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岩革命与石油市场的动态变化
我们构建并估计了全球石油市场的动态结构模型，以量化页岩革命的影响。我们将页岩革命建模为页岩生产成本的下降，结果发现页岩产量的增加使油价在短期内下降了24%，而在页岩油过渡完成后，油价下降了48%。当前油价波动性降低了8%至23%，具体取决于时间跨度。我们还发现，尽管页岩生产大幅增加，OPEC核心成员通过保持市场份额不变来应对这一局面。
Nathan S Balke, Xin Jin, Mine Yücel, The Shale Revolu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Oil Marke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2, August 2024, Pages 2252–2289,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13
特殊利益集团与选民：政治经济学中的注意力分配
我们研究了在媒体对政治关注度低的时期，美国众议院代表是否更偏向特殊利益集团而非选民。分析了2005年至2018年的666次投票结果，我们发现，代表们在收到支持对立立场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资金时，更有可能投票反对其选区的偏好。当由于自然灾害等突发新闻事件导致对政治的关注度较低时，这一效应显著增强。这一现象主要由短期机会主义行为驱动，而非在高新闻压力时期有争议投票的短期安排。
Patrick Balles, Ulrich Matter, Alois Stutzer,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Versus Voter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Atten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2, August 2024, Pages 2290–2320,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20
将基因技术和金融技术结合以增强非洲小农的抗风险能力与生产力
通过在两个非洲国家开展的多年度、空间多样化的随机对照试验，本文探讨了一组基因和金融技术是否可以提高小农的抗风险能力和生产力。分析表明，中等干旱和更严重的产量损失削弱了控制组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并且这些冲击具有长期影响，因为农民在受灾后减少了投资和生产。严重的产量冲击还增加了饥饿和粮食不安全。基因技术——抗旱种子——对季中干旱提供了显著的经济保护，并缓解了控制组长期生产力下降的问题。金融技术——基于卫星的指数保险——抵消了抗旱种子未能缓解的严重产量损失的长期后果。最终，研究发现，经历了冲击并看到技术效果的试验组农民，随后增加了农业投资，这一现象我们称为“韧性红利”。然而，那些未体验到技术有效性的农民反而减少了对这些技术的使用
Stephen R Boucher, Michael R Carter, Jon Einar Flatnes, Travis J Lybbert, Jonathan G Malacarne, Paswel P Mareyna, Laura A Paul, Bundling Genetic and Financial Technologies for More Resilient and Productive Small-Scale Farmers in Africa,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2, August 2024, Pages 2321–2350,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12
小额竞选捐款理论
尽管大多数讨论集中在大额捐赠者身上，但小额捐赠者是政治竞选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小额捐赠者的新理论，重点是小额捐赠者与政党筹款策略之间的互动。在均衡中，政党会微观定位那些捐款潜力更大的捐赠者（即更富有且偏好更强烈的人），并在竞争激烈的选战中增加总筹款力度。政党的战略性筹款放大了收入对捐款的影响，并导致紧迫感、弱者效应和跟风效应。接着，我们研究了几项常见竞选资金法律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由于均衡效应，这些工具可能产生与预期目标相反的结果。最终，我们提出了一种税收补贴方案，既能消除收入的影响，同时允许捐赠者表达其支持强度。
Laurent Bouton, Micael Castanheira, Allan Drazen, A Theory of Small Campaign Contribu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2, August 2024, Pages 2351–2390,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21
左右分享新闻：Twitter上的摩擦与错误信息
2020年10月20日，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Twitter修改了其分享社交媒体帖子的用户界面。为了减少平台上错误信息的传播，新界面提示用户对他们分享的内容进行思考。我们使用美国新闻媒体发布的16万多条推文数据，显示该政策显著减少了新闻分享，但不同政治倾向的新闻分享减少幅度不一：左翼媒体的分享减少幅度明显大于右翼媒体。通过分析新闻分享用户的Twitter活动数据，我们发现保守派用户对Twitter的干预反应较少。最后，基于网络流量数据，我们发现该政策显著减少了用户对新闻媒体网站的访问。
Daniel Ershov, Juan S Morales, Sharing News Left and Right: Frictions and Misinformation on Twitter,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2, August 2024, Pages 2391–2417,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27
学校关闭期间的远程辅导与家庭教育：孟加拉农村的随机实验
通过在200个孟加拉村庄中的随机实验，我们评估了在Covid-19期间学校关闭时，电话学习支持干预（远程辅导）对小学生及其母亲的影响。干预后，参与干预的孩子在标准化测试中的得分提高了35%，母亲们的家庭教育参与时间每天增加了22分钟（26%）。我们还发现，干预措施防止了孩子们的学习损失。当我们在一年后回访参与者时，尽管学校短暂重新开放，干预效果仍然存在。学业较弱的孩子受益最多，而该干预每个孩子仅花费20美元。
Hashibul Hassan, Asad Islam, Abu Siddique, Liang Choon Wang, Telementoring and Homeschooling During School Closures: a Randomised Experiment in Rural Bangladesh,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2, August 2024, Pages 2418–2438,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14
经济学中的政治语言
经济学中的学术写作是否反映了经济学家的政治倾向？我们使用机器学习来衡量经济学学术文章中的党派性。我们通过学术文章中的短语预测部分经济学家的政治行为，预测效果良好，随后推测所有经济学家的政治倾向。然后，我们使用这些预测来分析经济学中的政治语言模式。我们估计了期刊对预测意识形态的特定影响，并控制了作者和年份的固定效应，结果与现有的基于调查的度量一致。我们发现，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中的排序与预测的党派倾向相符，甚至在相同领域内，研究相同理论参数的学者之间也可检测到党派倾向。通过之前元分析中收集的政策相关参数，我们发现推测的党派性与估算的参数相关，例如，从最左翼作者估算的应税最高收入弹性到最右翼作者估算的弹性，最佳税率从77%降至60%。
Zubin Jelveh, Bruce Kogut, Suresh Naidu, Political Language in Economic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2, August 2024, Pages 2439–2469,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26
平台上的欺骗性特征
许多在线平台销售的产品具有额外功能，如服务费、运费、行李费和升级费等。我们研究了双边平台在面对潜在的天真买家时，何时会对这些额外功能进行隐藏。我们探讨了一种新机制，即平台通过隐藏来操纵买卖双方之间的网络外部性。通过探索这一机制，我们认为在线市场的出现导致了更不透明的市场。首先，平台隐藏卖家费用的动机比卖家自己更强。其次，当平台从卖家处获得更多收入时，它们会减少对自身费用的隐藏；然而，当平台上的卖家竞争更加激烈时，平台反而更倾向于隐藏。我们将这些结果与多个应用以及当前对在线平台监管的辩论联系起来。
Johannes Johnen, Robert Somogyi, Deceptive Features on Platform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2, August 2024, Pages 2470–2493,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16
移民与改善的产前条件对短期和长期影响
本文探讨了孕期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发达国家对后代的影响。我们关注中期和长期的结果，利用1991年5月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这一准实验性变化。那些在移民前怀孕的个体，因其迁移时的胎龄不同，在胎儿发育阶段经历了显著的环境变化。研究发现，母亲在怀孕早期移民的女性后代在教育上表现更好，成年后工作更多。相反，我们未发现移民对男性后代有任何显著影响。
Victor Lavy, Analia Schlosser, Adi Shany, Immigration and The Short- and Long-Term Impact of Improved Prenatal Condi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2, August 2024, Pages 2494–2529,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15
应对城市化增长：新城镇是一个好解决方案吗？
本文研究了新城镇的表现，即作为应对全球城市化增长的中心工具的大型规划城市副中心。我们提出了一个适用于研究大规模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可量化一般均衡框架。随后，我们利用该框架分析了1970年代在巴黎大都市区开发的五个新城镇的均衡效应。到2015年，新城镇的发展似乎使大都市人口增加了18%，大都市GDP增长了11%，并减少了平均通勤时间6.9%。通过对1992年至2012年间全球314个新城镇的差异-差异法验证，我们对巴黎大都市区的结果进行了外部验证。
Gabriel Loumeau, Accommodating the Rise in Urbanisation: Are New Towns a Good Solu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2, August 2024, Pages 2530–2557,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31
亲属税作为增长的障碍：来自肯尼亚微型企业的实验证据
本文记录了发展中国家背景下企业家面临的强烈收入分配压力。这种“亲属税”会扭曲生产决策，包括投资决策。通过对361名肯尼亚企业家的实验室实验发现，三分之一的企业家面临这种扭曲性的收入分享压力。男性的亲属税更高，且亲属税随着企业家能力的增加而增加。利用先前的随机现金转移实验数据，我们发现只有那些不面临扭曲性亲属税的男性企业家会将这些现金转移用于投资。在假设一些参数条件后，我们估计亲属税使该样本中企业的总生产率降低了四分之一。
Munir Squires, Kinship Taxation as an Impediment to Growth: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Kenyan Microenterprise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2, August 2024, Pages 2558–2579,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25
为什么高额激励引发反感：一个框架性实地实验
为什么某些商品禁止高额支付，从而导致供应短缺？我进行了(i)一个面向普通人群样本的框架实地实验和(ii)一个针对该样本及伦理委员会的调查实验。在实验中，参与者可以禁止他人因高额金钱奖励而登记成为干细胞捐赠者。结果显示，大多数参与者对奖励变化没有反应（63%），或在奖励更高时更加支持该提议（20%），但有17%的少数群体禁止高额奖励。我发现，这少数群体希望保护那些因高额奖励而被说服的人。我还发现，抽奖方案可以减少他们对高额奖励的反对。最后，我记录到公众对高额奖励的支持远高于伦理委员会的支持。
Robert Stüber, Why High Incentives Cause Repugnance: a Framed Field Experi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2, August 2024, Pages 2580–2620,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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