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牛津的大学与城镇

在中世纪英格兰的城镇中，几乎只有牛津包含了两个自治社团——镇民群体和长袍群体——重要性非常接近，住在同一个地方，使用相同的街道和市场，并不断向君主上诉，以在他们之间伸张正义。境况因这个事实而变得愈加困难，镇民们几乎都是生产者，他们的利益是保持价格上扬，而另一方面大学的成员们基本上是消费者，自然偏爱廉价，并且必须当场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大学的官员们因此密切关注与货物的质量和价格有关的所有问题。贸易管理与他们的关系几乎和房租或城镇的卫生设施一样密切，确保对面包和啤酒，对补给品、靴子、衣服，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的某种控制，非同小可。校长，为了他的救济对象们的利益，不得不要求越来越多的权威来对付或处理面包师们、啤酒酿酒商们、葡萄酒酿酒商们，和食物的销售。牛津古老的商会非常有能力保护它的自由民，在确立对抗商会的权利时，大学需要王权的保护。因此，大量的令状被发给牛津，这在14世纪是如此地引人注目。但除了为答复投诉或请愿而发出的令状之外，还需要特许权和私法来修改普通法律，并给予大学在牛津，与自由镇民们已经享有的那些权利相同的权利。

与镇民的冲突和犹太人的勒索要对校长的诸多麻烦和他需要审判的诸多罪行负责。但是学者们自己之间的争执也是摩擦的一个几乎一点也不小的多产的来源。

学者按民族或国家的划分，这在巴黎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也在牛津出现了。完全有可能，在1214年被任命来处理租金的四名税官，和在1228年的争端后被委任作仲裁的四位导师，可能表明了在牛津重现巴黎四个民族或国家的早期尝试。但即使有来自国外的访问者，还有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学生，组成“四个国家”的人才必定还是短缺的，而就我们所知，北方人和南方人，Boreales和Australes，也就是住在特伦托河北边和南边的人，是在牛津斗殴中唯一能被辨识出的国家。北方人当然包括苏格兰人，南方人包含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这后者在当时的骚乱中总是引人注目。这也许是对牛津名望的褒扬，她的学生中有如此之多的是从北方来找她的。多年来“两国”的长期不和破坏了大学和镇子的宁静。

校长和导师们不得不禁止在教堂里举行“国家节日”的庆典。

在1252年，北方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一场著名的冲突之后，一项条约在圣·马利亚教堂的“全体公会”中达成，双方代表都宣誓遵守它。但这并没有阻止几年后这两个“国家”间的一场经常发生的战争。

再一次，在1267年，双方各24人在交换和平之吻后，在他们之间起草了一项庄严的协议。它的条款，以及校长的批准，还有许多签署它的人们的印章，至今还保存在这座大学的档案馆里。

北方人和爱尔兰人都要委任首领以解决他们的事务，向仲裁人、校长，或其代理人上诉仅仅被作为最后的手段。在一笔重大的罚款之下，作为对手的当事双方都被约束不能拿起武器互相攻击。而再一次，在1274年，经历了不止一次要求王权介入调停的一些新的严重骚乱之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一项庄严的协约，并发誓支持校长镇压扰乱和平的人。在大肆宣传下做出的这个最后的协约似乎已经朝着达成它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它通过把北方人和南方人团结在唯一的一个国家里，明显地消灭了敌对派系。从此以后，这座大学再也不知道有什么派系，除了只有一个唯一的“社团”（collegium）和唯一的“身体”（corpus）。技艺学科的全体教员们可能开始作为一个单独的团体投票。北方和南方的学监只是作为——无论如何，在理论上已经消失了的——部门划分的代表存留下来。英格兰式的团结和秩序的精神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是有好长时间，“老亚当”，人类犯罪的本性，坚持不懈，直到很晚的一代人，牛津“各国”的长期不和才完全消失。在1313年，人们认为在制定一份法令时提醒大学，北国和南国已不复存在，这是可取之举。但14世纪后半叶的骚乱表明了，旧日的仇恨易于复燃，墨顿学院的记事簿还曾记录了在1506年8月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

早期的学堂公寓和学堂客栈

学生们住宿的小客栈（Inns）和公寓（Halls）一定在很早的时候就在牛津很惹眼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四面八方涌现出来，但最密集的地方是在市中心。住在里面的小伙子们以在14或15岁开始并不算太早的那种惊人的独立，租下他们自己的房子，形成他们自己的社团，并选举他们自己的一名成员作为他们的领导人。这种早期的民主传统只是逐渐被消灭掉了，而且自治的学堂公寓发展成了由大学当局监督的受托人们（Principals）统治的食宿公寓（boarding-houses）。

无疑，许多学堂公寓都很小，但有些曾经是著名商人们占据过的私人房屋。其中一些最好的是犹太人建造的，他们是最早研究坚固和舒适的房主之一。市政厅（或行会大厅），在1229年亨利三世把它分配给小镇之前，是以撒之子摩西的财产。其他的公寓，如雅各公寓和伦巴第公寓，也是从犹太人那里传下来的。在牛津，主要是由于犹太人而存在的，坚固的房屋的数量，可能曾有助于吸引教师和学生到这座城镇来。

据安东尼·伍德说，在1190年，牛津大部分地区都被烧毁了，包括圣•芙利兹怀德，于是镇民们开始效仿伦敦的做法，使用石头建房，或至少在木房子之间用石头砌墙。那时的房子在首层之上只有一层楼，起居室在地窖上面。他说：“我们的市民向伦敦人学习，虽然房子是用木头和稻草建造的，但他们后来开始用石头和板岩（用作屋面瓦）建造。在那些住着穷人的地方，他们没有钱建造这样的房子，大多数人在每四到六间或更多的房子之间筑起一堵高高的石墙。随着这种用石头建造的风尚的出现，这样建造的出租公寓为了更好地区别于其他公寓，而被称为‘石头公寓’或‘铺瓦公寓’。有些没有铺板岩（屋面瓦）的公寓，如果靠近那些铺了的，就被称作茅草公寓。同样地，当玻璃开始流行的时候，因为在那之前，我们的窗户都是格子窗，那个窗户上首先装有玻璃的公寓，被称作‘玻璃公寓’，以示区别。同样的道理，可能那些有铅制排水沟的，或屋顶的一些部分是用铅制的公寓房，被称作‘铅公寓’，或者，有一个例子叫‘铅门廊’。那些门上装有插销的公寓（因为我们的前辈只使用门闩）被称为‘插销公寓’。”

并不总是很容易就能说出这些早期的公寓是在什么时候交到学生们手中的。但在13世纪末之前有几处被特别提到的公寓，书记生们迟早会住在那里。藤公寓、烟囱公寓、夜莺公寓，是那时已经存在的名字。逻辑巷附近的骑士公寓的所在地被提到是在1238年，而亚里士多德公寓的所在地被提到得更早。有一座黑厅在1267年以前建起，是中世纪牛津众多的黑厅之一。宽门那时已经是个熟悉的名字。在高街的英奇公寓，站立在这个世纪的中叶，若非如此，正如伍德说，在约翰国王的时代。博丁公寓，在贝利奥尔附近，它被提及是在1230年。宽街的布莱克利公寓也可能甚至更早地为人所知。某座少女公寓出现在1209年的那些麻烦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名字和这些更古老的名字中的许多被随意地重复着。除了上文提到的，牛津当然还有其他经过验证的13世纪的公寓。

古老的牛津家族和名字

但建造这些古老房屋的牛津市民们的记录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他们的名字一定曾为许多代牛津人所熟悉。塞格里姆家族和凯佩哈姆家族是12世纪——要么就是在那之前——领头的家族。塞格里姆家族事实上在《末日审判》中曾被提及，在1129年，“城墙边的塞格里姆”在北门附近有一所房子。理查·塞格里姆在圣·奥德埃特教堂院落的一角有一所大房子，现在被彭布罗克学院吞并了，另一座房子在希德耶德街，它的租金是一束玫瑰。这两所房子在13世纪可能都转入了学生们手中。彼得·塞格里姆，这个家族中的另一人，在1285年惹上了麻烦，因为钓鱼——有人不愿称之为偷猎——而且是在两位修道院院长的陪伴下。高街的凯佩哈姆公寓出现在1249年的一项用地授予中。凯佩哈姆巷是在圣·奥德埃特教堂。约翰·凯佩哈姆，镇长，去世于1205年。劳伦斯·凯佩哈姆的名字出现在大约那个日期的一份漂亮的小文件里，这份文件在20世纪初已经被复制出版了。埃德莉西娅·凯佩哈姆，镇长的寡妇，受到牛津的斯蒂芬的婚姻追求，他提供给国王两百只母鸡，求一封皇家推荐信将他推荐给这位女士。但这位寡妇更了解她的君主，她提供了一百马克和两匹驯马求得她的自由，而国王显然也获得了那些母鸡。皮尼沃兴家族，另一个古老的牛津家族，将他们的名字留在了皮尼法兴街，直到彭布罗克街取代了它。派克威瑟家族，在亨利三世时代同样声名显赫，即使在现代，也在一个巨大的方形院落里长盛不衰。萨姆诺尔巷，紧靠北城墙，切尼巷，靠近市场，可能曾将它们的名字取自早期的市民，——在斯蒂芬国王混乱的统治中有过很多切尼家的人。别尔沃斯家族拥有“在牛津的大量财产”，在圣·米迦勒教堂接受纪念仪式。其他古老的名字连续不断地重现在各种文件中，——黑尔哥德家和博丁家，佩蒂家和斯托克韦尔家、布洛克家、哈丁家，欧文家，和格里芬家，英格家和奈特家，还夹杂着其他一些不那么悦耳的，如纽奇、罗格和洛克。犹太人科潘是个拥有资产的人。伊瑞克·海尔里内乌必须让他的名字流传下去。到16世纪时，北门街变成了谷物市场。谷物市场附近的一处店铺在大约1220年转给亨利·加米奇的岳父。在高街的另一处商店的一份租约被记录于1195年。高街的一处街角房屋，它是莫德林学院从圣·约翰医院继承的大笔财产的一部分，在13世纪以一份永久性租约被转给图书装订商斯蒂芬，这个故事是英格兰人习俗的延续性的一个有趣的小例子。在1253年，它的租金被固定为30先令。到1487年，它下降到12先令。但是，从最初的都铎王朝的时代一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开始，它原封未动地以这个形象站立在那里，而我们可以追寻那个地方的历史达600年。代复一代，古老的房地产契据册——比如《圣·约翰医院的房地产契据册》《圣·芙利兹怀德的房地产契据册》《恩舍姆房地产契据册》等——为后世保存了这座大学将要安家落户的这座城市的纪念。

学堂公寓组织

学生们使用的宿舍和招待所逐渐被在更正规的社会关系上组织起来。他们的独立性也承认了各种限制因素。受托人（Principal），或者说负责人，按照惯例变成了某位学士或导师，而在最初，他仅仅是由这样的小社团选出来负责付房租和运营房子的一个领头的，并且没必要是大学的一位成员。

一份未注明日期的章程，禁止伙食管理员和仆人充当受托人，有学者认为这发生在1380年之前。他不得不在校长面前为他的学堂公寓的租金作出担保，因此逐渐被纳入大学的控制之下。他要为他的学者们的行为、他们出席讲座、他们的纪律和学习负责。校长甚至声称有权罢免他，有权否决那些规则，也就是学堂公寓的章程，这是学生们制定的。学堂公寓或学堂的领导们，被禁止买卖他们的职位，或同时掌握多于一个这样的职位，或旷职超过一年。由此可见，这座大学已经确立了它对镇民们决定房租的权利，并管理所有它的学生住宿的房屋。如果某处学堂公寓的世俗房主不能进行维修，神职的租户们——也就是书记生们——可以自己维修，然后从租金中扣除费用。导师们坚持，那些房子一旦被用作学堂公寓或学校，就再也不能租给世俗的租户，只要学者们愿意租它们。而且，这种理论得到了皇家的批准，就是大学对以前学者们曾住过的所有房屋都有要求权，并且事实上，对所有可以备用的房屋都有这种权利。

城镇及其自治政府

这座大学正在稳步地攻城掠地。但是镇民们在一开始时很有能力保护自己。在西蒙·德·蒙福特的时代，牛津在这片土地上的城市中昂首挺胸。就像伦敦要求自由那样，她要求“同样的惯例和法律”。

她的纺织工和鞋匠们在亨利一世统治时期（1100年至1135年）已经确立了他们的权利。当时，在查威尔河边，在北门分区中，和霍利韦尔草地上的羊毛市场，似乎有一些织布机在工作。直至1380至1381年时，人头税申报单上，提到了23个织布工和13个漂洗工。

圣·芙利兹怀德教堂和圣·吉尔斯教堂的集市，不是仅有的古代定期集市。

卡法克斯十字街周围有忙碌的小摊贩和经销商，连同控制他们的贸易的规则和习俗。

市场的有序安排是随后的事。亨利二世曾确认了他发现已经存在的商会，而商会的存在可能会追溯到很久以前。他的儿子曾给予这个行会对这个镇和其收益的一份永久性的租约，包税额在1199年被固定为63英镑零5便士，超出了酌留给圣·巴塞洛缪医院的13名被收容者——1名牧师和12名麻风病患者——的生活开销的总额，这是一项自由市民们接管自国王的职责。行会的成员们组成了一个镇议员的社群，外包它的税收和控制它的贸易。这些镇议员是自由镇民，在牛津自由贸易，可能是一位贵族，但也不能过于狭隘以至于无法获得普遍认可。

大约在14世纪开始时，这些行会会员们采用了“汉纳斯特斯”（Hanasters）这个名字，因为在此时的大约20年前，古代的周法庭或港口法庭曾采用“黑斯廷斯”（Hustengs）这个名字。黑斯廷斯法庭由所有房主出席，但是它的过程，特别是在债务诉讼中，不能在成本和速度上与大法官的法院竞争。汉纳斯特斯据估计大约有500人。他们可能一度代表了成年镇民的大多数，还有，当然，镇上最富有和最重要的人们。他们提供了（地方自治的）镇政官员，镇长和镇参议员们和执达吏们，镇参议员的人数被亨利三世增加了一倍，与在卡法克斯交叉的街道所形成的四个区相一致。他们还提供了一名镇书记员和镇财长，以及其他官员，他们因为那些必定经常是很艰苦的工作，接受津贴，但没有固定薪金。负责收钱的有两组官员，执达吏和收款人，并且当议会投票决定一项补贴时，就需要另一个收集者。收款人收集镇收入、租金、规费、磨坊收益、渔业收益，等等。执达吏们收集包税，并把它交入财政金库。

在亨利三世治下（1216-1272），那些古老的镇墙被用石头坚固地重建。在它们内部，有一条连续的小路环绕着镇子。四门中最坚固的是北门，因为那边没有河流保护它，它的美丽，连同它的塔楼、吊闸、雉堞和雕像，都已经被安东尼·伍德以一名古物研究者的深情详述过。在它之外是一条名叫坎迪克的深沟，马贩街的建筑物就耸立在其上，这两个古老的名字早就消失了。宽街在13世纪时被称为马贩街。人们普遍认为，马市就是在这条街上开设的，但没有明确证据。在1379年，它被称为坎迪克大道，这个名字在15世纪和16世纪被经常使用。伍德没有提到宽街，而是提到坎迪克，他说，在1674年9月，坎迪克被用碎石铺砌路面（除了剧院对面的那部分），在那之前它只是一条小径。坎迪克是作为道路南侧边界的镇壕沟的名字，在1750年的地图上，它被称为宽街。在许多水域上都有正在运营的磨坊，城堡磨坊至今尚存。某些泉水或水井已经很有名了，后来叫作“亚里士多德井”的“布鲁曼井”，是因罗伯特·德·欧利的一名房客而得名。几个修会的修士们已经到来，并与穷人中最穷的人肩并肩地乞讨和劳作。向南离开，越过河，展开一片森林，在那里，那位传奇中的只武装以他的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窒息并战胜了野猪。[ ]还有一片草地，在那里，埃德蒙·里奇在他梦想的童年中与上帝之子面对面相遇。向东，在圣·彼得教堂下面的城门以外，圣·约翰医院连同它的许多财产，将它的新房子归功于亨利国王的慷慨，但它的成立要归属于某个更早的时代。就在医院附近，犹太人有他们的第一个墓地，在那里，地面落向水边；在那里，几个世纪以来直到现在，牛津最可爱的塔楼一直见证着快乐的一代又一代人的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