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本乃建瓯历史宝藏中的一阁瑰宝（全文）

千年建州

地域中心话优势

盘点建瓯历史，厚实而亮堂。

西汉创城，东汉立建安县、驻南部都尉府，东吴设建安郡。唐置建州，为福建五州之一。开元二十一年（733），唐廷在闽地设经略使，取斯时最有影响的福州和建州两座城市首字命名，“福建”之名诞生。

南宋升建宁府，宋代福建设置最早的府。

一级政区宋代福建路之转运使司和提举常平司落驻，与福州为“双省会”。

历史上曾几度统领全闽，或与福州平分秋色，或仅次之。部分时期，兼为闽西北、闽西中心。1700多年来，一直是闽北中心。

清王元启《读韩记疑》卷首曰：“闽本以建安余氏为最著有，宋有余仁仲……元有……”

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堪称雄居水陆要冲商贸大邑；这里教育兴盛、文化昌明、人才辈出，为全国“18个千名进士县”之一。著名学者徐晓望先生于《福建通史》中评述：“建州城的繁荣，首先是因为它是闽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州是“东南著名的城市之一”。

建人崇文，文士学者著述成风。如宋代建安人练未，科考不第，闭门写作，著有《大易发徼》《二礼释疑》《宋野遗民集》等。宋代建安人吴棫，宣和六年（1124）进士，时号通儒，著《论语十说》《考异语解》《补韵》等。建安人林光，乾道二年（1166）进士，著《建安志》二十卷，又著《兵论》《迂论》数十卷。宋代瓯宁人童伯羽，著有《孝经衍义》《四书集成》《五经训解》《性理发微》《玉溪吟》《师传录》等。

民国《建瓯县志•艺文》载建人撰写的书：“经术”56部、“史材”39部、“兵事”5部、“舆地”5部、“天文”3部，“理学”18部、诗文”196部、“子集”5部、“声韵”15部、“论议”6部、“杂著”33部，拢共381部。显然入志的只是部分，实际上建州学者的著作远不只这些。

建瓯历史上著述、出书，宋代最多，明代次之，清代少。

这么多书稿，本着便利之常识，本着闽北中心之优势，大部分当在建州城刻印。

南宋文学家、理学家杨万里（1127-1206）于《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诗中吟道：“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鴈点秋云。”富沙即芝城，指的就是建州城所刻。（“福建茶使”，即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使。吴德华任福建路常平茶使驻建州，将建州刻印的东坡新集送给友人杨万里，杨万里赋诗答谢。）

清王元启《读韩记疑》卷首曰：“建安蔡梦弼……建安魏仲举撰集注，号五百家注本，亦称建本……”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说：“按先生（周敦颐）之书，近岁以来其传既益广矣，然皆不能无谬误。唯长沙、建安板本为庶几焉。”虽朱熹接着说“犹有未尽正者”，但总体对建安板本——建本——之质量是肯定的。

中心城市再辐射到所辖之地，形成若干刻书点，共同推进出版业的发展，反哺文化，反哺教育，浓郁人文，丰厚积淀。

建安刻书之地位

南宋文学家、刻书家岳珂（1183-1240）于所撰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一书中，讲述了校勘原则、方法及其经验。书中说：“宋朝初，遂颁布天下，收向日民间写本不用……绍兴初，仅取刻板于江南诸州，视京师承平监本又相远甚，与潭、抚、闽、蜀诸本互为异同……前辈谓兴国于氏本及建安余氏本为最善，逮详考之，亦彼善于此尔……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并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

有学者以为“建本”二字最早出现在岳珂这本书里。其实很难说，兴许北宋，或更早就出现过，只是可能湮灭，或难以查找尚未被发现。

“建安版画，雕版流派，建安（今福建建瓯）地区刊印的版画。建安为宋元明刻书中心之一，世称其刊印书籍为‘建本’。”   （网络：“百科”“建安版画”条）

何谓建本？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1908-2006）于《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说：“福建刻本称为‘闽本’‘建本’或‘建安本’；建阳麻沙镇所出的称‘麻沙本’。”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91页）

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元堂《南宋福建、四川地区版刻楷书字体与刀法特征——兼辨上图藏宋刻本〈元包经传〉非“南宋早期蜀本”》一文中说：“古籍版本学上所称的建本，主要指建宁地区的坊刻本，因其地处福建，故又将福建刻本统称‘闽本’或‘建本’。传世的福建刻本，大多是建安、建宁地区的坊刻本。”

网络“百科·建安版画”记：“建安版画，雕版流派，建安(今福建建瓯)地区刊印的版画。建安为宋元明刻书中心之一。世称其刊印书籍为‘建本’。”

综上：其一，闽北刻书以建安（建安、建宁府，即今建瓯）为中心，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刻印的书籍世称建本；其二，因建本地处福建，在闽地刻书业中有一定代表性，在全国甚有名气，故又有将福建刻本统称闽本或建本；其三，建本与麻沙本有区别，一个是指闽北中心城市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刻印的书籍，一个是指建阳县刻印的书籍。

投以闽北视觉，及“统称”之意义，因建阳先后隶属建州、建宁府，故将建阳的“麻沙本”纳入建本范畴，也在情理之中。这样表述，顺应了浙（杭州的浙本）、蜀（成都和眉山的蜀本）、闽（建安和建阳的建本）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说。

网络、文章、书籍里，时下见有这样的表述：“建阳建本。”“建阳的建本。” “建阳麻沙、崇化刻印的书，史称‘建本’，俗称‘麻沙本’。”“建本是古代在建阳北部麻沙、书坊一带刻印的古籍。”“建本，指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历代刻板。”“宋代中国三大刻书中心，杭州的浙本，成都（眉山）的蜀本，建阳的建本。”

网络上这两张图片之下有位热心者摁上“900年‘建阳建本’今安在？”。试问，离开“建安”何言建本？（图源：网络）

网络里上前2张图片分明是“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第3张图片乃“建安魏仲举家塾刻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可有热心者强行摁上“图说建阳古代刻书”8字，这么一番苦心操作，难道真穿越了宋代的时空于是乎建安就变成建阳了吗？时下此类“怪象”在网络上常见。（图源：网络）

能这么说吗？明眼人当明了。

割裂、撇开、抹去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说建本，如同抛开建安北苑谈宋代北苑御茶，如同抛开景德镇谈“瓷器之都”。

那么，建本究竟境况如何？不妨看看专家、学者是怎样将目光投向福建，投向以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为中心的闽北书山墨海。

清代著名学者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2·礼仪图》注说：“盖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这与清代著名学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引据把建安雕版印书的起始划自唐代是相吻合的，与张秀民、李致忠等著名学者考证的“刻书始于唐初”相吻合，与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书中说“雕版印刷出现于8世纪”也相吻合。

清代闽人著名学者陈寿褀于《左海文集》中说：“建安、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未已。四部巨帙，自吾乡锓板，以达四方，盖十之五六。” 所说“未已”，即为不止、未毕之义。意思是说，一直延续到明代。

晚清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叶德辉于《书林清话》卷二中说：“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1908-2006）于《南宋刻书地域考》一文中说：“到了南宋，成都与建宁一样，同是私商汇萃之地。”所说建宁，即建宁府。

于《中国印刷史》一书中，张秀民先生说：“（宋代）刻书印卖有利可图，故开封、临安、婺州、衢州、建宁、漳州、长沙、成都、眉山，纷纷设立书坊，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故宋代官私刻书最盛，为雕板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说，“自宋至明建宁书坊之多，一直为全国之冠。”又说，“建阳县与建宁府附郭的建安县，是南宋出版业的中心之一。”

网络上这张图片，又有位有心者在图片下标注，这样的标注是正确的，麻沙刻的书当然叫“麻沙本”。（图源：网络）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于《历代刻书考述·明代刻书述略》一书中说：“福建自唐末以来，特别是自宋代以来，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其历史之长，刻书之多，是其他地区所不可比拟的。宋人叶梦德称‘福建本几遍天下’。”又说：“福建刻书主要集中在建宁府，其余地区虽也有书坊，如闽北之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宋末元初都在刻书，但为数不多。主要的还是建宁府的建安、建阳两县。”又说：“入明以后，建安书坊衰落，继之而起者则是建阳书坊。”

皖西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舒和新于《建本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一种观点认为，建安刻书在前，从宋朝到元朝的建本基本都是建安刻书 ，建安刻书到明朝衰落后，才有建阳刻书兴起，成为建本的代表。”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先生可谓治学典范，接下来看看他是怎样认真“盘点”的。

于《中国印刷史》一书中，于宋代印刷史研究之“刻书地点”一节里，张秀民先生考证详密：北宋末由于战乱，很多图书焚毁，“刻书之地可考者不过 30 余处，而南宋则约近 200 处。”

张秀民先生开列出北宋刻书可考者有：汴京、杭州、成都、福州、应天府、沧州、信阳、太原府、解县、绛州、越州、明州、章安、钱塘、余杭、秀州、盐官、苏州、吴江、江阴、江宁府、歙县、洪州府、庐山、吉州、临川、赣县、高邮、龙舒、湖南、舂陵、建安、四川、平昌、广都、丹州、潮州、曲江、广南西路。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59-60页）记北宋全国刻书地点30余处，建安版上有名。

北宋可考者39处，福建只福州和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榜上有名。张秀民先生还列出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可考的甚为难得的3套书籍，即建安蔡子文刊《邵子击壤集》、建安刘麟刊的《元氏长庆集》、建安章楶刊《编年通载》。

张秀民先生分析道：南宋刻书地点可考者共 184 处，两浙路 48 处，江南东西路 37 处，荆湖南北路 28 处，福建路23 处，淮南东西路及四川路各十七八处，广南东西路较少。既有各路的首府，也有偏僻的小县。尤以两浙路之临安府、绍兴府、明州、婺州、严州、湖州、平江府，江南东路之建康府，四川之成都府、眉山，福建路之福州与建宁府之建安、建阳，为刻版中心。

张秀民先生接着列出《南宋刻书地域表》，表中记福建路（今福建）“刻书地”（地名上有〇的表示刻书较多之地，有△表示刊刻大藏经（指佛经）多的地方）有：△福州、侯官、怀安、永福、福清、福鼎；〇建宁府、〇建安、〇建阳（嘉禾）、崇安、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南剑州、漳州、龙溪、汀州、宁化、邵武军、兴化军、莆田。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之《南宋刻书地域表》（94页）说福建路之福州与建宁府之建安、建阳，为刻版中心。

张秀民先生于《南宋刻书地域考》一文中说：现在把建安、建阳两县的书坊，有姓名可考的，汇记于下：

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

（宋黄三八郎书铺刻本《钜宋广韵》。图源：网络）

建宁书铺蔡琪纯父一经堂或作建安蔡纯父（按：蔡琪，字纯父，南宋嘉定间建安人，刻书坊名一经堂，刻书牌记“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

（宋建安蔡琪家塾刻本《汉书》。图源：网络）

建安万卷堂

（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本《礼记》。图源：网络）

建安曾氏家塾

建安王懋甫桂堂（按：牌记“建安王懋甫刻梓于桂堂”）

建安刘元起家塾

（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图源：网络）

建安刘日新宅三桂堂

（建安刘日新宅锓梓于三桂堂《童溪王先生易传》。图源：网络）

建安刘叔刚

（南宋建安刘叔刚刊本《大易粹言》。图源：网络）

建安刘之问

建安江仲达群玉堂

建安魏仲立宅

（建安魏仲立宅刊本宋欧阳修宋祁《唐书》。图源：网络）

建安魏仲举家塾

（建安魏仲举家塾刻《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图源：网络）

建安陈彦甫家塾

建安黄善夫家塾

（宋黄善夫家塾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图源：网络）

建安蔡子文东塾

（宋建安蔡子文东塾《康节先生击壤集》。图源：网络）

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

（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印苏轼、王十朋《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图源：网络）

建安虞氏家塾

（宋建安虞氏家塾刻书《道德经》。图源：网络）

建安庆有书堂

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家塾建溪或作建安

（建安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图源：网络）

建阳崇化书坊

陈八郎家或作建宁府陈八郎书铺

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

麻沙镇南斋虞千里

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

麻沙刘仲立

麻沙刘智明

麻沙刘将仕宅

麻沙刘通判宅

麻沙余恭礼宅

夏渊余氏明经堂或作建安余唐卿堂

建安余彦国励贤堂

（宋末元初建安余彦国励贤堂刊刻《新编类要图注本草》。图源：网络）

余氏广勤堂

建安余仁仲万卷堂

余靖安勤有堂

属建安23家，属建阳8家，无地名2家。

于《中国印刷史》一书“宋代（九六0一一二七九）雕板印刷的黄金时代”之章“刻书地点”之节中，张秀民先生列出建安、建阳37家刻印堂（宅、家塾、书铺），属建安26家，属建阳9家，无地名2家。

于《中国印刷史》一书“元代刻书衰落”一章之“刻书要地”“建宁”一节中，张秀民先生列出元代建安、建阳刻书42家，属建安的25家，属建阳的11家，无地名的6家。张秀民先生说：“元代刘姓有十家，余姓五家，书坊多设在建安，少数在建阳麻沙、崇化。”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于“元代刻书衰落”一节中对建安、建阳书坊的讲述，如“宋代建宁书坊以刘姓、余姓为最多，元代直至明代仍如此。元代刘姓有十家，余姓五家，书坊多设在建安，少数在建阳麻沙、崇化”等。）

于《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一文中，张秀民先生列出47家堂号有姓名可考者，建阳41家，建安只5家。并析道：“宋元时代书坊多在建宁府附郭之建安县。宋代三十六家书坊中，标明‘麻沙’者只七家，‘崇化书坊’者一家。元代二十七家中，标明‘建阳’或‘麻沙’‘崇化’者只五家，其余均在建安。至明代建安书坊衰落，而建阳独盛。”

张秀民先生很慷慨，为我们展示出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书籍出版一帘帘亮丽风景。

明代建安刻书不如宋元，明显趋弱，但真正衰落是从清代开始。

综合上述，大体可看出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刻书之轨迹：起于唐，盛于宋元，续于明，衰于清。

若将建安与建阳作比：宋元时建安刻书兴盛，建安胜过建阳；明代建阳刻书兴盛，建阳胜过建安。

清代之衰，因遭受屠城。

清顺治五年（1648）四月清军屠城，举城10几万人几近屠尽，1840多年的古城焚烧殆尽。尔后复建、积聚人口花了半个多世纪，只是初见规模。

焰魔肆虐之中，有多少书家，多少刻工，命赴黄泉，又有多少藏书，多少古籍，多少雕板，多少族谱，多少铺堂，一股脑儿化为灰烬。

足迹千里留墨香

《书林清话》乃晚清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叶德辉（1864～1927）的一部名作。

于《书林清话》一书中，叶德辉先生说：“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为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

岁月悠久，几多湮灭，可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官刻、私刻、坊刻的书籍，尚有迹可寻，尚香萦华夏。

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官刻：

宋代地方政府热衷刻书。淳熙十三年（1186）九月，秘书郎莫叔光说：“凡缙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板以为官书。”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于《历代刻书考·宋代刻书述略》中说：“据前人著录和现存传本可知，宋代几乎各州（府、军）县均有刻书。”（所说是指州（府、军）县机关，即所说的郡斋所刻。）接着李致忠先生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建宁府郡斋刻的《建康实录》。

李致忠《历代刻书考·宋代刻书述略》75页讲宋代全国官府刻书，举的第一个例便是建宁府郡斋刻的《建康实录》

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博士、副教授金雷磊于《〈全宋文〉中所见宋代福建郡斋出版史料述略》一文中说：“古代郡斋刻书活动属于官刻系统，宋代福建郡斋出版主要集中在建宁府郡斋、南剑州郡斋、邵武郡斋和同安郡斋。”又说：“郡斋出版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出版机构。郡斋一般是指郡守居所。郡斋出版，就是郡守在所处居所刻书。说它特殊，主要在于官员在郡斋刻书可能是以官府名义从事图书出版活动，也有可能是以私人名义从事该项活动。一般而言，在中国古代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刻书系统之中，郡斋刻书活动属于官刻系统。”

官刻首先是政府刻印，主要有路司、州（府、军、）县机关、公使库（宋代官署中设置的服务和管理机构，类似现在的招待所，接待服务来往的官员）出版的书籍。福建路转运使司、提举常平司驻建州，还有建州（建宁府）、建安县、瓯宁县署，还有府及路司的公使库，这些机构人才、财力有保障，刻印的书质量上乘。

学校刻印，从官学到私塾常有刻书。官学刻的属官刻。建州城有建州州学（建宁府学）、建安县学、瓯宁县学。学校是文化人汇集之地，为刻书提供了便利。

书院有官办、私办。官办的书院，其刻书大都属官刻。建州刻书中，建安书院所刻尤为亮眼。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博士、副教授金雷磊于《基于〈全宋文〉的宋代福建书院及其出版活动述论》一文中说：“宋代福建从事出版业的书院，从《全宋文》可见，主要为建安书院。该书院刻书活动体现在宋人所作书籍序跋之中，所刻书籍主要为理学家书籍，这些书籍普及了理学知识，传播了理学思想，促使理学在福建的广泛传播。” 又说：“以建安书院为代表的宋代福建书院，刻书技术娴熟、数量较多、质量较好， 充分显示出宋代福建书院出版业的实力。”

下面列出若干属官刻的建本书籍：

北宋嘉祐三至四年（1058-1059），建宁府郡斋刻印《建康实录》二十卷。（据李致忠《历代刻书考·宋代刻书述略》。）

南宋绍兴七年（1137），福建路转运司于本司公使库刻印《太平惠济方》100卷。书末记“于本司公使库印行”。（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之考证及《宋元版刻图释》“宋代公使库刻书统计并列表分析”。）

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福建转运司刻印《太平圣惠方》一百卷。书末记：“福建路转运司命将国子监《太平圣惠方》一部，一百卷，二十六册，计三千五百三十九版，对证内有用药分两及脱漏差误共壹万馀字，各已修改开版，并无讹舛。于本司公使库印行。绍兴十七年四月日。”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宋代诸路出版之考证”。）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建安漕司（转运使司）刻印《东观余论》。未分卷，书末记“建安漕司刻梓”。（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宋代诸路出版之考证”。）

南宋隆兴二年（1164），李安世于建宁郡庠（建宁府学）刻印《游酢易说》。（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州府县学书籍出版。）

南宋淳熙二年（1175），知府韩元吉于建安郡斋（建宁府署）刻印《大戴礼纪》十三卷。（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州（府、州）县所出书籍考证。另《韩南涧年谱》有载。）

南宋嘉定三年（1210），建安漕司（转运使司）刻印黄伯思《东观余论》二卷。明项笃寿万卷堂仿宋刻本，云后有“建安漕司刻梓”六字。（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宋代诸路出版之考证”。）

南宋宝庆二年（1226），建宁郡斋刻印《东汉会要》四十卷。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

南宋宝庆二年（1226），建宁郡斋刻印《东汉会要》四十卷（图源：网络）

南宋宝庆二年（1226），建安郡斋（建宁府署）叶峕刻印曾慥《类说》六十卷。（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州（府、州）县所出书籍考证。）

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建宁郡斋刻印《西汉会要》七十卷。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

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建宁郡斋刻印《西汉会要》七十卷（图源：网络）

南宋嘉定间（1208-1224），知府洪伋在郡斋刊刻洪迈《容斋五笔》。洪伋乃文学家洪迈的侄孙，洪迈亦曾任建宁知府。洪伋于《容斋五笔·跋》中说：“朅来守建，又后公四十三年，于是复锓此书于建。”

南宋开庆元年（1259），建安漕司（转运使司）刻印《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甲集三十七卷、乙集十六卷、丁集八卷。（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宋代诸路出版之考证”。）

南宋（具体时间未详），福建漕司（转运使司）吴坚（转运使）刻印吴坚《胡子知言》、《后录》各一卷；刻印《张子语录》《后录》各三卷；刻印《龟山先生语录》四卷、《后录》二卷；刻印《邵子观物篇渔樵问对》。转运使吴坚约于咸淳年间（1265-1274）任职。书末有“后学天台吴坚刊于福建漕治”二行。（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宋代诸路出版之考证”，兼参考其它资料）。

福建漕司（转运使司）吴坚刻印《龟山先生语录》（图源：网络）

南宋嘉熙三年（1239），知府王埜主持在建安书院刻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同年，王埜复主持刻印了唐李频的《梨岳集》。今尚存。（叶德辉《书林清话》，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安书院刻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图源：网络）

南宋淳祐五年（1245），知府王遂主持在建安书院刻印《续集》一十卷。今尚存。（叶德辉《书林清话》，兼参考其它资料。）

南宋淳祐十年（1250），山长徐几主持在建安书院补刻《续集》一卷。今尚存。（叶德辉《书林清话》，兼参考其它资料。）

南宋景定四年（1263）至咸淳元年（1265）六月，建宁府通判余师鲁和余谦一父子在建安书院共同主持刊刻《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十卷。余师鲁《朱文公别集书后》记载此事。建安书院山长黄镛撰《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序》云：“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续集》，潜斋（王埜）、实斋（王遂）二公已镂板书院，盖家有而人诵之矣。建通守余君师鲁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为师友。搜访先生遗文，又得十卷，以为《别集》。”

南宋，无年号，建安书院刻印《文公朱先生年谱》。祝穆于《朱文公易箦私识》云：该年谱“摹板乃建安书院掌之”。也就是说，书院不仅刊刻了年谱，还收藏此书书版。

南宋，无年号，建安书院刻印项安世《周易玩辞》十六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

元至正十一年（1351），山长黄君复主持在建安书院刻印元赵居信《蜀汉本末》三卷。今存国家图书馆。

元至正五年（1345），建宁路官医提领陈志刻印《世医得效方》二十卷，《目录》一卷。书中记“建宁路官医提领陈志刊行”。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叶德辉先生说：“此元官刻书大概也。”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官医提举本考证”。）

元至正五年（1345），建宁路官医提领陈志刻印《世医得效方》二十卷（图源：网络）

明代约弘治六年（1493）在建州城刻印《建宁府志》。知府刘玙撰弘治六年（1493）《建宁府志·序》云：“于是，谋诸贰守山阴周君宜甫，敦礼肃帑，延聘儒硕。用图编辑纂修属之寿邑学谕贾君暹；校正则属之乡大夫州牧杨君原甫、侍御滕君吉甫；至于采集事类，监督刊誊，则国学生刘君泽卿、进士杨君亘实任其劳……开局于壬子之秋七月，至八月而余以入觐事辍。今年余归自京师，至七月复开局，又两阅月而书成云。”显然，府志的纂修刻印，是在建州城里完成的，且很可能为府署（郡斋）所刻。

明代约嘉靖二十年（1541）在建州城刻印《建宁府志》。知府汪佃撰《建宁府志·序》云：“予乃重命汪丞玩以属三学师生共图之……迄无成功。于是，乡进士杨尧、滕鹤龄辈告予，请任其事。复属瓯邑司训朱君幸助之，精加雠校，补其阙遗……”所说透出，与弘治年间一样，这版府志的纂印也是在建州城内完成的，当在郡斋刻印。

明代建宁府官方除主持刻印府志外，还刻印了《建宁人物传》《武经总要》《唐文粹》《古乐府》《朱文公登科录》《颜氏家训》等书籍。当在郡斋刻印。

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私刻：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八记，绍兴二十五年（1155）三月，高宗称：“福建、四川多印私书”。

私家刻书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出于个人爱好、文化传承、家族教育、尊师敬长、人际交往等因素。

无论是选题还是刻印，私家出版的书籍其质量都较优，于宋代在整个出版业中的地位仅次于官刻。

私刻和坊刻有的较难区分，张秀民等学者就曾说，以私家宅塾刻的，部分为书坊，有销售。

建州长期以来是闽北中心，宋代为福建路转运使司和提举常平司驻地，与福州为“双省会”，居民多，文化人多，创作著述的人多，私家刻书甚为活跃。

下面列出若干属私刻的建本书籍：

北宋嘉祐二年（1057），建邑王氏世翰堂刻印《史记索隐》三十卷。此书即中统二年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刻《史记集解附索隐》一百三十卷之祖本。（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

北宋治平三年（1066），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刻印邵子《邵子击壤集》十五卷。邵子即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易学家，字尧夫，谥号康节，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邵子击壤集》亦称《康节先生击壤集》。目录后和卷一末有“建安蔡子文刊于东塾之敬室”牌记。今藏俄罗斯国立图书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刻印邵子《邵子击壤集》（图源：网络）

北宋元祐三年（1088），建安章楶刻印《编年通载》十五卷。今仅存残本四卷。（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载，兼参考其它资料。）

北宋宣和六年（1124），建安刘麟刻印《元氏长庆集》六十卷。为唐代元稹撰，一百卷。北宋末年建安刘麟父子收集残存重编为六十卷，为后世元稹诗文集之祖本。（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载。）

建安刘麟刻印《元氏长庆集》（图源：网络）

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刻印《史记集解索引》一百三十卷。蔡梦弼，字傅卿，号三峰樵隐，建安人。目录后有一行云：“三峰樵隐蔡梦弼傅卿校正。”《三皇本纪》后有二行云：“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于东塾，时乾道七月（年）春王正上日书。”又《五帝本纪》有墨长印二行云：“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亲校，谨梓于望道亭。”此书是现存最早把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和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并在一起刻印的合刻本。此本字体劲秀，史家称为“南宋初建本之精者”。今藏于国家图书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刻印《史记集解索引》（图源：网络）

南宋庆元二年（1196），建安陈彦甫家塾刻印叶蕡《圣宋明贤四六丛珠》一百卷。“蕡”，依宋本作“棻”。叶棻，为建安人。据《福建通志》卷三十四选举之宋科目载，“建炎二年戊申李易榜”之“特奏名”之一为“建安县叶棻”。据康熙《建宁府志》卷之二十四“选举”载，叶棻为建安县进士。（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兼参考其它资料。）

南宋，无年号，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印《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印《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图源：网络）

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印《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图源：网络）

南宋庆元嗣元（1195），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印《前汉书》一百二十卷。《列传》第一卷末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复刻《资治通鉴手稿》。（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印《前汉书》（图源：网络）

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印《后汉书》（图源：网络）

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印《资治通鉴手稿》（图源：网络）

南宋，无年号，建安刘元起家塾之敬室刻印《后汉书》一百二十卷。目录后有“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复刻印《前汉书》《汉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庆元元年（1195）建安刘元起刻本《汉书》100卷全本（又称《汉书注》，为120卷），全书之首为唐颜师古的“前汉书序例”，末有“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安刘元起家塾之敬室刻印《前汉书》（图源：网络）

建安刘元起家塾之敬室刻印《汉书》（图源：网络）

南宋庆元六年（1200）前后，建安魏仲举家塾刻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四库书目提要》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内府藏本。宋魏仲举编。仲举建安人，书前题‘庆元六年刻于家塾’，实当时坊本也。”今藏南京图书馆）、《外集》十卷、《别集》一卷、《论语笔解》十卷、卷首《昌黎先生序传碑记》一卷、《看韩文纲目》一卷、《引用书目》一卷、《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韩文类谱》七卷（目录后有牌记曰：“庆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举刻梓于家塾。”）、《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附录》二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龙城录》二卷，前载《看柳文纲目》一卷、宋文安礼《柳先生年谱》一卷、《评论诂训诸儒名氏》一卷，后附《柳先生序传碑记》一卷、《文集后序》五篇。（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

建安魏仲举家塾刻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图源：网络）

南宋，无年号，建安魏仲立宅刻印《新唐书·韩愈传》二百二十五卷。目录后有牌记云：“建安魏仲立宅刊行，士大夫幸详察之。”海盐张元济 《新唐书·跋》说：“缪艺风前辈得南宋建安魏仲立所刊新唐书，其后归于余友刘翰怡，版印极精。”今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兼参考其它史料。）

建安魏仲立宅《唐书》（图源：网络）

《新唐书•韩愈传》，台北“国图”藏南宋中期建安魏仲立宅刊本（图源：网络）

南宋开禧元年（1205），建安刘日新宅刻印王宗传《童溪易传》三十卷。自序后有墨印：“建安刘日新宅锓梓于三桂堂”。书中林焞作序，称：“开禧更元，族子駉客武陵，以书来曰刘君日新将以《童溪易传》膏馥天下后世，叔大夫当序，是以序。”说的是南宋开禧元年（1205），林焞的同族兄弟之子林駉客居湖北武陵，给林焞写信说刘日新要刻此书，请叔父写序。今藏于国家图书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兼参考其它史料。）

建安刘日新宅刻印王宗传《童溪易传》（图源：网络）

南宋，无年号，建安刘叔刚宅刻印《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序后有“刘氏文府叔刚桂轩一经堂”牌记，书前有“建安刘叔刚宅锓梓”牌记。（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

建安刘叔刚宅刻印《附释音礼记注疏》（图源：网络）

南宋，无年号，建安王懋甫桂堂刻印《宋人选青赋笺》十卷。目录后有“建安王懋甫刻梓于桂堂”牌记。《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记“《选青赋笺》一函四册”，复记“是书卷中所录，尽当时省试之作。目录后有‘建安王懋甫刻梓于桂堂’牌记，乃书贾所辑以颁行者……此类小版细书，作巾箱本。其制甚精，亦宋时佳椠，足供秘玩者也。”又引证乾隆御题，称“此宋人省试诸赋选本，即唐人试帖及今馆课之类，盖一时坊刻也。特笔法精镵，为宋本中绝佳者”。（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兼参考其它资料。）

南宋，无年号，建安曾氏家塾刻印《文场资用分门近思录》二十卷、《后录》十四卷。此书斯时进入科试举业读物的榜单。（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兼参考其它资料。）

南宋，无年号，建安虞氏家塾刻印老子《老子道德经》四卷。目录后有“建安虞氏刊于家塾”牌记。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元至治年间（1321-1323）刻印《全相平话》，今藏于湖南省图书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兼参考其它资料。）

宋建安虞氏家塾刻印《老子道德经》（图源：网络）

元建安虞氏家塾刻印《全相平话》（图源：网络）

南宋嘉定九年（1216），建安余恭礼宅刻印《活人事证方》二十卷。书中有“建安余恭礼宅刻梓”牌记。所存为海内外孤本。作者刘明之，字信甫，一字信父，福建桃溪（今福建龙岩市）人。明之长期痴心医道，探求方药，凡闻秘传妙方，皆随手抄录。他根据临床经验，精选良方辑成《活人事证方》二十卷，于嘉定九年（1216）由叶棠伯作序梓印。后又续编《活人事证方后集》二十卷。（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之“宋建安余氏刻书”》，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安余恭礼宅刻印《活人事证方》（图源：网络）

南宋宝祐元年（1253），建安余唐卿宅刻印《许学士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又《后集》十卷。宋许叔微撰。《后集》首题云“许学士亲述”，目录后有“建安余唐卿宅刻梓”牌记。该书国内已失传。今有日本枫山秘府藏本、怀仙阁藏本各一部。（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之“宋建安余氏刻书”》，兼参考其它资料。）

南宋天历元年（1328），建安郑明德宅刻印陈灏《礼记集说》十六卷。陈灏，有作陈澔，元南康路都昌县（今江西都昌）人，为朱熹四传弟子，所著《礼记集说》完稿于元至治二年（1322）。据说“明代科举考试《礼记》专用澔注，以之取士。清初仍之”。元天历元年（1328）郑明德宅刻十六卷本，系《礼记集说》的最早刻本。（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宋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安郑明德宅刻印陈灏《礼记集说》（图源：网络）

元，无年号，建安蔡氏刻印《玉篇》三十卷。总目末有“建安蔡氏鼎新绣梓”牌记。（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元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

元，无年号，建安刘承父刻印《新刊续添是斋百一选方》二十卷。宋代王璆撰。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濯缨堂按藏元建安刘承父刊本再行刻印（亦称“濯缨堂覆元刊本”）。目录前有记：“此集已盛行于世，近得是斋全本，其为方也一千有余，分门析类，列之于目，井井可观，皆系经验不传之秘。凡丈夫、妇人、小儿诸证纤悉委曲，靡所不备，鼎新刻梓，三复校正，并无讹舛，凡我尊生君子伏幸详鉴。岁在癸未端阳前一日，建安刘承父谨咨”。所说“癸未”，至元二十年（1283）、至正三年（1343），皆癸未岁。这两年，具体哪年，有待考证。（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元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

日本濯缨堂覆元建安刘承父刊本（图源：网络）

元至正九年（1349），建安詹刻印赵居信《蜀汉本末》三卷，卷末有“建安詹璟刊”牌记。（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元代私家书籍出版的考证。）

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坊刻：

书坊，又称书铺、书肆、书堂、坊肆等，大都冠以地名，接着有的以坊主姓氏为铺号，有的起一文雅的字号。

所谓书坊出版，即以民间资本从事的书籍生产经营手工业出版方式。通俗说，即指以商业赢利为目的的刻印厂。

书坊刻印的书，亦即坊刻。历史上，特别是入宋以来，建州的商业很兴盛，这之中也包含书坊业的兴盛。

元大德十年（1306），建宁路通判毋逢辰因之前主持修复建阳考亭书院，便在此刻印王安石《王荆文公诗》五十卷首三卷。于序中他说：“方今诗道大昌，而建安两书坊竟缺是集……”显然，是说联系（或走访）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有刻印《王荆文公诗》的两个书坊，很遗憾库存的都缺三卷。有学者以为“建安无书坊”，显然是臆断。

下面列出若干属坊刻的建本书籍：

北宋嘉祐八年（1063），建安余氏靖安勤有堂刻印《列女传》，上图下文，共有 123 幅图。此刻本据说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中国插图本小说。清徐康《前尘梦影录》说：“绣像书籍，以宋椠《列女传》为最精。”《列女传》为汉代刘向撰，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等七卷，以分门别类的方式记载了百余位古代妇女的传记。又有说余氏刻本在南宋，是南宋嘉定七年(1214)，武夷蔡骥将所见王回本做了小的调整，建安余氏以此为基础进行刊印。晚清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叶德辉《书林清话》说：“继阅宋版《古列女传》，书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字样，则宋时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台家塾论书板之精者，称建安余仁仲，虽未刊有堂名，可见闽中余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时即行勤有堂名否？”

（图源：网络）

南宋乾道元年（1165），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刻印《韩非子》二十卷。据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韩非子》刻本，清代嘉庆时被孙星衍、张敦仁、顾广圻等学者发现后得以重视。此乾道本后来失传，今有李奕畴所藏之影抄本和仿刻本、清初钱曾述古堂影抄本等三种不同的传本。（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考证已知书坊刻书，兼参考其它资料。）

南宋乾道五年（1169），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刻印《钜宋重修广韵》五卷。该书为宋以前韵之集大成者，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由陈彭年、丘雍等奉旨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该刻本今存两部，一部在日本，一部藏于上海图书馆。卷后末二行有“已丑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印行”牌记。（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考证已知书坊刻书，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刻印《钜宋重修广韵》（图源：网络）

南宋淳熙间（1174-1189），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印《尚书精义》。

南宋绍熙二年（1191），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礼记注》二十卷（绍熙初年刻印）、《周礼注》十二卷（绍熙初年刻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刻书题记：“公羊谷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归含作唅，召公作邵，桓四年曰搜作廋。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礼记》中刻有“余氏刊于万卷堂”“余氏刊于家塾”等牌记。今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考证已知书坊刻书，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图源：网络）

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印《礼记》（图源：网络）

南宋嘉定元年（1208），建宁书铺蔡琪纯父一经堂刻印《汉书》一百二十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蔡琪，字纯父，南宋嘉定间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人，刻书坊名一经堂，《汉书》目录前有牌记“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此版本系《汉书》版本系统中有重要价值的版本之一，乃宋代坊刻本之上品。（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考证已知书坊刻书，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宁书铺蔡琪纯父一经堂刻印《汉书》（图源：网络）

建宁书铺蔡琪纯父一经堂刻印《后汉书》（图源：网络）

南宋，无年号，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刻印《贾谊新书》十卷。此书最早的刻本为宋刻本，宋刻本有4种，陈八郎书铺所刻为其中一种。目录后有“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牌记。（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考证已知书坊刻书，兼参考其它资料。）

南宋，无年号，建安江仲达群玉堂刻印《二十先生回澜文鉴》十五卷、《后集》八卷二十三卷。此书为幔亭（今武夷山市）人虞祖南揖，收录司马光、范仲淹、王安石等二十名家的文章一百篇，并加以注释和评论。目录及《二十先生行实》后有“建安江仲达/刊于群玉堂”牌记。今藏于南京图书馆，存二十三集，前集十三至二十，后集一至八、十四至二十。（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考证已知书坊刻书，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安江仲达群玉堂刻印《二十先生回澜文鉴》（图源：网络）

南宋，无年号，建安范生刻印《妙法莲花经》佛经扉画。右下角刻有“建安范生刊”牌记。

无年号，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印《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

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印《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图源：网络）

元建安虞氏务本书堂：至元十八年（1281），刻印《赵子昂诗集》七卷（今藏于国家图书馆）；泰定四年（1327），刻印元萧镒《新编四书待问》二十二卷（目录后有“泰定丁卯仲春虞氏务本堂”牌记）；至正六年（1346），刻印《周易程朱传义》十四卷，附吕祖谦《音训》，《毛诗朱氏集传》八卷（序后有“至正丙戌良月虞氏务本堂刊”牌记）；无年号刻河间刘守贞《伤寒直格方》三卷，《后集》一卷，《续集》一卷，张子和《心镜》一卷（书后有“临川葛雍校正建宋虞氏刊行”牌记），《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书后有“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坊刊”牌记），《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四卷（目录后有“建安虞氏刊于家塾”牌记）；洪武二十一年（1388），刻元董真卿《易传会通》十四卷（书中有“建安务本堂刊”牌记）。叶德辉先生说：“此由元至元辛巳下至明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凡百有余年矣。”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元明两代坊刻考。）

元建安虞氏务本堂刻印《赵子昂诗集》（图源：网络）

元皇庆元年（1312），建安陈氏余庆堂刻印《宋季三朝政要》五卷、《附录》一卷（今藏于上海图书馆）；无年号刻印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后集》十五卷；刻印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八卷（《世系图表》后有“建安陈氏余庆堂刊”牌记）。（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考证已知书坊刻书，兼参考其它资料。）

建安陈氏余庆堂刻《宋季三朝政要》（图源：网络）

元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延祐五年（1318），刻印元董鼎《书集传辑录纂注》七卷，《朱子说书纲要辑录》一卷；天历二年（1329），刻印元胡炳文《四书通》二十六卷，元张存中《四书通证》六卷；至元元年（1335），刻印元苏天爵辑的《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刻印《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卷。元至正三年（1343），刻印《诗童子问》。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元代刻书述略》说：“建安余氏勤有堂以刻书为业，建坊于北宋，中经南宋，直至元明，历时几百年，其刻书之多，名气之大，实为雕板印刷史上的佼佼者。” （据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元代刻书述略》，兼参考其它资料。）

元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印《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图源：网络）

元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印《诗童子问》（图源：网络）

元至顺间（1330-1332），建安椿庄书院刻印《新编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四集四十二卷。编者陈元靓，南宋末崇安人。该书是一部日用百科型的古代民间类书。建安椿庄书院所刻，为今存最早的刻本。有学者经考证，认定该书院所刻书为“私宅刻或坊刻”。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元至元二年（1336），李氏建安书堂刻印《皇元风雅》前集六卷、后集六卷。傅习、孙存吾辑编，《前集》收录113位诗人的作品，《后集》收录163位诗人的作品，为第一部元人选元诗总集。前、后两集初次锓梓于李氏建安书堂，后集姓氏目录后牌记云：“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处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今藏于国家图书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元代坊刻考，兼参考其它资料。）

李氏建安书堂刻印《皇元风雅》（图源：网络）

至元三年（1337），富沙碧湾吴氏德新书堂刻印《四书章图纂释》二十卷。德新书堂，亦称德新堂。富沙，乃建瓯古称。“富沙碧湾”，亦即“建安（城）碧湾”。牌记“富沙碧湾吴氏德新堂印行”。（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元代坊刻考，兼参考其它资料。）

牌记“富沙碧湾吴氏德新书堂印行”（图源:网络）

元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刘叔简，名锦文，字叔简）：元统三年（1333），刻印宋陈彭年《广韵》五卷；至元六年（1340），刻印元揭傒斯《揭曼硕诗集》三卷（今藏于福建省图书馆）；至正元年（1341），刻印元黄瑞节辑的《朱子成书附录》十卷；二年（1342），刻印《增广事联诗学大成》三十卷；六年（1346），刻印元朱礼《汉唐事笺对策机要》十二卷，《后集》八卷；七年（1347），刻印朱元倬《诗经疑问》七卷及元赵惠《附编》一卷；八年（1348）,刻印元汪克宽《春秋胡氏传纂疏》三十卷（凡例后有“建安刘叔简刊于日新堂”牌记），《纲领》一卷，《外纲领》一卷；九年（1349），刻元赵麟《太平金镜策》八卷（有刘锦文跋，署“至正己丑建安日新堂志”）；十二年（1352），刻刘瑾《诗传通释》二十卷，（书中有“建安刘氏日新堂校刊”牌记，卷一末又有“至正壬辰仲春日新堂刻梓”牌记）；十六年（1356），刻《新增说文韵府群玉》二十卷；十七年（1357），刻印元邹季友《书集传音释》六卷；无年号刻《新编方舆胜览》七十卷。（据叶德辉《书林清话》、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元代刻书述略》，兼参考其它资料。）

元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印《揭曼硕诗集》（图源：网络）

元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印《春秋胡氏传纂疏》（图源：网络）

元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印《新增说文韵府群玉》（图源：网络）

元至正十一年（1351），建安同文堂刻印《四书经疑问对》八卷。（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元代坊刻考。）

元至正十一年（1351），双桂书堂刻印《诗集传音释》二十卷。《书林清话》说：“德辉按：建安余氏双桂书堂刻有《广韵》五卷。（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元代坊刻考。）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高氏日新堂刻印《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目录后有“建安丙午年高氏日新堂刊行”牌记。此书为宋陈师文、许洪等撰，颁行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据说是我国第一部成药典。今藏于国家图书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元代坊刻考。）

高氏日新堂刻印《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图源：网络）

元，无年号，建安朱氏与耕堂刻印《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书林清话》说：“云永乐初刻本，德辉按：此实元末刻本，非明永乐刻也。”）；刻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八卷（今藏于国家图书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元代坊刻考，兼参考其它资料。）

元，无年号，建安万卷堂刻印《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附《东坡纪年录》一卷。（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元代坊刻考。）

元，无年号，李氏建安书堂刻印元孙存吾辑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十二卷。（据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元代刻书述略》。）

元建安郑天泽宗文书堂：至顺庚午元年（1330），刻印元刘因《静修集》二十二卷，《补遗》二卷；刻印《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指南总论》三卷（目录后有“建安宗文书堂郑天泽新刊”牌记）；至正六年（1345），刻印《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云“□□丙戌孟冬之吉书林宗文堂乐斋郑希善刊”）；无年号刻印《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目录后有鼎形木记篆书“宗文”二字，下有“建安郑氏鼎新绣梓”方木记），刻《鼎雕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题“书林宗文堂绣梓”）；正德元年（1506），刻印明宣宗《五伦书》六十二卷（云“正德元年丙寅孟冬宗文书堂新刊”）；嘉靖三年（1524），刻印《蔡中郎伯喈文集》十卷，《外集》一卷，《诗集》二卷，《独断》二卷（云后有牌记“嘉靖甲申孟冬月宗文堂郑氏新刻”）；嘉靖十六年（1537），刻印《初学记》三十卷（云后有牌印“书林宗文堂刊行”，跋有书林郑逸叟姓名）；无年号刻《艺文类聚》一百卷（云后有无名氏跋，云：“今书坊宗文堂购得是书，即便命工刊行，溥传海宇，售播四方贤哲士夫，以广斯文，幸鉴”）。叶德辉说：“此由元至顺庚午下至明嘉靖丁酉，凡二百余年，视虞氏世业倍之，亦书林所仅见者也。”（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元明两代坊刻考。）

明洪武六年（1373），建安刘氏日新堂（元代老铺）刻印《春秋金钥匙》。

明洪武三十年（1397），建安书堂（元代老铺）刻印《元史节要》。

明建安书堂刻印《元史节要》（图源：网络）

明洪武间，建安虞氏务本书堂（元代老铺）后人刻印《易传会通》。

明正统年间，建安叶氏广后人叶景逵勤堂（元代老铺）刻印《增广太平惠民和齐局方》十卷、《图经本草》一卷、《针灸资生经》一卷。成化间又刻《埤雅》。

明嘉靖三十年（1551），芝城铜板活字印行印《通书类聚剋择大全》。次年只用一个半月，又以白纸用蓝靛印《墨子》二册（今藏于国家图书馆）。《通书类聚剋择大全》之“题”云：“芝城近轩姚奎纂辑，建邑蒲涧王以宁校刊。”（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明代刻书述略》说：“福建建宁书坊，不但以传统的雕板印刷名于当世，大大繁荣了明代整个社会的刻书事业，还以铜活字跻身书林。嘉靖间芝城用铜活字摆印了《通书类聚剋择大全》及《墨子》等书。北京图书馆藏有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铜活字蓝印本《墨子》十五卷，就是建宁铜活字印书的实例……稍后一点，建阳游榕也制造铜活字……足见福建，特别是建宁地区的刻书，在我国印刷事业史上贡献是伟大的，成就是辉煌的，地位是突出的。”）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芝城铜板活字蓝印本《墨子》（图源：网络）

明崇祯元年（1628）前后，富沙刘兴我梓行刻印《新刻水浒志传》二十五卷一百一十回。今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富沙刘兴我梓行刻印《新刻水浒志传》（图源：网络）

清光绪七年（1881），名士刘世英于《芝城纪略》一书中说：“朱夫子祠堂，内存朱子全集书板，任人刷印。”又说：“补修府志，以重官箴。查郡志印板毁于火，久已无存……”显然，刘世英所说的是清代建州的官刻。

2001年江明星先生主编的《建瓯寺庙简史》说：“一九五七年七月……省文化普查小组在（建瓯小松）报恩寺发现一批佛经木刻版，大小十二橱……当时农民分十八担挑运下山。”所存雕版，可能是清代的，也可能更早。

在上提点到的，虽只是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刻书的冰山一角，但到底是沉甸甸的真金白银，足以让人心生景仰，叹为观止。

上有提到清初屠城焚城，如若没这场浩劫，从古书铺书堂，从众多遗址，从浩瀚的古籍，从宋代的方志，从诸多族谱，其间会寻到多少建本，会寻到多少有关堂坊号、主刻人、刻书人、书商等确切资料。幸好建州对外联系广，幸好当年有部分书籍流传外地，幸好留存下来部分书籍或相关信息。

寻找堂坊主、刻书人、书商

志书中有个“偏好”，著作人、著作名每每有载，而堂坊主、刻书人、书商常被忽略。再者，建本兴盛于宋元，而宋代《建安志》佚失，现存只明、清所纂府志、县志，而明代建安刻书已趋弱，兼之清初屠城之泯灭，故要寻找书籍刻印时相关信息，只能依托留存建本“牌记”、建本书目录，及相关专著、辞章等所记——幸好这方面信息不少，但要获得较详细的信息难度很大。

虽难，但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在下略述3人。

《全宋文·卷六五二五》于“余仁仲”条中记：“余仁仲，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在孝宗、光宗世。曾为国学进士。宋代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仁仲家有万卷堂，刻书之精为岳珂所称，传世尚有《周礼》《礼记》《公羊》《谷梁》等数种为仁仲校刊。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宋建安余氏刻书》条。”

宋建安余仁仲刻于家塾（万卷堂）《礼记》（图源：网络）

“孝宗、光宗世”，乃1163至1194年，也就是说，余仁仲是这前后建安人（有学者考证余仁仲约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人)。淳熙间（1174-1189），余仁仲创办的建安万卷堂刻印《尚书精义》，绍熙间（1190-1194）刻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谷梁传》，也佐证了余仁仲确为这一时代人。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于《宋孝宗时代刻书述略》一文中说：“建安余氏，世业刻书，为宋坊肆翘楚，而余仁仲又为国学进士。”

晚清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叶德辉于《书林清话》卷二中说：“疑皆子孙分肆，世业有名者也。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于《历代刻书》一书中说：“建安余氏勤有堂以刻书为业，建坊于北宋，中经南宋，直至元明，历时几百年。”

余仁仲确为进士，他刻印的《春秋谷梁传》一书的牌记上这么记：“国学进士余仁仲校正。国学进士刘子庚同校。国学进士陈几同校。国学进士张甫同校。奉议郎签书武安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陈应行参校。余氏万卷堂藏书记。”

府县志记淳熙十四年（1187）,建安有位叫虞仁仲的考中进士，有可能这位虞仲仁就是余仁仲，书牌记上肯定不会错，当是记载进士相关“文档”上弄错了。

府县志记淳煕二年（1175）建安人陈应行考中进士（特奏名第一）。这位陈应行当是“参校”《春秋谷梁传》的陈应行。其他3位进士，不是建安、瓯宁人，可能是外地人，可能是余仁仲的同学或同僚。

论及余氏刻书，有这么回事，说是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有“过问”余氏刻书的事，派人来建宁府查访，访到建阳，“余氏后人余廷勷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

过程大体这样，“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谕军机大臣等”，后“寻据”，再后“覆奏”：“余氏后人余廷勷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板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板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时，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亦系袭旧有堂名为号，今余姓见行绍庆堂书集，据称即勤有堂故址，其年已不可考。”

余仁仲做事认真，出书时非常注重版本比勘。如刻印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一书，牌记云：“《公羊》《谷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江浙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醸嘲，陆氏作醸譲，隐元年嫡子作適归，含作唅，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廋。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兴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故，余仁仲，当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余氏世代刻书为业的余仁仲。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于“魏仲举”条中记：“魏仲举，宋建安人。宁宗庆元时（1195-1200）书贾。曾编《韩柳年谱》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辩柳先生集》等。”

建安魏仲举家塾刻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图源：网络）

“宁宗庆元时”，为1195至1200年。《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提到3部，上述“建安魏仲举家塾”提到19部100多卷。当然，这只是部分，实际上像魏仲举这样的“书贾”刻印的书肯定很多。

说是“家塾”，实际上还是坊刻。宋元时期，建州城像魏仲举这样的出版家这样的书商一定很多。

《全宋文·卷六五九八》于“蔡梦弼”条中记：“蔡梦弼，字傅卿，建宁府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潜心艺文，不求闻达。尝注韩、柳之文，了无留隐；至于杜诗，尤极精诣。嘉泰中（1201-1204）撰《杜工部草堂诗笺》，至今为世所重。又有《草堂诗话》传世。见所撰《草堂诗笺序》及宋俞成《草堂诗笺跋》（均见古逸丛书本）。”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于“蔡梦弼”条中记：“蔡梦弼，宋建宁建安人，字傅卿。著《杜工部草堂诗笺》和《草堂诗话》，后者皆论说杜甫之诗，采自宋人诗话、语录、文集，间附辨正之语，以详瞻称。”

蔡梦弼号三峰樵隐，前述蔡梦弼刻印的书有“三峰樵隐蔡梦弼傅卿校正”、“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于东塾”、“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亲校”等记述。

现可查寻到的蔡梦弼于乾道七年（1171）有刻印《史记集解索引》一百三十卷，嘉泰中（1201-1204）有撰《杜工部草堂诗笺》。由此推测，蔡梦弼著述、刻印之“工龄”肯定很长。

开禧元年（1205）八月，宋人俞成于《校正草堂诗笺跋》中这样评价蔡梦弼：“吾党蔡君傅卿，生平高尚，不求闻达，潜心大学，识见超拔。尝注韩退之、柳子厚之文，了无留隐。至于少陵之诗，尤极精妙。其始考异，其次辨音，又其次讲明作诗之义，又其次引援用事之所从出。凡遇题目，究竟本原；逮夫章句，穷极理致。非特定其年谱，又且集其诗评，参之众说，断以已意，警悟后学多矣。”（《全宋文》第296册、卷6744、第117页。）

建安蔡梦碧东塾刻印《史记》（图源：网络）

傅璇琮等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说，蔡梦弼“是有一定编辑和写作能力的书贾。”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于《昌平集》一书中说，“蔡梦弼有丰富的刻书经历。”又说，“盖是学问家兼刻书家，既能严肃对待学问，又能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因而在南宋初中期能独树一帜。”

集学者、刻书家、出版家、书商于一身，像蔡梦弼这样的“书家”，于宋元时期的建州城肯定不少。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于《中国印刷史·第三章 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中说，“北宋刻工较少见。南宋，以刊字为生者当有数万，但过去无人注意。日本著名板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根据日本所藏宋书一百三十种……查出宋代刻工姓名约一千七百人……笔者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三百五十五种，及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本数十种，又找出约七百人。”这二千四百位刻工，当有部分是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人。

述讲中，张秀民先生又说“建安刻工余良、游熙到湖州刻《大字本论语集说》，建安周祥至江西漕台刊《吕氏家塾读诗记》。福州、建州的工匠也被雇至舒州刊医书。”又说，“淮南转运司刻《太平圣惠方》，分一半在舒州刻，舒州募集了好几十个工匠……工匠内有……建州叶濬、杨通……”又说明代刻工，“建邑杨材镌鄞县余寅《农丈人集》。”

走出建州受雇刻书，表明建安刻工颇受人待见。而刻工的体面，又赖于建本的声名远播。

建安刻工群体当不小，绝大多数人的姓名湮灭在时间的长河里，这几位被念起，算是幸运的。

吾本建安非建阳

刻印书籍，大都有“招牌”式“广告”式落款，也就是所说的牌记，简洁直白告诉人家该书刻印地点、刊刻者、斋堂室名、时间等。譬如——

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

杭州积善坊王二郎

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

金华双桂堂宋伯仁

眉山程舍人宅

平阳晦明轩张宅

钱塘俞宅书塾

金陵王氏勤有书堂

金陵书林李澄源

金陵书坊李洪宇

（北京）崇文门里观音寺胡同党家

武林书坊赵世楷

（苏州）金阊书林叶显吾

歙县吴勉学师古斋。

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图源：网络）

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图源：网络）

钱塘俞宅书塾（图源：网络）

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图源：网络）

宋以来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刻书之牌记，上述很多。在此不妨看看当年建州（建宁府）所辖的建阳县刻书之牌记又是怎样写的——

麻沙刘仕隆宅

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

麻沙刘智明

麻沙刘仲立

麻沙刘将仕宅

麻沙刘通判宅

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

麻沙镇南斋余千里

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家

建阳龙山堂

建阳刘君佐翠岩精舍

建阳书林刘克常

麻沙刘通判

崇化余志安勤有堂

麻沙刘氏南涧书堂

建阳刘氏书肆

建阳吴氏友于堂

詹氏建阳书院（私人而托名书院）

麻沙万卷堂

麻沙明德堂

建阳书林文台余象斗双峰堂

建阳余氏萃庆堂

建阳余廷甫

潭阳余元长

潭阳书林余应兴

书林双峰堂

闽建潭城书林余成章（按：闽建，指福建建州或建宁府）

建阳刘氏翠岩精舍刘应康

建阳书户刘洪慎独斋

潭阳书林刘钦恩

潭阳书林刘志平归仁斋

潭阳书林刘太华（又作：南闽潭邑艺林）

潭邑书林熊玉屏

建阳书林熊体忠

书林熊氏中和堂

闽建书林郑少垣联辉堂

闽建书林杨闽斋

郑氏建阳宗文堂郑希善、郑世魁、郑望云

建阳书林杨发吾守仁斋

建阳书林杨起元闽斋

（建阳）书林清白堂

闽书林杨美生

潭阳书林陈国旺积善堂

潭城书林陈孙安

潭邑书林詹霖宇

福建书林詹佛美

建阳书林王兴泉善敬堂

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图源：网络）

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家（图源：网络）

麻沙刘通判宅（麻沙刘通判宅刻梓于仰高堂）（图源：网络）

麻沙吴氏友于堂（图源：网络）

建阳书林文台余象斗双峰堂（双峰堂余文台梓行）（图源：网络）

建阳余氏萃庆堂（闽书林萃庆堂余氏）（图源：网络）

建阳书林文台余象斗双峰堂（双峰堂余文台梓行）（图源：网络）

建阳书户刘洪慎独斋（图源：网络）

闽建书林郑少垣梓（图源：网络）

闽建书林杨闽斋（图源：网络）

建阳书林杨起元闽斋（书林杨闽斋梓行）（图源：网络）

（建阳）书林清白堂（图源：网络）

可见，凡建阳出的书，大都有建阳、麻沙、崇化、潭、潭阳、潭城、潭邑、书林等地名（含县名、县之古称、县城之别称、乡镇名、街坊名等）标示，让人——当时的人，后来的人，现在的人，来日的人——一眼看出具体是哪里出的书。

如前述，凡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出的书，大都有建安、建州、建宁府、富沙、芝城、建、建邑、建城、建溪等地名（含县城名、州城名、府城名、古称、简称、别称等）标示，让人——当时的人，后来的人，现在的人，来日的人——一眼看得清楚具体出自哪。

显然，是建安出的书，还是建阳出的书，大都一目了然，不可能张冠李戴，留下模糊，留下悬念，让当时的人不知何处，让后人叩问无门。

亮出身份，亮出身份所在，既出于广而告示之需，出于对家乡的朴素情感，出于行业规矩，出于传统习惯，同时也是为维护自己刻板的独特性和声誉。

可近些年来，有些人以为只是挂名“建安”，实际上都是或大都是“建阳”刻印的书，从而推结出：建本是建阳刻印的书。

所谓“建本是古代建阳麻沙、书坊刻印的书”（图片文字截自网络）

这种论儿靠谱吗？

其一，所谓“冠以建安是用了古建安郡名”。

其意思是说：古代建阳隶属于建安郡，后来又几度并入建安，宋元明时建阳坊肆主人往往仿效文人以古称为号的雅习，或受几度合并情愫的影响，仍流行在自己的坊号前冠以“建安”旧名，形成“建安某某氏”“建安某某宅”“建安某某家塾”，“建安某某堂”“建安某某精舍”“建安某某坊”等称谓。

也有说之所以建安刻书都是建阳，是因“建阳人多爱称自己的郡望为‘建安’”。《汉语大词典》“郡望”条中云：“郡望，古称郡中为众人所仰望的贵显家族。”亦即某一地区有名望、有地位的名门望族。所说即为“建阳人多爱称自己的贵显家族为‘建安’”。这么表述，到底想说什么？这么表述，与建安刻书“变成”建阳刻书有何内在联系？

先简要了解建安与建阳之“牵扯”。

汉建安初年（元年为196）置建安县。建安十年（205），析建安桐乡置建平县。（晋太元间（376-396）改称建阳。）这时期受治地在建安的南部都尉府（203-260）所辖。

吴永安三年（260）至隋开皇九年（589），建安郡治在建安，建阳受建安郡所辖。随后，建阳受治地在今福州的泉州、闽州、建安郡、建州所辖。

唐武德四年（621），建州州治从闽县（今福州）迁建安，建阳受建州所辖。闽国南唐时期，受建州（永安军）所辖。南宋初期建州升建宁府，直至民国二年（1913），建阳受建宁府所辖（元代为建宁路所辖）。

建安十年（205）建阳置县。隋开皇九年（589）撤县并入建安县，唐武德四年（621）复置建阳县。唐武德八年（625）撤建阳县并入建安县。唐垂拱四年（688）复置建阳。

隋至唐，建阳县两度并入建安县，计95年。688年后，建阳再未并入建安县。

显然，说“建阳冠以建安是用了古建安郡名”，或“几度合并情愫的影响”，着实太牵强，违背常识史实，很难使人信服——

一则至宋明，建安郡及几度合并已过去数百载，乃至近千载，太遥远了，不可能还存那番“热恋”。

二则古人确有用古郡邑名的传统，但通常不用它处的郡邑名，而是用本地的古称、别称，如建瓯人用富沙、西瓯、芝、芝城、建安、建州等，浦城人用汉兴、唐兴等，建阳人用潭、潭阳、潭邑、潭水等。这样使用即“雅”，而又不至于造成混乱。而如若越“界”，岂不乱套？岂不让人难辨东西？

三则隋唐时期建阳是几度“被并入”，也就是说被建安县并入，多少世纪过去了，从情理上讲，还有可能念念不忘建安县，而用建安代建阳吗？

四则与建阳邻近的并长期并存的还有个建安县，人都有地域观念，若分明是建阳人或建阳人办的什么坊什么堂，当称“建阳某某某”，如若表述为“建安某某某”，不是让人立马想到建安县吗？有这可能有这必要有这“雅习”吗？如若这样，不要说现在的人辨不清楚，就是当时的人都被整蒙了。

五则若真那么忘不了建安，那么建阳当不止一个“书业”吧，建阳的其他众多的“业”也该有这一“雅习”，是否都该冠以建安？（事实上建阳的先人是明白人，是懂得讲规矩的人，建阳刻的书大都标出建阳所在地名，含时称、古称，含简称、别称等。）

六则如若真那么着，那么当年建安郡所辖的闽北、闽西北各县，还有一度的全闽各县，当都有这一“雅习”，是不是行行业业都该冠以建安？

七则行业“挂招牌”，出于所需，出于利益，出于荣誉，出于规矩，出于传统，出于自信，大都会择用让人容易辨识的所在地域之名（含时称、古称、简称、别称等），而不会越境“借名”，且借的是与自己并存的地域之名（建安县）。

八则“牌记”（落款）规律大体这样：可捎带上一级或上上级政区之称，也可不带（不带的更多）；径直或末了落在具体地点“某城”“某县”“某街坊乡里”上，让人看得清楚是哪儿出的书。如“杭州积善坊王二郎”，知道是杭州城出的书。如“建安黄善夫家塾”，让人知道是建安城出的书。如“歙县吴勉学师古斋”，让人知道是歙县出的书。拿建阳来说，宋元明清时期，其上级政区为建州（北宋）、建宁府（南宋、明、清）、建宁路（元），再上上级为省之福建（闽），建阳出书可带上，亦可不带（不带的更多）。如“闽建潭城书林余成章”带上“福建建宁府”，“闽书林杨美生”带上“福建”，“福建书林詹佛美”带上“福建”，“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带上“建宁府”，但末了都落在“书林”“麻沙”上，让人看得出是建阳出的书。如“建阳余廷甫”“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家”“潭阳书林刘钦恩”“潭邑书林熊玉屏”“潭城书林陈孙安“麻沙刘智明”“詹氏建阳书院”，让人看得出是建阳出的书。显然，宋元明清时已不存在“建安郡”而有“建安县”，这时候建阳出的书是不可能挂上“建安”的。打个比方，即便是建安郡时期建阳出的书，想挂上建安，只能表述为“建安建阳某某某”，亦即“建安郡建阳某某某”，而不能表述为“建安某某某”(这样表述就变成建安城出的书)。这与上述“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之类之表述同理。故此，不管从哪个层面、哪个角度讲，宋元明清时期书上“建安”的只能是建安城（建州城、建宁府城，即今建瓯城）刻印的书，而不可能变成建阳刻印的书。

时下常见这样的表述：宋元明时期，凡挂上“建安”的刻书人、刻书坊、刻书堂、刻书铺、刻书宅、刻书家塾等，实际上不是建安，而是建阳。

有人甚至认定：因嘉靖《建宁府志》没提到建安刻书，而该府志及《建阳县志》、南宋建阳学者祝穆《方舆胜览》、朱熹《建阳县学藏书记》中有提到建阳刻书，故“并不存在一个所谓‘建安书坊’”。

建阳县志当然不可能记到建安地界的事。朱熹《建阳县学藏书记》也不必扯上建安。祝穆《方舆胜览》未提及的“物事”，就能表明不存在吗？嘉靖《建宁府志·卷之十·坊巷》记建阳“市”（集市）：“将口市，在将口街，每月四、九日集。回潭市，在建忠里，每月四、九日集。莒口市，在崇泰里，每月三、八日集。长埂市，在崇泰里，每月三、八日集。书市，在崇化里书坊，每月一、六日集。崇乐市，在乐田里，每月一、六日集。”在此，“书市”与“将口市”等其它5个集市一样，为该集市之称谓。也就是说，书市这个集市每月初一、初六有赶墟（赶集）。因府志记建安未见类似“书市，在崇化里书坊，每月一、六日集”这句话，就能推定出建安不存在刻书之书坊吗？

如此“排除法”，合乎常识、逻辑及史实吗？

这等奇谈怪论近些年来“常见”。

譬如，有文章这样举例并下定论：元刘氏南涧书堂刻《论语集注》时标以“建安刘氏南涧书堂新刊”木记，而刻《书集传》时序后又题“麻沙刘氏南涧书堂新刊”木记。可见，刘氏所云建安，实为建阳。

再这样举例并下定论：元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千家注分类社工部诗》《书集传》等皆题“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木记，而同是他刻的《唐律疏议》《诗童子问》等书又题“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可见，余志安所说的建安，也应是建阳。

又这样例举：元刘锦文以“建安日新堂”“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名号刻书有二十余种，而嘉靖《建阳县志》记刘文锦是建阳人。（言下之意如上述。）

该文末了这样作总结：通过以上分析，历史上许多冠以建安之名的刻书者，实为建阳。

云建安，又云建阳，难道就一定是建阳吗？有没可能是建安呢？有没可能建安、建阳都有这一书堂呢？或者分堂呢？有没可能刘氏、余氏几兄弟或族人在建安、建阳都有创建这一书堂呢？有没可能这一书堂有被“转让”呢？仅就刘锦文来说，凭什么认定日新堂没在建安？怎就没可能是建阳的刘锦文进得建州城来创办日新堂刻书？怎就没可能这两人只是同名？怎就没可能建安刘锦文后来迁居建阳？怎就没可能建阳的刘锦文后来迁居建安？作者举这三例，就能推定出“历史上许多冠以建安之名的刻书者，实为建阳”吗？

所谓“历史上许多冠以建安之名的刻书者，实为建阳”（图片文字截自网络）

显然，这样推理不当。

分明不当。

可“古建安郡名说”“郡望说”“排除法”及“三例推理”诸等，时下却成了有些人否认建安刻书的“依据”。

当年《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续集》一十卷，《读书附志》只说刻于建安。而咸淳元年（1265）建安书院刻本时任山长黄镛序称“今存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续集，潜斋、实斋二公已锓板书院，盖家有而人诵之矣”。所说潜斋，为建宁知府王埜号；所说实斋，为建宁知府王遂号。由此表明两刻本均为建安书院所刻印。幸好黄镛的序保存下来，如若没这序文，如若没见着这序文，按现今“盛行”说法，刻于建安，岂不就变成刻于建阳？

舛讹迭出，且借助辞章书籍影像，尤其是网络的传播力，容易误导读者，误导引用者——行文者不可能人人都通读弄懂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以致以讹传讹而不知尴尬，不知有误。

如一学者在一篇论文里述到建安、建阳两个刻印中心，接着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中讲述的建安、建阳37家刻印堂（宅、家塾、书铺。其中属建安26家，属建阳9家，无地名2家）列出个表，其表格题目竟成“宋代建阳书坊刻书一览表”，完全不顾建安的存在。

有学者以为宋人杨万里《谢建州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所咏“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鴈点秋云”之“富沙”，就是建阳。殊不知这里说的富沙即建瓯古称，特指芝城，亦即建安城、建州城、建宁府城。

明代建州有“芝城铜板活字印行”，嘉靖三十年（1551）曾印《通书类聚剋择大全》。竟有人说，这芝城就是建阳。

2018年11月17日，网络上有篇文章，说据某位先生考证,“宋代建阳坊刻有29家,分别是: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建安余氏、崇川余氏、建安余腾夫、建安余彦国励贤堂、建安余唐卿明经堂、建安钱塘王朋甫、建安王懋甫桂堂、麻沙刘智明、麻沙刘氏书坊、麻沙刘仲立、建阳刘诚甫、建安刘德亨、刘氏天香书院、建安蔡琪一经堂、建安蔡文子行之、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建安陈氏、建安黄及甫、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建安虞平高务本书堂、书铺张金瓯、魏齐贤富学堂(毕万裔富学堂)、建安江仲达群玉堂、闽山阮仲猷仲德堂、建安万卷堂、麻沙万卷堂、建安庆有堂、建阳龙山书堂。”文中的建阳、麻沙、崇化当然出自“建阳”，怎么把临县的“建安”也一股脑儿揽进“建阳”？这是什么逻辑？

2020年5月2日，网络上有篇文章说：“是书为清代藏书家汪喜孙据南宋绍熙二年（1191）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本影刊，遵依原刻，并留有余氏刻书题记：公羊谷梁二书……绍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余仁仲万卷堂为南宋建阳地区有名的刻书坊, 所刻九经当时即被称为善本。”分明是“建安”，怎么说着说着竟成了“建阳地区”的刻书坊？

2022年9月4日，网络上有篇文章说：“闽刻书业的聚集地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这两个地方，建阳是以坊肆刻书出名，而福州是以寺院刻藏经而著名。宋代建阳的麻沙和崇化两地，被称作‘图书之府’，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些文献中所记载的“建安刻本”“建宁刻本”“建阳刻本”“麻沙刻本”“崇化刻本”都是指的是这一地区的刻本。” 凭什么说“建安刻本”“建宁刻本”都成了“建阳地区”的刻本？

2023年6月16日，网络上有篇文章说：“《水浒传》刘兴我刊本卷首题‘富沙刘兴我梓行’……其实，在这里，富沙即指福建建阳。唐武德中，叶灏为建州刺史，死后，民为之立祠，俗名富沙庙。五代时，王延政任建州节度使，封富沙王。后遂以富沙代指建州。而明代的建阳正在原建州的辖区之内。”这样行文遵照的是哪方逻辑？何以得出“富沙即指福建建阳”？（富沙乃建瓯古称，这古称更早，不是因叶灏、王延政而“生”。）

2023年10月29日，网络上有篇文章说：“建阳坊刻成为福建刻书的重要代表。”“坊刻主要集中于南宋的建阳。不过，由于建阳坊刻太过有名，所以很多官府、私宅刻书也委托书坊来进行。”“福建家刻在福建各地都有所发展，但更集中于闽北建阳地区。”“南宋建阳几乎家家户户以此为业，其发达程度又超过了福州。建阳刻书不仅技术成熟、刻工众多，而且还拥有了像魏仲举、刘元起这样能编、能校、能刻的全才。”“麻沙刻书是福建刻书的代表，当地盛产樟、楠、楮、枣、梨等，梨木和枣木都是制版刻书的好木材。《建阳县志》载，宋时麻沙有雪梨、面梨、冬梨、早花梨、铁梨等多种梨木，都是创制刻板的上等材料。而杨万里曾作诗云：“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所说经得起推敲吗？出版史尚存，说福建刻印，说闽北刻印能抛开建安吗？

当然，客观讲述建本的文士学者——辞章、书籍——当更多，且“由来已久”，前有例举不再重复。在此举一“新例”。

2023年7月7日，网络上有篇《唐图微展｜书藏百“相”——明清古籍小说插图艺术展（三）》（唐山市图书馆）文章说：“就小说版画而言，福建建安派是历史最久远的派别。从元代的《列女传》、《连相搜神广记》、《全相平话物种》开始，到明代的嘉靖和隆庆诸本，均以建安版为主。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两个雕刻中心。宋、元时期，书坊主要聚集在建安县，明代后逐渐衰落，建阳县取而代之书坊林立。这两个地方所刊版画的风格相同，因此统称为‘建安派’。” 

《唐图微展｜书藏百“相”——明清古籍小说插图艺术展（三）》部分图文（截自网络）

建本业已成史。言史，求索，还得崇实。

建安与建阳乃邻居，来往密切，瓜葛也多。仅就刻书业而言，从宋至明，难免会牵扯到兄弟分居两城（两地）、同族分居两城（两地）、同一人迁居、同代人迁居、后代人迁居、异地经营出版业、一人同时在两地经营出版业、同姓在两地用祖上同一堂坊号、后人用前人堂坊号、堂坊招牌转让、同姓名不同人、同堂号不同人、分脉分谱、族谱断续等具体问题，因时间跨度太大，不可能什么事都理得清。显然，据某一“牵扯”便推定建安无刻书、建本与建安无关当属臆断。

譬如，宋建安人蔡梦弼于乾道七年（1171）在建安城私刻印《史记集解索引》一百三十卷，其牌记“建溪蔡梦弼傅卿校刻梓于东墅”。而同是他编注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嘉泰四年自序中则言“建阳书肆刊行。”李致忠《昌平集》说：“虽未明言为谁所刻，但蔡梦弼有丰富的刻书经历，故此本完全有可能由他自己梓行。”也就是说，建安人蔡梦弼在建安刻印书，也在建阳有刻印过书。

这一脉络还算可理，如若再朦胧点，只有天知。

建安与建阳刻书业之“交集”，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于《中国印刷史》中分析精到：“宋代建宁书坊以刘姓、余姓为最多，元代直至明代仍如此。元代刘姓有十家，余姓五家，书坊多设在建安，少数在建阳麻沙、崇化，至明代则几乎全部书坊迁至建阳矣。余氏勤有堂有在建安的，又有在崇化坊的。刘氏南涧书堂即在建安，同时又在麻沙，这些可能为分号，今作两铺处理。其中如虞氏务本书堂、余氏勤有堂，均为宋代旧铺。虞氏务本书堂自宋至元直至明洪武，继续刻书……”

建安余氏勤有堂（图源：网络）

崇化余氏勤有堂（图源：网络）

张秀民先生又说：“过去研究板本者喜摭拾一、二刻工姓名，大谈某书为某地某年刻本，有类刻舟求剑，不很可信。”

其实不止于“过去”，类似的事，当下的人，同样可以引以为戒。

兀地想起蜀本，而成就蜀本的成都和眉山，从未听说谁去否定谁，谁去涂抹谁。

历史上的物事，特别是历宋元明之悠久，自然会留下大量的可佐证其身份和内涵的信息。后来某一阶段，某一时期，个人的，团体的，文字的，影像的，展示的，活动的，由于种种缘故，兴许会蒙上尘埃，会面目模糊，但始终无法穿越时空去篡改“原始记录”——当然也无法抹去近现代及当下的“客观记述”。存留在，真实在，况来日方长，就总有明朗的时候。

欣慰的是，任凭湮灭无情，还是有部分建本得以幸存；诸多典籍和辞章里，留有建本足迹，留有对建本的客观评述。这就好，就可寻找，就可梳理，就可辨识：建安（建州城、建宁府城，即今建瓯城）雕版印刷业兴盛于宋元，建阳（麻沙镇、崇化镇）雕版印刷业兴盛于明；建安、建阳刻印的书籍唤作建本，跻身于全国三大（浙、蜀、闽）雕板印刷中心之列，与临安的“浙本”、成都和眉山的“蜀本”齐名。

建州·东南名城

芝

城

建瓯简称建，古称富沙、西瓯、建安、建州、建宁

一生痴绝处，寻梦到建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