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变迁背景下跨国企业战略的演变：专题综述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制度并没有像许多西方观察家所预测的那样与其它发达经济体的制度趋同; 相反, 中国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国家主导资本主义。因此, 跨国企业 (MNE) 如何应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需要重新审视。为此, 我们回顾了 2001 至 2022 年间在顶级国际商业和管理期刊上发表的 331 篇有关MNE在中国的战略和运营的论文。我们首先介绍了制度变化的道路及其为MNE在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重点关注了MNE战略和运营的六个方面: 市场进入、战略联盟、创新和知识共享、全球价值链战略、关系和关系管理以及非市场战略。我们对中国制度发展轨迹以及MNE战略和运营的分析指出了MNE所一直关注的三个制度机制: 对组织合法性的挑战、产权保护以及产业政策所创造制度的赋能和指导作用。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的洞见表明, 未来需要研究制度的非线性和不连续性、对内和对外投资之间的联系以及地缘政治对国家制度的影响。
Tse, C.H., Meyer, K.E., Pan, Y. et al. Evolution of MNE strategies amid China’s changing institutions: a thematic review. J Int Bus Stud 55, 657–675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4-00715-5
国际商务中的机器学习
在国际商业的现实世界中, 机器学习 (ML) 已成为从金融和物流到营销和战略等许多运营中的基本要素。然而, ML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作为一门科学的国际商务 (IB) 中还远未得到普及。在本文中, 我们通过提供模拟数据和真实数据的说明性分析来论证为什么这种情况应该改变。我们认为, 如果机器学习算法技术被采用作为仅次于传统概率统计标准分析工具包的一部分, IB 作为一个研究社区可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不仅是因为机器学习提高了预测的准确性, 还因为这样做会允许在实证上解决复杂性并促进 IB 的理论发展, 从而公平地对待复杂的国际商业世界。一路上, 我们通过实用教程提供提示和技巧, 所有这些都与典型的 ML 过程管道相关。
Bosma, B., van Witteloostuijn, A. Machine learning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 Int Bus Stud 55, 676–702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4-00687-6
将制度环境与技术移民的社区和职业嵌入联系起来：移居国和原籍国认同的作用
迁移是当今时代最紧迫的全球问题之一。然而, 人们对影响技术移民迁移后经历的因素和机制知之较少。我们采用基于文化适应和社会认同的方法来研究目的地国和原籍国制度特征之间的差异, 以及移民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中的经历如何塑造他们对目的地国和原籍国的认同并为其社区和职业嵌入做出贡献。我们对来自 12 个目的地国的 48 个原籍国的 1709 名高技能移民进行的研究表明, 移民所遇到的制度环境既提供了机会来源 (人类发展潜力和价值一致的社会实践) , 也提供了不利来源 (所经历过的种族中心主义和降级) 。这些对照鲜明的动态影响了移民对目的地国的认同、原籍国的认同, 并最终影响了他们在目的地国的嵌入。我们的研究结果对跨国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启示, 有助于增强技术移民的社区和职业嵌入。例如, 这些行动者可以培育工作环境并提供支持政策, 以缓冲我们在本研究中发现的制度性的不利因素, 同时帮助移民去利用目的地国的现有机会。
Stahl, G.K., Akkan, E., Reiche, B.S. et al. Linking institutional context to the community and career embeddedness of skilled migrants: The role of destination- and origin-country identifications. J Int Bus Stud 55, 703–722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4-00683-w
全球僵尸企业：测量、决定因素和结果
学者和从业人员越来越关注全球僵尸主义， 这个术语用来描述在金融机构、投资者或政府的支持下生存的无力偿债的公司， 特别是在不寻常的市场条件下。使用利息覆盖率的双重过滤器和经过实证验证的默认预测模型， 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量表来衡量世界 20 个最大经济体的僵尸主义程度。自1990年以来， 上市公司的平均僵尸企业的比例大幅上升， 2020年达到了7%左右。僵尸企业通常出现在中小企业中。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全球僵尸主义有很强的解释力。我们表明， 僵尸企业的存在造成市场拥堵严重， 限制了健康企业的成长。我们还发现， 全球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对僵尸企业的增长有贡献。利用交叠破产改革作为外生差异， 我们发现这些改革将僵尸比率降低了 1.4 个百分点。如果破产法变得更有利于债权人， 那么降低的幅度更为可观。如果未能恢复， 僵尸企业在宣布破产、退市或被收购之前平均可生存五年。破产改革加速了僵尸地位的消除。
Altman, E.I., Dai, R. & Wang, W. Global zombie companies: measurements, determinants, and outcomes. J Int Bus Stud 55, 723–744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4-00689-4
投资地点选择中的内部与外部集聚优势：全球城市国际连接性的作用
跨国公司(MNC)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位置选择旨在既受益于与企业其它活动的搭配优势 (内部集聚) , 又受益于对有类似活动的本地产业集群的邻近优势 (外部集聚) 。我们认为, 内部集聚和外部集聚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权衡, 因为如果有大量的本地集群, 与MNC各种价值链活动的搭配相关的内部知识转移将面临更大的知识溢出到竞争对手公司的风险。此外, 我们认为, 一个位置的国际连通性降低了本地集聚作为投资位置决策驱动因素的重要性, 因为连通性使MNC能够通过 (临时的) 人员和知识转移从远距离集聚中获益。连通性改变了内部集聚与外部集聚之间的权衡, 因为相对于外部集聚它更能提高内部集聚的空间范围。连通性对与服务相关的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大于与生产相关的活动。我们通过对 2008 至 2016 年间71 个全球城市不同价值链活动和行业的 38,873 个绿地跨境投资决策的分析找到了对这些假设的支持。
Belderbos, R., Castellani, D., Du, H.S. et al.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agglomeration advantages in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The role of global cities’ international connectivity. J Int Bus Stud 55, 745–763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4-00686-7
全能银行职能与流动性创造
全能银行权力是允许一个国家的银行提供“普通”银行活动之外的金融服务。一些国家将银行活动仅限于贷款和存款等服务, 而另一些国家则允许商业银行也从事投资银行、保险承保和/或房地产投资活动。尽管这个问题在研究和政策上都很重要, 文献基本上忽略了这些权力如何影响银行在为社会创造流动性方面的主要作用。基于风险吸收、关系银行和范围经济/不经济理论, 我们提出了两个相互竞争的假设, 即更多的全能银行权力是增加还是减少国内银行流动性创造。我们使用 15 年来来自 85 个国家的数据来检验哪种假设在实证上占主导。这些数据有力地支持了全能权力促进国内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假设。这些发现对解决内生性、银行监管控制、宏观经济条件、制度变量以及进行子样本分析是牢靠的。我们还测试了国际套利 – – 来自限制较多的国家的银行的外国子公司是否在限制较少的东道国创造了更多的流动性 – – 并找到了对这种套利的支持。总体来说, 这些结果有重要的研究和政策启示。
Berger, A.N., Guedhami, O., Kirimhan, D. et al. Universal banking powers and liquidity creation. J Int Bus Stud 55, 764–781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4-00699-2
探索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基于日本企业数据的实证见解
发展援助在国际关系和发展经济学领域被认为是支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FDI) 的重要地缘政治工具。然而, 企业异质性 (国际商务的一个核心概念) 在援助与 FDI 关系中的作用却很少受到关注。这项研究通过将援助与FDI的关系放在公司层面来帮助解决这一差距。我们认为, 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援助都鼓励本国私人公司的FDI进入, 即使与援助项目的执行无关。我们建议, 应对东道国挑战能力较差或有国家支持的发达国家企业应该对这两种类型的援助更加敏感。通过分析在 76 个发展中国家的 1,451 家日本私营企业的数据 (1991–2002 年), 我们发现这两种类型的援助都提高了 FDI 进入的可能性。然而， 对公司层面意外事件的确认仅仅是对基础设施援助与FDI的关系而言的。非基础设施援助似乎可以缓解国内企业较不容易自行解决的市场和政治不确定性。本研究补充了关注中国基础设施援助并强调与基础设施相关的FDI以及国有企业在援助与FDI关系中的政治扩张动机的IB研究。
Bertrand, O., Betschinger, MA.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id and FDI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mpirical insights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J Int Bus Stud 55, 782–795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4-00688-5
增长不同步性：对乌普萨拉国际化模型的过程扩展
我们认为, 乌普萨拉国际化过程 (IP) 模型为国际化公司成长的过程理论提供了基础, 但尚未实现。从模型的起源, 特别是在彭罗斯理论中, 我们通过提供理论扩展来开发这种潜力, 该理论扩展详细解释了维持国际成长所需的公司内部的组织变革。这一重新定位使我们有别于之前修改、取代或扩展IP模型的尝试。在理论扩展的开发中, 我们具体说明了我们如何仍然忠实于IP模型的行为假设基础。我们提供了一个设定了非线性成长路径的国际化公司的模型。这是由于公司在国际扩展过程中寻求外部机会与实现这些机会所需的内部能力建设同步所面临的挑战。通过向国际商务 (IB) 领域引入这种异步性问题 (即时间上缺乏并发性) , 我们展示了其在解释国际化公司在寻求成长过程中的组织变革和不连续性方面的潜力。通过扩展IP模型以提供国际化公司的成长理论, 我们为解决当代问题和发展的这一主题的进一步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
Liesch, P.W., Welch, C. Asynchronicities of growth: a process extension to the Uppsala model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J Int Bus Stud 55, 796–804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4-00702-w
跨国企业中的育儿工资差距
虽然跨国企业 (MNE) 因向全球相当数量的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受到广泛认可， 但实证证据表明， 其子公司中现有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可能在加剧而不是缓解。我们以性别理论为基础， 更好地理解MNE的子公司对性别的解释和规定与国内企业相比有何不同， 特别是在父母身份对男性与女性员工工资差别的差异影响方面。由于MNE的子公司相对更严格的工作条件及性别政策和做法， 我们假设， MNE子公司的母亲惩罚和父亲奖金比国内企业大。通过使用包含了 57 个国家超过 36,500 名员工的微观层面数据的广泛数据库， 我们发现与国内企业相比， MNE子公司的父亲奖金更高， 但母亲惩罚没有显著的差异。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改变根深蒂固的性别化的社会信仰和家庭劳动分工并不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唯一途径， 并呼吁对与性别相关的MNE的价值观、观念、政策和实践进行严格审视， 而不仅仅是对女性（与孩子）支持的关注。我们相应地讨论了对管理、理论和社会的启示。
van der Straaten, K., Pisani, N. & Kolk, A. Parenthood wage gaps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 Int Bus Stud 55, 805–815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4-00691-w
全球虚拟团队中的时间多样性研究：局限性与新研究议程
除了文化和人口多样性之外， 时间多样性也越来越被认为是影响全球虚拟团队（GVT）动态和绩效的关键因素。然而， 对时间多样性的研究倾向于一次只分析一种时间差异来源的影响：要么只有时区差异， 要么只有团队成员之间的时间类型差异。这种单一聚焦方法具有局限性， 并可能导致带有偏见的结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型， 该模型显示了一次仅分析一个时间多样性来源如何会产生不完整甚至误导性的画面。基于对不同时间激活模式的分析， 即团队成员可以充分参与项目相关任务的时间安排， 我们演示了时区和时间类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加剧或减轻时间多样性， 导致时间模式可以对于 GVT 或多或少有利， 而这取决于团队特征及其任务性质。我们讨论了在分析 GVT 成员之间的时间差异时不同时考虑时间差异的两个来源所带来的启示， 并为更有效地处理时间多样性问题的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指导。
Taras, V., Stahl, G.K., Gunkel, M. et al. Research on temporal diversity in GVTs: limitations and a new research agenda. J Int Bus Stud 55, 816–824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4-00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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