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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右上角“...”可以打开“听全文”的音频功能从这一篇开始，我要介绍在牛津大学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修士们。当这所年轻的大学正在确立自己的命运时，一种新的理念也正在教会中被确立起来，这对牛津的精神和学习来说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境况。在圣·托马斯·贝克特被谋杀在坎特伯雷的那年（1170），圣·多米尼克（St. Dominic，1170-1221）出生在老卡斯提尔，于是，布道修士们的兄弟会从他严厉和正统的忠诚奉献中兴起。这位圣·多米尼克，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和多米尼克修会或修会的创始人。多米尼克（Dominic）是罗马天主教徒和其他拉丁罗马人常用的男性名。起源于晚期罗马——意大利词语“Dominicus”，意思是“高贵的”“属于上帝的”，或“主人的”。圣·多米尼克是天文学家的守护神。多米尼克修会也译作“道明会”，或“多明我会”。![]()
11或12年后，一位更温和但同样坚持改革的梦想家出生在阿西西的一个富商的家里，他蔑视财富和知识，把自己塑造成他的主，耶稣，的那种纯朴的形象，通过教导人类爱的力量来赢得他们，使他们归于圣洁。人们称他为阿西西的弗朗西斯（Francis
of Assisi），也译作阿西西的方济各（1181/1182-1226），他是意大利天主教的修士、执事，和神秘主义者。他创立了男子小兄弟修会（Order of Friars Minor），也称方济各修会（the Franciscan Order），和女子的圣·克莱尔修会（Order of St. Clare）、圣·方济各第三修会（Third Order of St. Francis）和圣地守护修会（Custody of the Holy Land）。他是基督教中最受尊敬的宗教人物之一。![]()
这两位超脱世俗的教义的布道者都得到了来自这个世界的惊人的欢迎。这些13世纪早期最优秀的头脑已经感到不满和不安了。曾如此深刻地搅动了人心的十字军东征，已经促进了古老信仰的动摇。而东方科学传入欧洲，相比归功于在东方的十字军的影响，更多地应归功于西班牙的影响。并不仅仅是盲目的偏见使中世纪教士们惧怕东方的学识和撒拉逊人对西方施加的魅力。在宗教和政治上，在科学和道德上，新的趣味和混乱正在起作用，并朝着要么迷信，要么反抗的方向起作用。教会，尽管在某些方面比她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权威和更加成功，但受到财产的拖累和沉迷于权力，有成为富人的教会的危险。教区牧师，在精力和训导下降的情况中，与世人分享着懈怠的道德标准。圣·伯纳德，以其从未错看过基督徒的弱点的目光，宣称牧师们比百姓更坏。格罗斯泰斯特主教不得不抱怨，一位神职候选人来见他时，戴着很多戒指，穿着鲜红的衣服，像个宫廷近侍，他还警告他的神职人员不要纵情酒宴和公开掷骰子。任免权被不断滥用。不称职和无知的神职人员获得任命。在牛津副主教辖区中16年里作出的156场介绍演讲中，似乎只有13场被介绍的神职人员是曾出身大学的人。这位主教不得不坚持让领取俸金的人们在他们开始履行职责之前到“学校”上学。13世纪的一些关于牧师考试的报告表明了当时的教育水平。第三个，“不会唱圣歌”。第四个，“一无所知，不管是对读书还是对唱歌”。第五个，“当被要求解析‘omni’（全）这个词时，说它是个副词”；当被追问“annual”（每年）的意思时，他认为是“很多次”，或“每天”。品格的水准也几乎高不了多少。牧师的心过于频繁地“在市场上，或街上，或床上”。懒惰、疏忽、不敬，和粗心，是被指控的冒犯中最微不足道的。无节制和酗酒也被认为位列其中。神职人员的情妇并不少见。玩套环游戏的人、掷骰子的人、经常光顾小酒馆的人、麻风病人，这些都是被用于神职人员的称谓，即使并不是他们应得的。有个神职人员以高利贷的价格买卖谷物，另一个带着把剑到处走，第三个拒绝穿教士的法衣。在那些教堂里可以听到“污秽和不诚实的圣歌”。在弥撒期间，那里在玩着“道德败坏的游戏”。埃克塞特主教教区的牧师们，把蜡烛上的烛花扔向唱诗班，我们得知，“以猥亵放荡的手势”。俸金落入错误的人的手中。有些俸金过于可怜，以至于不值得接受。丰厚的俸金常常因一些不值得的理由而被交给那些派一个“最便宜的”教堂牧师来做本应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作的教区牧师们。与此同时，礼拜日的惯例仪式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布道和实际的基督教教义衰退了。僧侣们，在他们辉煌的隔绝中与世隔绝，他们可能会与自己受到的诱惑抗争，或为他们所属的伟大的宗教场所的荣耀和影响力而工作。但他们把人类留在修道院之外自我奋斗。改革者们从许多修道士的修会中兴起，但改革带来了名望和财富，而财富反过来又导致了安逸和冷漠。本笃会和克吕尼修会的修道院已经变得过于喜欢舒适。他们的财富是个笑柄。杰拉尔德斯•坎布兰西斯，也就是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惊叹于坎特伯雷的僧侣们保有的餐桌和他们的轻浮与奢侈，他们的葡萄酒和佳肴，他在《关于自己的成就》中记载了一位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副院长在1309年的就职盛宴，连同它的6,000名客人，和它的被20世纪初的学者估价为约5,000英镑的账单。西多会的修士们，寻求一种更严格的生活，远离世上的人群和诱惑，从一开始就背离了城镇。但他们已经堕落为富有的地主，也完全不值得普遍的尊重。事实上，沃尔特·迈普，诙谐的牛津教区副主教，直率地公开抨击西多修会，“公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令人憎恶的事情”。无疑，每个主教教区和修会都有虔诚的修道士和牧师们。而世俗的“哥利亚主教们”则作为某种堕落的教士和某位酒歌英雄的类型存在。他们是欧洲的一群年轻的，主要是在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格兰的大学任职或学习过的神职人员。他们在12和13世纪写拉丁语讽刺诗歌。他们通过歌曲、诗歌和表演来抗议教会内部日益增长的矛盾。他们心怀不满，没有被召唤到宗教生活中，经常在与狂欢节相关的某种有组织的场合，例如在愚人节或教堂仪式中，提出这种抗议。他们嗜酒如命，志向是死在酒馆里。城镇，虽然被修道院忽视，但日渐强大和独立，它们所庇护的可怜的居民，经常被肮脏和疾病所困扰，正在失去对精神事物的信仰，就在此时，一场传教运动突然兴起。这场运动直接对贫困交加的城镇居民们布说，像一片光辉席卷了中世纪的教会，并以其实际的虔诚奉献的火焰在穷人心中点燃了某种新的希望。多米尼克修士们的吸引力
圣·多米尼克曾在阿尔比教派的战争中近距离接触过异端邪说，那不是宽容的训导，而是来自宗派、撒拉逊人、犹太人的，威胁着社会的危险。
这个阿尔比教派（Albigenses），是一个于12和13世纪在法国南部蓬勃发展的新摩尼教教派。1163年图尔大公会议将其命名为Albigenses，这个名称在12世纪末盛行，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适用于法国南部的所有异端。罗马天主教会怀疑其中一些异端是犹太人故意刺激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阿尔比教派的教义体现了摩尼教的二元论，这比基督教离犹太教更远。另一方面，它的一些联合团体具有《旧约》的基础，可以被定性为犹太教派。其他一些教派显然也研究了希伯来语，以便更好地理解《旧约》。而阿尔比派和犹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似乎相对友好，这一事实本身就增加了教会的猜疑和敌意。他们指责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仪式的盛大、肤浅。教会将他们视为对其权力的挑战，反过来谴责他们是摩尼教和犹太教。天主教在神学层面对犹太教的敌意并未完全反映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犹太人在法国迷笛（Midi）地区受到高度尊重，他们的地位可能是欧洲最好的。受阿尔比教派异端影响最严重的那些城市都有大量犹太人。与此同时，迷笛的统治者公开偏爱阿尔比派和犹太人，他们任命他们在财政管理中担任重要职务。在授予犹太人特权时，诸侯们的动机比单纯的同情更强大。由于他们的商业活动，犹太人往往是一个可观的收入来源，一些诸侯欠他们的债。比较普遍地说，普罗旺斯地区思想的独立程度以及基督徒和犹太人相互表现出的善意可能是因为整个地区受到了广泛的外部影响，这使其成为文明和宽容之岛，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相去甚远。1209年，教皇英诺森特三世命令西多会宣扬反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东征。一群僧侣、狂热分子，和贵族，进军法国南部，造成大量基督徒和犹太人被屠杀。圣·多米尼克的目标是捍卫正统的教义，驳斥异端，鼓励健全的学识。遥远的沉思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充满活力和战斗的基督精神的日子到来了。多米尼克的门徒基本上是信仰的布道者，受过训教，充满热情，简朴严肃。但他们的吸引力是针对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那些新兴的学府是他们自然的家园。放弃捐赠似乎并不是多米尼克最初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特殊天赋是组织能力，而圣·方济各的力量则在于他神秘的精神魅力。但是多米尼克立刻欣赏了方济各修士们由他们的自我否定的信条所吸引来的力量和受欢迎的程度。早在1220年，修士布道者们接受了这份贫穷的职业，这份职业早已被“小修士们”和“小兄弟会修士们”视为己任，这两个修会肩并肩，就像行乞的托钵僧们一样外出旅行，以风暴夺取这个世界。——所谓行乞的“托钵僧们”（Mendicant），源于拉丁语mendicans，含义是乞讨。许多宗教修道会都坚持某种化缘的生活方式，包括天主教化缘会、印度教苦行僧会、伊斯兰教苏菲派苦行僧会，以及耆那教和佛教的修道会。在早期的拉丁教会中，乞丐和四处行旅的巡回布道者被人看不起，人们指责他们危险地放纵自己的意志，并把这种行为与修道士或隐士修道的定居性质进行了负面比较，他们的布道受到压制。在13世纪初，天主教会看到了乞讨活动的复兴，因为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和圣·多米尼克的追随者在向村庄传教时乞讨食物。这些人开始建立一种特别的天主教的修道院生活形式，称为行乞修道士修会。这些修会与更强大、更保守的修道院修会（如本笃会和西多会）形成鲜明对比。行乞修道士修会的巡回布道者们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传播福音，有意识地模仿耶稣和十二门徒。他们“选择贫穷是通过一系列的姿态来实现的，他们抛弃父亲的家园，过流浪的生活，外表上衣衫褴褛，做厨房帮佣和泥瓦匠，不要脸地乞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