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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世纪时，牛津的一个新的篇章以亨利一世和他的继任者们作为开始。亨利是征服者威廉的第四子，他曾接受过拉丁语和“自由技艺”的教育。![]()
牛津此时是一个繁荣的城镇，有它的市场、它的磨坊、它的商会，它巨大的港口浅滩远远伸展到城墙之外。但它也是一处书记生和教堂之地。圣•马丁是最早的牛津教区，它的教堂，实质上是这个镇的居民教堂，就像它的塔楼矗立至今那样，矗立在中央的十字路口旁，市场的摊位都聚集在那里，镇子的各种会议也在那里举行。圣•马利亚教堂的周围密布小巷，毫无疑问，牧师们也在它的过道里传授简单的教义。北门旁的圣•米迦勒教堂俯瞰着小镇的防御工事，就像东方的圣•彼得教堂和城墙外的圣•马利亚•抹大拉教堂一样，见证了罗伯特•德欧利的骄傲和忏悔。另一座圣•彼得教堂和另一座圣•米迦勒教堂可能守护着西边和南边的城门。圣•米尔德里德教堂纪念了一位麦西亚王国的圣徒，那位古代异教徒彭达的一个孙女。圣•奥德埃特教堂，被分配给一位凯尔特资助人，可能压根儿就没有纪念圣徒。在牛津城堡的辖区内，圣•乔治教堂的教士们可能已经在传授教义。圣•芙利兹怀德的地界伸展向河边。往东，在离开牛津的路上，亨利一世国王建立了一座附设有一所麻风院的医院。向北方，他不仅在伍德斯托克建造了一座狩猎小屋，在一座公园里安置了“狮子、豹子，和奇怪的斑点野兽”，还在博蒙特的河边设置了一座宫殿，这里曾一度是他后代们的家园，并使他们对这个地方的命运有了某种特别的兴趣。亨利一世，据我们所知，是“一位文学巨匠”，他很乐于和牛津的书记生们交谈。但他那著名的孙子，亨利二世，远不止于此。亨利二世在早期的英格兰国王的卷轴中占据了不输于任何人的篇幅。作为军人、立法者、行政官员、外交家的结合体，也许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伟大。许多年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统治过如此广阔的领土。在各种活动中，没有一个人更不知停歇，更就绪于寻求每一种体验。他对工作的热爱永无止境，他对狩猎的喜爱毫无节制，他带着他的宫廷四处奔走的方式毫无顾忌。亨利像一位学者那样热爱他的书籍，他读书的热望和在他所从事的所有事情中的一样强烈。他喜欢和为他服务的书记生们一起解决棘手的问题。以其拉丁文集而闻名的法国神职人员、神学家、诗人，和外交官，布洛瓦的彼得写道，与这位英格兰国王在一起，“每天都在上学”。对亨利来说，也对他的祖先，安茹伯爵好人富尔克来说，一位文盲国王就是一头戴着王冠的驴，而他聚集到身边的那些历史学家、律师、牧师，都是当时最有学问、最开明的人。国王本人那时经常在牛津，历史上虽然有不少国王到过牛津，而常在牛津的不多。他的儿子理查出生在博蒙特。他的儿子约翰可能出生在伍德斯托克，这些地方就在牛津附近。他一生中首要的浪漫故事与戈斯托有关，这个地方就在牛津的西北，很近，那里藏着他那朵美丽的世界的玫瑰——Rosa Mundi。他的到访一定增加了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他深远的政策计划把来自各国的旅行者带到他的宫廷。身为亨利的臣民的英格兰学者们，如普瓦蒂埃的约翰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都被提拔为伟大的大陆教区的主教。一位英格兰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圣•奥尔班斯修道院的学生，历史上唯一一次坐进了教皇的椅子。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持牧师，拉尔夫•德•迪切托，本人是一位非凡的历史学家，他鼓励他的大教堂教士们通过出国留学来提高他们的思想。福利奥特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著名的竞争对手，派他年轻的大执事们到博洛尼亚，去抗拒那些诱惑——闹事、欠债，和爱情冒险——对这些大执事们来说被认为尤其易于发生的事情。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戈登·库尔顿的《一座中世纪的谷仓》中记载了一个有关“男孩大执事”的故事。有一个主教，得了一篮梨作礼物，就问同席的人，要把梨交给谁保管。他有个年轻的侄儿，他曾为他作过一个教区的大执事。他的侄儿回答说:“我来保管梨吧。”他叔叔对他说：“你这无赖!你要留着它们就不好了!”这时，在场的一个老实人说:“你这个坏蛋!你怎么竟敢把治愈这么多灵魂的大执事的职务托付给你连一篮梨子都不敢托付给他的年轻人呢?”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狼靠凶恶的看守变胖。”因而这些被送出去学习的年轻的执事们往往自己还没有长大成人。沃尔特迈普，牛津的大执事，此外还是诗人和讽刺作家，传统一直固执地将他的名字与中世纪的一首特别受人喜爱的酒歌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没有更有力的证据，他一直被认为是亚瑟王的传奇故事的创造者。他是一名巴黎的学生，就像他那个时代许多最优秀的英格兰学者一样。但是人们发现他的名字在牛津为一些契约文书作证，而他一定经常住在那里。在伦敦南部的兰贝斯建起了一所学院，这本来可能带给伦敦英格兰的第一座大学。在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的宅邸是一座在名誉上不输于这个国家中任何一处的文学中心、一处“上帝的营地”、一处“天堂之门”。贝克特的家庭成员们就像一群教授一样。在温彻斯特，亨利主教，征服者威廉的一个孙子，在他年老的时候，仍吸引着许多博学的人来到他身边。在索尔兹伯里，主持牧师，牛津的约翰，有着一个几乎让人联想到未来的大学的名字。在彼得伯勒和圣•奥尔班斯，在纽伯格和赫克瑟姆，僧侣们那时正在繁忙地抄写着手稿，编年史的记录者们正在有规律地书写着历史。一位优秀的法官说，英格兰完全可以被称为一座书记生们的天堂。在欧洲，除了巴黎以外，没有其他地方能找到这样一大批作家和读者。他们以如此的才能写成的拉丁散文，他们在比较轻松的时候创作的拉丁诗句，有时带有如此悲惨的结局，都证明了即使是优秀的拉丁文的爱好者们也不会非难的某种真实的教育活动。牛津大学或许应始于亨利二世的那个时代。但牛津教师的序列则开始于他的祖父，亨利一世，正在博蒙特建造他的宫殿的时候，也是当阿贝拉德的雄辩的共鸣仍然在人们的耳际回荡的时候。
有一位教师和神学家，名叫埃坦佩斯的西奥博尔德（Theobald of Etampes），他是亨利一世同时代的人，出生于1080之前，卒于1120年之后，是中世纪的一位学校校长和神学家，据信是第一位在牛津演讲的学者，被认为是牛津大学的先驱。
从他那里为我们流传下五封信件，在其中的一些中，他将自己描述为卡昂的一位博士或导师，在另一些中，将自己描述为牛津的一位导师。这些信件中的一封，寄自“西奥博尔德斯•斯坦普西斯，卡丢门西斯博士”（Theobaldus Stampensis, Doctor Cadumensis），几乎肯定是写给去世于1093年的苏格兰的玛格丽特女王的。另一封，寄自西奥博尔德斯，此时的“牛津教师”（Magister Oxenefordiæ），是写给法里蒂乌斯的，他是阿宾顿的修道院院长，从1101年到1117年，统治着那座大修道院。而第三封信，带有对作者同样的描述，是写给罗塞林的。称谓的变化意味着，在11世纪结束前，在著名的卡昂学校教学的西奥博尔德，在12世纪初时正在牛津教学。同一个西奥博尔德，此时的“牛津教师”，在1119年后写下的一篇短篇论文，今天被保存在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的手稿中。
西奥博尔德，虽然是位彻头彻尾的神学家，却不是修道士们的朋友。他确信未受洗礼的婴儿会受到诅咒下地狱的惩罚。但他也同样确信，修道院是“一个属于被诅咒者的地方和监狱”，并且他反对神职人员独身。他的攻击所激起的反响也是实际存在的。这种反响是重要的，因为它承认了，他显然在牛津对“大约60或100名书记生”进行了教导。西奥博尔德的教学可能受到了圣•芙利兹怀德修道院的世俗教士们的促进，并且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观点的拥护者和斗士。西奥博尔德在牛津的存在可能与罗伯特·布勒特不无关系，他的一封信就是写给罗伯特的。
罗伯特·布勒特（Robert Bloet），卒于1123年，曾任林肯主教和英格兰大臣。他出生在一个贵族诺曼家庭，他成为威廉一世国王的皇室职员。在威廉一世的儿子和继任者威廉二世国王的领导下，布洛特首先被任命为大臣，然后被任命为林肯主教。他在担任主教期间继续为国王服务，仍然是威廉二世的继任者亨利一世国王的亲密皇家顾问。他为美化林肯大教堂做了很多工作，并慷慨地捐助他的大教堂和其他宗教场所。他教育了许多贵族，包括亨利一世的私生子。他还是中世纪编年史家亨廷顿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的赞助人，并且是吉尔伯特修会的创始人，森普林厄姆的吉尔伯特（Gilbert of Sempringham）的早期赞助人。他在与亨利国王和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一起骑马时突然发病，倒在国王的怀里，不久便死去。
罗伯特是1094年到1123年的林肯主教，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林肯的主教和牛津诸校之间应该建立了一条很早的纽带。但不管是什么影响力将西奥博尔德带到牛津，没有人能否认他自称的——九百年前被记录在案的——牛津首位教师的身份，其时间大约在1117年之前。
奥斯尼修道院的年鉴称，一些年后，在1133年，一位更著名的神学家，罗伯特·普勒斯，或普伦，开始在牛津讲授《圣经》经文。一部随后的编年史，也许为这个根据锦上添花，补充说，他来自埃克塞特，并在牛津讲学5年。毫无疑问，罗伯特普伦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他的著作是给教士们的一部权威；并且，毫无疑问，他后来在巴黎讲学，在那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作为一名学生坐在他下面。他显然成为了罗切斯特的大执事。他似乎也成为了一名红衣主教和使徒教会（罗马天主教会的别称）的大法官。他的生活细节仍不确定，但是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拒绝使之成为牛津诸校的一名教师的那个传统。
来自克里克莱德的另一个罗伯特，在1141年成为圣•芙利兹怀德修道院的副院长，他写作并献给亨利二世一部普林尼的《自然史》的删节本，他一定已经为牛津的书记生们所熟知，无论他是否在他们的学校中学习。
当罗伯特副院长统治圣•芙利兹怀德修道院的时候，维卡利尤斯导师，伟大的伦巴第法学家，正在英格兰，并可能就在牛津，教授罗马法。维卡利尤斯是由西奥博尔德大主教带来的，大主教本人竭力鼓励对民法和教会法的学习研究。
坎特伯雷的杰维斯，生活在著名律师的一生中，告诉我们他在牛津讲学。尽管斯蒂芬国王让演讲者们噤声，但民法很快成为牛津学校的一门热门学科，维卡利尤斯的著作获得了如此之高的声誉，以至于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两名来自弗里斯兰德的学生被发现坐在牛津诸校的某个昏暗的房间里，在夜间聚精会神地阅读和抄写它们。
这些教师在牛津地区的教学活动，成为牛津大学渐渐浮现的标志。下一章我会讲述导致牛津大学出现的更直接的原因，——亨利二世和红衣主教贝克特之间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