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夜航船,——牛津的出版业
文摘
2024-07-15 11:31
天津
我们的牛津夜航船继续前行,但今天我们的书不接着前文的背景知识介绍继续,我们分出个枝杈,讲讲牛津的出版业的故事。——单击文章右上角“...”可以打开“听全文”的音频功能。书这个东西,现在是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不受人待见了。但是,书籍在古代乃至中世纪的欧洲是件价值胜过金银珠宝的奢侈品,那时能识字、会书写的人极少,愿意去创作一本书的人就更少了。据说,“……除了祭司和僧侣们,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阅读……从约翰·雷克兰那里夺取《大宪章》的爵爷们用他们的标志和封印署名。最坏的罪犯,如果他们被赋予稀奇和不可思议的美德——知道如何阅读,即使读得很差——也会享受到‘神职人员的特殊恩典’,也就是有神职人员的学问,因而得以豁免逃脱,或被大大减轻处罚。那时除了痛苦费力地写出的价值可抵王公的赎金的手稿以外,没有书籍,除了非常富有的人和教会,其他人完全不可企及……”在那个年代,不用说写书,即使是复制一本书也完全要靠手工,用羊皮纸,蘸水笔,逐字逐句地抄写。直到约1450年,约翰·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8-1468)在德国美因茨发明了西方活字印刷术(注意,我写了“西方”俩字了,没说活字印刷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才导致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媒体革命,迅速降低了书籍的制作成本,虽然仍然很贵,极大地增加了书籍的流通数量——据说在这项发明问世后的50年中,用这种技术印刷了约30,000种印刷物,共1200多万份印刷品——并进而深刻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牛津和牛津大学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书籍产地,您现在看市面上的字典、史籍、文化,等等方面的各种书籍,很多都带有“牛津”两个字,这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是从古腾堡印刷术传入英国之后就逐渐开始的。所以,我们的牛津夜航船不妨开得远一些,讲述一下牛津的出版故事。
图 0-1. 威廉·卡克斯顿的印刷和出版
首先,是谁把印刷术带入英格兰的呢?我们稍后会讲一个“牛津的版本”,但目前公认的是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22-1491)。他是一位英国商人、外交家,和作家。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将印刷机引入英国的人。在1476年,他作为一位印刷商,成为英国第一位印刷和销售书籍的零售商。这一年是明宪宗成化十二年;吸血鬼德拉库拉的原型“穿刺者”弗拉德三世去世;24岁的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建议向西环行探索通往东方印度和中国的海上航路,被许多饱学之士讥笑为疯子。图 0-2. 值得尊敬的布料商人们的公司
卡克斯顿出身不详,可能是在1415至1424年之间出生于肯特郡的某个地区。1438年,他成为伦敦一位富有的布料商罗伯特·拉奇的学徒。也是在这一年,牛津的万灵学院成立。罗伯特·拉奇是个值得说说的大人物,他是一位“伦敦商人”,同时是伦敦市长和国会议员。在中世纪或更早的欧洲,当我们说一位“伦敦”商人,或一位“牛津”商人,或一位“威尼斯”商人时,不仅仅等同于我们说这个人是个河南人,或是个山东人,——“伦敦”,“牛津”,或“威尼斯”代表了不同的自治地区和行业工会,不同的法律、税收等。作为商人,罗伯特·拉奇是“值得尊敬的布料商人们的公司”(Worshipful Company of Mercers)的成员,这里的“布料商人”(Mercer)是指经营丝绸等高级进口布料的商人。这家公司是伦敦城的首要的、最好的同业公司(Livery company),在诸多公司的“优先顺序”中排名第一,位居“12大城市同业公司”之首。我们后文会讲到的英格兰天主教牧师和教育先驱,约翰·科莱特(1467-1519)也是这个同业公司的成员。他建立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学校,并于1510年任命这个同业公司为这所学校的受托人,这是教育领域第一个非神职人员管理的例子。尽管这个同业公司的起源更为古老,但它在1394年(明洪武27年)根据皇家特许状成立。皇家特许状是君主在皇家特权下作为专有权力的特许状而发出的正式授权。在历史上,它们一直被用来颁布公共法律,最著名的例子是1215年的英格兰《大宪章》(Magna Carta,或称Great Charter,那一年是南宋宁宗嘉定八年,忽必烈出生),但自14世纪以来,它们只被用于制定私人法案,授予个人或法人团体权利或权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们都被用来建立重要的组织机构,如自治市镇、大学,和学术社团。我们的主题,牛津和牛津大学,其历史上的各项权利或权力中,有很多是由这种“特许状”所确立的。那么“同业公司”(Livery company)是什么呢?“Livery”的含义是“制服”,这个词起源于贵族随从所穿的特定形式的服装,然后延伸到特殊服装,表示属于某一行业的身份。同业公司由伦敦中世纪的行会或同业公会(guild)演变而来,它根据皇家特许状的规定,负责各自行业的培训、工资控制、劳动条件,和行业标准等方面的监管。早期的行会(guild)通常是由教区的兄弟会(fraternity,拉丁语的brother)组织发展而来。在这些组织中,同一行业的大量成员往往居住得很近,聚集在同一座教区教堂里。他们共同捐赠宗教设施,如礼拜堂、教堂等,通过举办仪式和著名的神秘戏剧来庆祝宗教节日。尽管现在的会员可以自由选择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但大多数的同业公司仍然保留着他们历史上的宗教协会。这种公司通常会建立一个行会或会议大厅(hall)建筑,历经1666年的大火和二战的破坏,伦敦至今还有39家公司的会议大厅建筑尚存。就像前面说过的罗伯特·拉奇的公司那样,几乎所有这种同业公司都被称为“Worshipful Company of……”,省略号代表他们各自的手艺、行业,或职业。除了本行本业的事务外,这些同业公司在伦敦市(the City of London)的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通过提供慈善捐赠和他们的关系网络中产生的机会。伦敦同业公会会员保留着对高级市政官员的投票权,如对市长、治安官,和伦敦城市公司(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伦敦城市公司,这里的“公司”(Corporation),可以理解为一个机构实体,他是一种古老的自治城镇的市政机构,拥有广泛的地方政府权力。它在官方和法律上的称谓是“伦敦的城市的市长、法人团体,和公民”(the Mayor and Commonalty and Citizens of the City of London),是伦敦市的自治城市的管理机构,而伦敦市(City of London)则是指首都伦敦的历史中心和大部分英国金融部门的所在地。——城市也是由公司,一个合作实体,来运营,这种观念在英国人的方式中竟然出现得如此之早。威廉·卡克斯顿给罗伯特·拉奇当学徒,无疑是进了“大厂”,还在作总经理助理,这是个很好的工作经历,即使以后不自己创业,也是各家公司HR争着要招聘的人选。前面说到罗伯特·拉奇的公司在“优先顺序”中排名第一,那么这个“优先顺序”(Order of precedence)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具有名义重要性的顺序层次结构,可以应用于个人、团体或组织。大多数情况下,它被许多组织和政府在非常正式的和国家的场合,特别是有外交官出席的地方,用于人们的背景身份上。它也可以用于装饰、奖章,和奖励的环境中。在历史上,它使用更为广泛,尤其是在宫廷和贵族生活中。本书其他地方提到过牛津的商人在伦敦市场中观看和购买商品的顺序排在伦敦商人之后,这大抵说的就是这种优先顺序吧。我查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资料,前面说的“12大城市同业公司”都是些什么公司呢?它们是:1. 布料商同业公司(普通商人,就是罗伯特·拉奇所在的公司)8. 缝纫和用料同业公司(缝纫材料和优质材料,如丝绸、天鹅绒)几乎每一个公司都有关于成立年份和所获得的皇家特许状的准确记载。我们从中可以依稀看到这样一些概念:行会、权利、自治、授权、商誉……,以及行业从业者由自身利益出发的,自下而上的一种社会组织机制。我不是史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或法学家,但是我可以提醒一下诸位读者,您是哪个行业的?您有那个行业的“行会”或者“协会”为您争取和保护您的利益吗?卡克斯顿在罗伯特·拉奇去世后不久移居比利时布鲁日,这是一座富有文化的城市,并于1450年定居于此。有了“大厂”的经历,和由此培养起来的社会关系,他经商成功,成为伦敦商业冒险家公司(the 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rs of London)的总裁。在他的商务旅行中,他观察了科隆新兴的印刷业,这促使他与科拉德·门申(Colard Mansion)合作在布鲁日创办了一家印刷厂。科拉德·门申是一位抄写员和印刷工,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印刷铜版画书的人,也是第一个印刷英语和法语书籍的人。当爱德华四世的妹妹约克的玛格丽特嫁给勃艮第公爵时,他们搬到了布鲁日并结识了卡克斯顿。正是在这位公爵夫人的鼓励下,卡克斯顿在1471年完成了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相关的故事集《特洛伊历史的回顾》的翻译。在回到英国后,对他的翻译作品的强烈需求促使卡克斯顿于1476年在威斯敏斯特成立了一家印刷厂,这是目前公认的英格兰第一家印刷厂。尽管人们知道他生产的第一本书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但他后来出版了骑士传奇、古典著作、英国和罗马历史,并编辑了许多其他作品,他还是1484年第一个翻译《伊索寓言》的人。卡克斯顿在尽快地发表尽可能多的作品的压力下,并不是一位称职的翻译家,他有时只是简单地把法语作品翻译成英语。但由于他的翻译作品的商业成功,他被认为促进了他所使用的“衡平法英语”(the Chancery English)在整个英格兰的“标准语言”的地位。所谓“衡平法英语”是指大约1430年,出现在官方文件中的书面英语的“衡平法标准”,自诺曼征服以来,这些文件通常都是用法语书写。就像乔叟的作品一样,这种新标准是基于受到东部到中部地区的口音影响的伦敦口音,——英国的普通话。在1820年,罗克斯伯格俱乐部(Roxburghe Club,英国的藏书及出版俱乐部)在圣·马利亚教堂为卡克斯顿设立了一块纪念碑。1954年11月,英国新闻委员会主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卡克斯顿纪念碑揭幕,白色的石碑就挂在诗人角门旁的墙上,碑文写道“威廉·卡克斯顿在这附近建立了英国第一家印刷厂”。2002年,在BBC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卡克斯顿被评为100位最伟大的英国人之一。然而,牛津,就是个爱争名夺利,出产神话的地方,——当然,爱面子的背后往往还有着现实的利益。在安东尼·伍德于1674年出版的《牛津大学的历史与古物》中记载了另一个印刷术传入英国的故事:“在1464年这一年,为了增长学识,鼓励学者们在文学上继续深造,印刷术,这一令人钦佩的发明来到了牛津。事情是这样的。有人说这种技术是在美因茨(Mentz)被发明的,有人说是在哈勒姆(Harlem)……于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鲍彻(Thomas Bouchier)说服了英王亨利六世,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把一套印刷模具带进这个王国,并贡献了300马克从哈勒姆找一位印刷工人……国王用了1,000马克,派了一个叫罗伯特·图莫的人去处理这件事……这个人找来威廉·卡克斯顿,一名荷兰的公民和商人帮助他,——注意,卡克斯顿在这里变成了一位配角和帮手。这些人拿到钱后,首先去了阿姆斯特丹,然后去了莱顿(Leyden),而不敢去哈勒姆,那个城镇猜忌他们的贸易,他们已经囚禁了为上述目的到那里的不同的人……最后,他们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弄来了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科塞利斯(Frederic Corsellis)的印刷小工。这个人在一天深夜,乔装打扮,从他的同伴们那里偷了东西,装进了一艘专门为这个目的准备的船中,然后被安全地运抵伦敦(听起来像《三个火枪手》里的情节)。但他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人们认为不宜让他在那里工作,而应让他在牛津工作,因为这位大主教托马斯·鲍彻曾是牛津大学的校长。因此,科塞利斯被和一名看守一起带到牛津,看守一直监视着他,不让他逃走,直到他履行诺言,教会他们印刷。”除了安东尼·伍德,还有许多学者引用了这段能拍电影的传奇故事,——“戏不够,爱情凑”,怎么想起这么一句话来。约瑟夫·莫克森(Joseph Moxon,1627-1691)是查理二世时代的水道测量学家,同时是一位英国印刷工,专门研究数学书籍和地图,也是地球仪和数学仪器的制造商,数学词典的编纂者。他编写了第一本英语的数学词典,第一本详细的印刷人员教学手册,第一本为商人编写的英语的操作手册。在1678年11月,他成为第一个被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接纳为会员的商人。他也把科塞利斯的故事写进了他关于欧洲印刷术起源的叙述,放在他著名的印刷手册《机械运用》的前言中。英国古物学家、作家、书目学家、民谣收藏家、书商,和藏书学家,约翰·巴格福德(John Bagford,1650-1716)在18世纪早期对牛津印刷术的记述也始于科塞利斯。塞缪尔·帕尔默于1732年出版的《印刷术通史》也是如此。甚至莎士比亚也被引用为证据:“你使印刷术成为我们的”(《亨利六世》,第二幕)。然而,安东尼·伍德陈述的这个故事纯系虚构,它是贝利奥尔学院的理查·阿特金斯(Richard Atkyns,1615-1677)在其一本书中编造的。阿特金斯来自一个古老的格洛斯特郡家族,在父亲去世后,他在21岁时继承了家产。后来他来到伦敦,应王后邀请加入宫廷的社交圈,但不久,这些宫廷的场景就在英国内战的动荡中烟消云散。1642年,阿特金斯自费为国王召集了一支马队,和议会方面作战,——忠臣啊。议会一看他对皇室这么忠诚,就把他的财产没收了。不过看来他的事儿不大,在1646年,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法令,在罚款140英镑后赦免了他的过失,——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没钱才是事儿,于是他就想法去找钱。复辟之后,他被任命为格洛斯特郡的副中尉,并再次被任命为与印刷有关的王室代理,这个事由儿能来钱,书很贵。他最早在1631年就担任了这个职位,因为那时他已经卷入了向文具商公司(the Company of Stationers)索赔超过1,000多英镑(一大笔钱)的案件。这个“文具商公司”的全称是“值得尊敬的文具商和报纸制造商同业公司”(The Worshipful Company of Stationers and Newspaper Makers),就是一个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Livery company”。这家公司成立于1403年,是年是明永乐元年,北平改称北京,并在1557年获得了皇家特许状,一直存在到1937年,那年北京还叫北平。这家公司一旦获得了它的特许状,它的角色就成了行业的规范和约束者,它定义适当的经营方式,维护自己的公司特权,由此,它垄断了出版业,直到《安妮法令》(Statute of Anne),也就是众所周知的《1710年版权法》(Copyright Act of 1710)的颁布。在1660年左右,剑桥的公共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关于《使徒信条》的早期著作,据说是1468年在牛津印刷的。它的标题是“Exposicio sancti Jeronimi in simbolum apostolorum ad papam Laurentium. Impressa Oxonie et finita anno Domini M.cccc.lxviij xvij die decembris.”这本书被发现后不久,阿特金斯就印刷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The Original and Growth of Printing)。他试图建立起这样的理论,即英格兰的印刷术始于牛津。此外,他声称约翰·斯托(John Stow,1524-1605,历史学家、古物学家)、理查·贝克爵士(Richard Baker,1568-1645,政治家、历史学家、作家)等人在声称印刷术是1472年传入英国的方面“高度错误地一致”,还声称自己发现一本比这个时间早三年在牛津印刷的书籍。后来他又将此书扩充内容,回答质疑,进行再版——有些朦胧的社交媒体的感觉——并由此名声大噪。他显然是一方面想讨好查理二世,伪称印刷是一项皇家的特权,因为是先王亨利六世出的钱,派的人,主使的技术盗窃。另一方面,他想将这项技术落地在牛津,因为他出身于贝利奥尔学院,从而为自己获得印刷出版法律书籍的专利权,以弥补他以往的财富损失。而牛津的第一本书似乎事实上是由西奥多里克·鲁德(Theodoric Rood)印刷的。他从科隆自由地来到牛津,带着印刷活字,很可能还有印刷机,并在高街设立了一家印刷厂。之后,他与大学建立了联系,用拉丁文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包括约1483年出版的约翰·安威基尔(John Anwykyll)的《语法纲要》(Compendium totius grammaticae),——这是从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的一份残本中得知的。安威基尔是莫德林学院的校长和语法学家,据记载,他于1473至1474年在剑桥大学学习语法。西奥多里克·鲁德的第一本书的末页上写着:“圣·杰罗姆对教皇劳伦斯关于《使徒信条》的明确阐述,在牛津印刷,并在我们的主的1468年12月18日完成”(这就是前述那本所谓的1468年的牛津出版物的拉丁文标题的翻译)。然而,这也是误导性的,因为这篇对使徒信条的拉丁文评论的真正作者是阿奎莱亚的鲁菲努斯(Rufinus of Aquileia),而不是圣·杰罗姆(St. Jerome)。更糟糕的是,现在人们认为鲁德先生故意或无意间印错了日期,那一串复杂的罗马数字“M.cccc.lxviij”(1468)中,有意或无意地少了个“x”,也就是说,牛津的第一本书不是在1468年印刷的,而是在1478年(M.cccc.lxxviij)。科塞利斯的传奇故事不仅具有为学术理想主义的学者们的著作添加历史荣誉感的作用,也吸引了精明的实用主义者,从而在一些涉及到现实利益的诉讼中被多次引用。在1671年,托马斯·耶特,牛津布雷齐诺斯学院的受托人和1670年代管理大学印刷和出版的四位“合作伙伴”之一,引用了“1468年”的版权印记和科塞利斯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资料,为大学的印刷权辩护。在10年后的一起法庭案件中,国王的印刷商亨利希尔斯使用相同的叙述辩称他的地位胜过大学声称的任何印刷权。在1691年关于与伦敦图书贸易的冲突的记录中,大学档案馆管理员约翰·沃利斯宣称,“印刷技术首先由这座大学带入英国,并由他们负责,在伦敦印刷之前,这里已经实践了很多年”。牛津的故事保留了足够的可信度,以至于曾在1770年代有关版权的法庭案件中被引用。在本节结尾,请允许我引用《牛津大学出版社史,第一卷:从开始到1780年》的编辑伊恩·加德(Ian Gadd)教授对此的评论:“……这些信念的效力提醒我们,可能还有其他关于由这座大学进行出版的‘神话’,它们尽管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值得怀疑的——无论是专注于牛津大学出版社早期历史上的三位“伟人”(威廉·劳德、约翰·菲尔、威廉·布莱克斯通),并以忽略了其他重要人物作为代价;还是将伦敦图书行业与这座大学的出版社之间的关系错误地描述为一个勇敢的牛津大学反复为自己的权利与一群充满敌意和贪婪的伦敦书商斗争的关系;还是忘记了不那么有学识的书籍一直是这座大学出版社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假设大学作为出版商的学术抱负一再被商业需求削弱;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历史比神话可能让我们相信的要复杂得多。”牛津的诸多可敬之处之一,就是它最终否定了关于自己的许多神话,而不觉得丢面子。看天色不早,我们的夜航船今天不妨就停在这里,来日再驶往下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