为一位导师，因为他的分析方法有助于阐明信仰的问题。那些投入这场大讨论的人所掌握的材料是有限的，即使是在新的发现和翻译增加了他们对过去的教师们的知识之后，这场大讨论对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的三或四个世纪的影响是深远的。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们教会了后人思考，他们的研究和他们的体系在后来的教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世纪早期的教师们对柏拉图的著作和除了他的“理念学说”之外的他的哲学思想所知甚少。关于亚里士多德，即使在阿贝拉德处于他的名望的顶峰时，他们也只知道他的逻辑学专著的部分译文。直到紧随其后的一代，学生们才能得到《工具论》的全文。直到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哲学才在它们的光辉中在西欧破晓。但即使是这些译文的片段也对中世纪的思想产生了非凡的影响。从苏格兰人约翰的时代开始，逻辑辩证法学家们和神学家们就已经注意到了两大哲学学派——唯实论和唯名论——之间的问题，这个问题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吸引欧洲的思想家们全神贯注于它。争论这个问题的过程很有意思，欧洲人花了几个世纪才想明白。通俗、简单地说，人们发现，人们可以对事物按照其特征进行分类，在各具特性的不同的事物的个体的背后，似乎有某种统一性、普遍性，或所谓“共相”存在，唯实论认为这种统一性、普遍性、共相是一种现实存在的事物，唯名论则认为这只是人们的意识、认识，而并非是一种物质存在。就为了这点事，他们争论了好几百年。——可烦死人了。这一时期，关于生命或存在（being）的本质的引人瞩目的辩论已经开始。属与种、差异性与偶然性（accident），以及被称为普遍性（Universals，或称“共相”）的这样一些一般术语的含义与实质，成了各个学派或学校最受欢迎的话题。唯实论者们（Realists），寻求与柏拉图一起探索一种精神的和非物质的世界，在汲取自某种永恒和神圣的来源的理念中，发现了“唯一真实的存在”，抽象地说，关于真与善，关于智慧、美、人道，和诸如此类的事物的，受灵感启示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那种“概念”是现实存在的事物）。在他们周围可见的世界中，他们只发现这些不可改变的理念的或多或少地不完美的复制品。唯名论者们（Nominalists），有时甚至超出教会的认可，更大胆地去追随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主张这些普遍性，这些一般的概念，“只不过是名称、声音、词组”，在人们的感觉和体验以外并不存在，并宣称，追寻存在的秘密，必须开始以个人的智慧，而不是开始以如此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物。——这个理论，在这里坦率地说，当然经过了许多修改。这一时期，我们所熟悉的用于对生物进行分类的“门、纲、目、科、属、种”的概念，似乎已经形成。在哲学讨论中，关于“属”和“种”，在波伊提乌斯对珀菲里的《导论》的译文中的那个著名的句子里如此写道：“关于属和种的问题，它们究竟是有某种实质上的存在，还是仅仅被发现于思想的那些单纯的概念中；假设它们有某种实质上的存在，它们究竟是有形的（物质的）还是无形的（非物质的）；此外，它们究竟是被发现于感官所能够感知的那些事物之外，还是存在于那些事物中，并与它们在一起，在它们周围，我将不予置评。因为此类问题是一种非常深刻的问题，需要某种更全面的研究。”——就是从这个著名的句子，那些时代的经院辩论开始兴起，大约持续了好几百年。唯实论者们，被包裹在对不可见的和非实质的那些事物的沉思之中，在调和他们的概念与教会的权威和传统上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当贝伦加质疑化质说（圣餐变体论）——面包和酒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奇迹的时候，唯实论介入了进来，它区分了无形的实质，也就是普遍性，这是祭司们可以改变的，和剩下的有形的偶然性或附属物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圣餐仪式中被改变为基督的身体的面包和酒是因其内在的不可见的普遍性或共相而能被改变，在仪式中剩下的面包和酒则是不可见的普遍性或共相的一种可见的偶然性的实质。另一方面，唯名论者们依靠分析和探究，依靠从人类的感知和体验中汲取的论证，并被引导将理性的检验应用于信仰的奥秘和教条。在11世纪末之前，罗塞林再度挑战了普遍性实质的学说，并因为运用逻辑的原则来检验三位一体本身的性质而震惊了世界。教会的领袖们徒劳无功地谴责或劝阻他们已经懂得害怕的一种逻辑和哲学。坎特伯雷的安塞姆——“最后一位教父”，他那个时代的高级神职人员中的第一位哲学家——徒劳地用他平静的信仰和他鼓舞人心的形而上学来平息罗塞林激起的怀疑。“我相信，因而我可以理解”，安塞姆呼喊道。他认为信仰必然先于理性，但理性可以在信仰之上扩展，信徒们之所以相信是为了理解。在人类心中的上帝的理念是他的存在的真正证明。每一个神学的探询者都必须从教会的权威的可靠基础出发，虽然在他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理性，同样还有（神对人的）启示，都可被用来帮助他。香浦的威廉，“博士们的支柱”，他作为在巴黎的一名教师的名望始于安塞姆生活的晚年，他徒劳地试图在逻辑和正统教义都能接受的程式化表达中捍卫唯实论者的立场。探究的精神此时被彻底唤起。这场大争论的哲学意义在于，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着重探讨的“普遍”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因此，争论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哲学活动，是哲学基本派别斗争的特殊形式。其社会意义在于，这场争论绝不是一场纯思辨的争论，是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的反映。经院哲学之所以对“实在论与唯名论”的争论如此之激烈，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逻辑意义之外还有其宗教意义。因为“三位一体”在当时被视为天主教最基本的信条，而“三位一体”的理论依据正是“实在论”。“父、子、圣灵”是“上帝”这同一本质的三种状态，放在逻辑里面，“父、子、圣灵”就是“具体的殊相（个别）”而上帝是共相。因此，对共相的否认直接威胁到了“三位一体”的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