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本乃建瓯历史宝藏中的一阁瑰宝（连载之十）

时下常见这样的表述：宋元明时期，凡挂上“建安”的刻书人、刻书坊、刻书堂、刻书铺、刻书宅、刻书家塾等，实际上不是建安，而是建阳。

有人甚至认定：因嘉靖《建宁府志》没提到建安刻书，而该府志及《建阳县志》、南宋建阳学者祝穆《方舆胜览》、朱熹《建阳县学藏书记》中有提到建阳刻书，故“并不存在一个所谓‘建安书坊’”。

建阳县志当然不可能记到建安地界的事。朱熹《建阳县学藏书记》也不必扯上建安。祝穆《方舆胜览》未提及的“物事”，就能表明不存在吗？嘉靖《建宁府志·卷之十·坊巷》记建阳“市”（集市）：“将口市，在将口街，每月四、九日集。回潭市，在建忠里，每月四、九日集。莒口市，在崇泰里，每月三、八日集。长埂市，在崇泰里，每月三、八日集。书市，在崇化里书坊，每月一、六日集。崇乐市，在乐田里，每月一、六日集。”在此，“书市”与“将口市”等其它5个集市一样，为该集市之称谓。也就是说，书市这个集市每月初一、初六有赶墟（赶集）。因府志记建安未见类似“书市，在崇化里书坊，每月一、六日集”这句话，就能推定出建安不存在刻书之书坊吗？

如此“排除法”，合乎常识、逻辑及史实吗？

这等奇谈怪论近些年来“常见”。

譬如，有文章这样举例并下定论：元刘氏南涧书堂刻《论语集注》时标以“建安刘氏南涧书堂新刊”木记，而刻《书集传》时序后又题“麻沙刘氏南涧书堂新刊”木记。可见，刘氏所云建安，实为建阳。

再这样举例并下定论：元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千家注分类社工部诗》《书集传》等皆题“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木记，而同是他刻的《唐律疏议》《诗童子问》等书又题“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可见，余志安所说的建安，也应是建阳。

又这样例举：元刘锦文以“建安日新堂”“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名号刻书有二十余种，而嘉靖《建阳县志》记刘文锦是建阳人。（言下之意如上述。）

该文末了这样作总结：通过以上分析，历史上许多冠以建安之名的刻书者，实为建阳。

云建安，又云建阳，难道就一定是建阳吗？有没可能是建安呢？有没可能建安、建阳都有这一书堂呢？或者分堂呢？有没可能刘氏、余氏几兄弟或族人在建安、建阳都有创建这一书堂呢？有没可能这一书堂有被“转让”呢？仅就刘锦文来说，凭什么认定日新堂没在建安？怎就没可能是建阳的刘锦文进得建州城来创办日新堂刻书？怎就没可能这两人只是同名？怎就没可能建安刘锦文后来迁居建阳？怎就没可能建阳的刘锦文后来迁居建安？作者举这三例，就能推定出“历史上许多冠以建安之名的刻书者，实为建阳”吗？

所谓“历史上许多冠以建安之名的刻书者，实为建阳”（图片文字截自网络）

显然，这样推理不当。

分明不当。

可“古建安郡名说”“郡望说”“排除法”及“三例推理”诸等，时下却成了有些人否认建安刻书的“依据”。

当年《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续集》一十卷，《读书附志》只说刻于建安。而咸淳元年（1265）建安书院刻本时任山长黄镛序称“今存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续集，潜斋、实斋二公已锓板书院，盖家有而人诵之矣”。所说潜斋，为建宁知府王埜号；所说实斋，为建宁知府王遂号。由此表明两刻本均为建安书院所刻印。幸好黄镛的序保存下来，如若没这序文，如若没见着这序文，按现今“盛行”说法，刻于建安，岂不就变成刻于建阳？

舛讹迭出，且借助辞章书籍影像，尤其是网络的传播力，容易误导读者，误导引用者——行文者不可能人人都通读弄懂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以致以讹传讹而不知尴尬，不知有误。

如一学者在一篇论文里述到建安、建阳两个刻印中心，接着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中讲述的建安、建阳37家刻印堂（宅、家塾、书铺。其中属建安26家，属建阳9家，无地名2家）列出个表，其表格题目竟成“宋代建阳书坊刻书一览表”，完全不顾建安的存在。

有学者以为宋人杨万里《谢建州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所咏“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鴈点秋云”之“富沙”，就是建阳。殊不知这里说的富沙即建瓯古称，特指芝城，亦即建安城、建州城、建宁府城。

明代建州有“芝城铜板活字印行”，嘉靖三十年（1551）曾印《通书类聚剋择大全》。竟有人说，这芝城就是建阳。

2018年11月17日，网络上有篇文章，说据某位先生考证,“宋代建阳坊刻有29家,分别是: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建安余氏、崇川余氏、建安余腾夫、建安余彦国励贤堂、建安余唐卿明经堂、建安钱塘王朋甫、建安王懋甫桂堂、麻沙刘智明、麻沙刘氏书坊、麻沙刘仲立、建阳刘诚甫、建安刘德亨、刘氏天香书院、建安蔡琪一经堂、建安蔡文子行之、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建安陈氏、建安黄及甫、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建安虞平高务本书堂、书铺张金瓯、魏齐贤富学堂(毕万裔富学堂)、建安江仲达群玉堂、闽山阮仲猷仲德堂、建安万卷堂、麻沙万卷堂、建安庆有堂、建阳龙山书堂。”文中的建阳、麻沙、崇化当然出自“建阳”，怎么把临县的“建安”也一股脑儿揽进“建阳”？这是什么逻辑？

2020年5月2日，网络上有篇文章说：“是书为清代藏书家汪喜孙据南宋绍熙二年（1191）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本影刊，遵依原刻，并留有余氏刻书题记：公羊谷梁二书……绍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余仁仲万卷堂为南宋建阳地区有名的刻书坊, 所刻九经当时即被称为善本。”分明是“建安”，怎么说着说着竟成了“建阳地区”的刻书坊？

2022年9月4日，网络上有篇文章说：“闽刻书业的聚集地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这两个地方，建阳是以坊肆刻书出名，而福州是以寺院刻藏经而著名。宋代建阳的麻沙和崇化两地，被称作‘图书之府’，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些文献中所记载的“建安刻本”“建宁刻本”“建阳刻本”“麻沙刻本”“崇化刻本”都是指的是这一地区的刻本。” 凭什么说“建安刻本”“建宁刻本”都成了“建阳地区”的刻本？

2023年6月16日，网络上有篇文章说：“《水浒传》刘兴我刊本卷首题‘富沙刘兴我梓行’……其实，在这里，富沙即指福建建阳。唐武德中，叶灏为建州刺史，死后，民为之立祠，俗名富沙庙。五代时，王延政任建州节度使，封富沙王。后遂以富沙代指建州。而明代的建阳正在原建州的辖区之内。”这样行文遵照的是哪方逻辑？何以得出“富沙即指福建建阳”？（富沙乃建瓯古称，这古称更早，不是因叶灏、王延政而“生”。）

2023年10月29日，网络上有篇文章说：“建阳坊刻成为福建刻书的重要代表。”“坊刻主要集中于南宋的建阳。不过，由于建阳坊刻太过有名，所以很多官府、私宅刻书也委托书坊来进行。”“福建家刻在福建各地都有所发展，但更集中于闽北建阳地区。”“南宋建阳几乎家家户户以此为业，其发达程度又超过了福州。建阳刻书不仅技术成熟、刻工众多，而且还拥有了像魏仲举、刘元起这样能编、能校、能刻的全才。”“麻沙刻书是福建刻书的代表，当地盛产樟、楠、楮、枣、梨等，梨木和枣木都是制版刻书的好木材。《建阳县志》载，宋时麻沙有雪梨、面梨、冬梨、早花梨、铁梨等多种梨木，都是创制刻板的上等材料。而杨万里曾作诗云：“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所说经得起推敲吗？出版史尚存，说福建刻印，说闽北刻印能抛开建安吗？

当然，客观讲述建本的文士学者——辞章、书籍——当更多，且“由来已久”，前有例举不再重复。在此举一“新例”。

2023年7月7日，网络上有篇《唐图微展｜书藏百“相”——明清古籍小说插图艺术展（三）》（唐山市图书馆）文章说：“就小说版画而言，福建建安派是历史最久远的派别。从元代的《列女传》、《连相搜神广记》、《全相平话物种》开始，到明代的嘉靖和隆庆诸本，均以建安版为主。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两个雕刻中心。宋、元时期，书坊主要聚集在建安县，明代后逐渐衰落，建阳县取而代之书坊林立。这两个地方所刊版画的风格相同，因此统称为‘建安派’。” 

《唐图微展｜书藏百“相”——明清古籍小说插图艺术展（三）》部分图文（截自网络）

建本业已成史。言史，求索，还得崇实。

建安与建阳乃邻居，来往密切，瓜葛也多。仅就刻书业而言，从宋至明，难免会牵扯到兄弟分居两城（两地）、同族分居两城（两地）、同一人迁居、同代人迁居、后代人迁居、异地经营出版业、一人同时在两地经营出版业、同姓在两地用祖上同一堂坊号、后人用前人堂坊号、堂坊招牌转让、同姓名不同人、同堂号不同人、分脉分谱、族谱断续等具体问题，因时间跨度太大，不可能什么事都理得清。显然，据某一“牵扯”便推定建安无刻书、建本与建安无关当属臆断。

譬如，宋建安人蔡梦弼于乾道七年（1171）在建安城私刻印《史记集解索引》一百三十卷，其牌记“建溪蔡梦弼傅卿校刻梓于东墅”。而同是他编注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嘉泰四年自序中则言“建阳书肆刊行。”李致忠《昌平集》说：“虽未明言为谁所刻，但蔡梦弼有丰富的刻书经历，故此本完全有可能由他自己梓行。”也就是说，建安人蔡梦弼在建安刻印书，也在建阳有刻印过书。

这一脉络还算可理，如若再朦胧点，只有天知。

建安与建阳刻书业之“交集”，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于《中国印刷史》中分析精到：“宋代建宁书坊以刘姓、余姓为最多，元代直至明代仍如此。元代刘姓有十家，余姓五家，书坊多设在建安，少数在建阳麻沙、崇化，至明代则几乎全部书坊迁至建阳矣。余氏勤有堂有在建安的，又有在崇化坊的。刘氏南涧书堂即在建安，同时又在麻沙，这些可能为分号，今作两铺处理。其中如虞氏务本书堂、余氏勤有堂，均为宋代旧铺。虞氏务本书堂自宋至元直至明洪武，继续刻书……”

建安余氏勤有堂（图源：网络）

崇化余氏勤有堂（图源：网络）

张秀民先生又说：“过去研究板本者喜摭拾一、二刻工姓名，大谈某书为某地某年刻本，有类刻舟求剑，不很可信。”

其实不止于“过去”，类似的事，当下的人，同样可以引以为戒。

兀地想起蜀本，而成就蜀本的成都和眉山，从未听说谁去否定谁，谁去涂抹谁。

历史上的物事，特别是历宋元明之悠久，自然会留下大量的可佐证其身份和内涵的信息。后来某一阶段，某一时期，个人的，团体的，文字的，影像的，展示的，活动的，由于种种缘故，兴许会蒙上尘埃，会面目模糊，但始终无法穿越时空去篡改“原始记录”——当然也无法抹去近现代及当下的“客观记述”。存留在，真实在，况来日方长，就总有明朗的时候。

欣慰的是，任凭湮灭无情，还是有部分建本得以幸存；诸多典籍和辞章里，留有建本足迹，留有对建本的客观评述。这就好，就可寻找，就可梳理，就可辨识：建安（建州城、建宁府城，即今建瓯城）雕版印刷业兴盛于宋元，建阳（麻沙镇、崇化镇）雕版印刷业兴盛于明；建安、建阳刻印的书籍唤作建本，跻身于全国三大（浙、蜀、闽）雕板印刷中心之列，与临安的“浙本”、成都和眉山的“蜀本”齐名。

建州·东南名城

芝

城

建瓯简称建，古称富沙、西瓯、建安、建州、建宁

一生痴绝处，寻梦到建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