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
史
还是如实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建安书院，朱子中年曾经常在此讲学。”朱熹1200年过世，建安书院创建于1238年，朱熹真有这番神力？“在艮泉井的左侧，有一株大樟树，为朱熹所种。”记得那棵大樟树才300多年树龄，朱熹真会穿越时空去种吗？
在友人办公室随手翻开2020年出版的《建瓯市志（1989-2005）》（下简称《市志》），见946页，竟蹦出这两个“异象”。志书还可这么写？出于好奇，我借来读。于“涉史部分”，读出许多困惑。
现将置疑胪列如下（只列页之“数”，均省去“页”；正文前有标页码所属，正文始径直标示页码“数”），并粗略辨析，权作抛砖，以引对建史感兴趣者、专家学者研讨、评判。
（续上期）
11．所谓“建安郡城成为闽域历史上第一座‘省会’”“建安郡治城（相当于今‘省会’）”（《市志》：3、4、949）。
辨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实行州、郡、县三级政区制。时孙吴有4州，建安郡是二级政区（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南平市），隶属扬州，继属江州，最后一度属东扬州（其“州”相当于后来的“省”）。故建安郡治所在的建安乃二级政区所在，相当于现在的地级，不是“省城”。陈永定元年至三年（557-559），在晋安郡治地（今福州）设置闽州（丰州），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次立州，也是首次一级政区设置——福州成了福建历史上第一座“省城”。
12．所谓“建瓯锥栗，栽培历史近2000年，历史上著名的‘闽贡榛’即产于建瓯‘西乡’（今龙村乡）” （《市志》：4）。
辨析：类似之“说”：其一，2016年《建瓯食典》第10页记：“据《中国植物志》记载，锥栗原产于建瓯的西乡（今龙村乡），古代有名的‘贡闽榛’就产于建瓯。”其二，网络上有篇文章叫《建瓯锥栗：千年贡品，“榛”服味蕾》，文中记：“据嘉靖《建宁府志》记载，锥栗原产于建瓯西乡（今龙村乡），其人工栽培始于汉代。”查阅电子版《中国植物志》第22卷“锥栗”条，并未见上述记载。查阅嘉靖《建宁府志·卷之十三·物产》“果”类，只记一个“栗”字。故所说无据。
13．所谓“状元6人”“素有‘六大状元乡’之称”“建邑六状元”（《市志》：8、905、946）。
辨析：时下说建瓯有徐奭、叶齐、徐遹、翁德舆、黄硕、陈应行等“6大状元”。实际上，只徐奭一个状元。北宋端拱元年（988）科举试第一次考后又“补考”“扩招”3次，先后得进士程宿以下28人、马国祥以下54人、张熙尧以下47人、叶齐以下31人，这一榜共计得进士160人。首试状元已产生，即程宿。叶齐是第三次“补考”“扩招”第一名，为进士，不是状元，也不是所说的“恩科状元”（如若叶齐是状元，那么这一榜科考出了4个状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府志县志记成“端拱元年戊子叶齐榜”分明是错误的——方志也不可能百分百准确，后人发现有错当纠正，不可将错就错以讹传讹。《市志》说“考试结束后，合格者有几百人，名列前十名的试卷，叫作‘承恩卷’……没想到太宗御批的‘承恩卷’中第一名就是叶齐”，乃臆造。至于徐遹、翁德舆、黄硕、陈应行等4人，实乃特奏名进士。《宋史•选举志》记：“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至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特奏名制度正式确立，将特奏名纳入正式的殿试日程（作为科考一部分）。特奏名恩例通常定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诸等，待遇通常低于正奏名进士。清代的“恩科”是遇“大喜事”偶尔开考（单独开考），头一名是状元。显然，特奏名与之不同，第一名不是状元而只是一般进士。国家史学界及各地从未将特奏名第一名视为状元（也未视作“特科状元”），建瓯岂能例外？特奏名考试中，建人徐遹、梅瑛（翁德舆亦录取为进士，但不是第一名）、黄硕、陈应行等4人考中第一名，录取为进士。显然这4人不是状元，也不是时下所说的“特科状元”。
14．所谓“宰辅10人”（《市志》：8、946）。
辨析：说建瓯历史上有这“十大宰辅”：游简言、潘承佑、吴育、郑珏、袁说友、郑赐、杨荣、李默、雷礼、郑重。什么叫宰辅？《汉语大词典》说：“宰辅，辅政的大臣。一般指宰相。”宽松点计，把副宰相也算进来， 所说仅游简言（南唐宰相）、吴育（北宋副相）、郑珏（南宋副相）、袁说友（南宋副相）、杨荣（明辅政大臣，位同宰相）等5人为宰辅。所说其他5人不是宰辅：潘承佑（为不被正史认可的王延政“殷国”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并非所说“闽国贤相”）、郑赐（明代工部、刑部、礼部尚书）、李默（明代吏部尚书、太子少保、翰林学士）、雷礼（明代重臣，今江西丰城市秀市镇雷坊村人，不是建人）、郑重（清代副宪（都察院副长官左副都御使别称）、刑部右侍郎、左侍郎）。
15．所谓“张廷晖是皇帝御封的茶神”（《市志》：8）。
辨析：昔时，地方政府将本地英烈、功勋等有特殊贡献的人之事迹上报朝廷，经“核准”赐个庙额或封个“称号”，这是常有的事。如汉初建人童毅创芝城有功被封为通灵侯（建郡史上第一个授封的）。唐建州刺史叶灏“唐封普通侯，宋封昭定侯”，明封“唐建州刺史叶公之神”。受封的先贤里，闽国时期建安人张廷晖是其中一位。《八闽通志•卷之五十九•祠庙》载：“恭利庙，在吉苑里。神姓张，名廷晖，字仲光。仕闽为閤门使（按：閤门司长官，掌礼仪）。有园在北苑，周回三十余里，尽输之官，即今之茶焙是也。里人祠之，以为龙焙地主。岁修茶贡，祈祷多验。宋绍兴中赐今额，封美应侯，累加效灵润物广佑侯，进封世济公。夫人范氏封协济夫人。元至正十二年重建。”显然，皇帝并未御封张廷晖为“茶神”，是建人将他奉为“茶神”的——地方民间信仰。
16．所谓“东汉建安元年（196年）设建安县”“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孙策上表奏请在江东和江南一带设郡立县”（《市志》：27、896）。
辨析：东汉建安元年（196）秋季，孙策发兵围攻会稽（今绍兴），太守王朗逃往侯官（今福州），孙策乘势进剿。后来先是派韩晏，战败，再派贺齐入闽平定。徐晓望《福建通史》说：“贺齐平定侯官的时间不明，他受重用是在孙策进入会稽的建安元年（196），但彻底平定侯官的反抗力量，可能是在数年后……”贺齐平定闽中后，为巩固战略大后方，孙策上表汉廷，在闽地增设县治，即析侯官县北乡在闽北增设建安、南平、汉兴（浦城）三县。故方志等史乘记载建安立县时间，大都表述为建安初年，而不是建安元年196年。初年不同于元年，这是常识。
17．所谓“建瓯市简称芝”（《市志》：27）。
辨析：何谓简称？一是指较复杂的名称的简化形式。如“中等专业学校”简称“中专”，“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奥运会”；二是指简单地称呼，如“化学肥料”简称“化肥”，“土地改革”简称“土改”。显然，简称后的字包含在简称前，这是基本常识。“芝”并未包含在“建瓯市”之中，怎么能说“建瓯市”简称“芝”呢？从古至今，熟悉建瓯历史的人都懂，“建瓯”简称当为“建”——由此衍生出系列“建”字称谓，如建郡、建城、建人、建本、建木、建茶、建盏诸等。当说的是城时，建瓯别称芝、芝城，正如福州别称榕、榕城。简称与别称不同，不能混淆。
18．所谓“朱熹主持开凿的艮泉井”“建安书院，朱子中年曾经常在此讲学，并在书院大门口亲凿了一口井，叫‘艮泉井’……在艮泉井的左边，有一株大樟树，为朱熹所种。朱子还特意为‘艮泉井’作了《艮泉铭》”（《市志》：35、946）。
辨析：明嘉靖《建宁府志•卷二十•古迹》、清康熙《建宁府志•杂志二•古迹）记：“城下有艮泉（辟地得泉），有北园，皆韩元吉为之。” （所说“城下”，指北侧建州子城的城墙下。）南宋词人、吏部尚书韩元吉于淳熙元年（1174）知建宁府，期间主持辟北园——紫霞洲公园——今市第一小学、原市民政局一带——掘玉仙池，创亭阁堂馆，凿艮泉井（今磨房前39号地段），植树栽花。显然，艮泉井不是朱熹开凿的。淳熙二年（1175），韩元吉撰写《北园艮泉铭》，此铭见载《韩涧甲乙稿•卷十八》，收入《韩南涧年谱》（199页）和《钦定四库全书》（第1165册280页）。铭文后注“淳熙乙未，岁六月，庚午记”。“淳熙乙未”，即1175年。也就是说，此铭作于1175年6月庚午日。原《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福建省社科基地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华朱子学会理事、《朱熹新探》作者林振礼先生于《〈艮泉铭〉非朱熹所作辨》一文中说：“《建瓯县志·金石》(民国十八年版)记：‘井在朱子祠前，宋淳熙乙未凿。文公铭曰：“凤之阳，鹤之麓，有岏而伏；堂之坳，圃之腹，斯瀵而沃；束于亭，润于谷，取用而足；清于官，美于俗，是为建民之福。”’查朱熹文集无此《艮泉铭》，且朱子是年(淳熙二年乙未即1175年)与吕祖谦编订《近思录》，赴江西铅山与陆九渊论辩，往邵武吊唁何镐，并无建瓯之行迹。而韩元吉于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来知建宁，至三年正月召赴行在。作为地方长官，应请为新掘之井撰写铭文自在情理之中。查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八《北园艮泉铭》(四库全书本) 曰：‘凤之阳，鹤之麓，有岏而伏；堂之坳，圃之腹，斯瀵而沃 ；束于渟，润于谷 ，取用而足；清如官，美如俗，是为建人之福。淳熙乙未年六月庚午记。 ’两文比对 ，有‘亭’、‘渟’、‘如 ’、‘于’几处不同。总之，《艮泉铭》为韩元吉所撰无疑。”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长编》载淳熙二年（1175）朱熹行迹甚为清晰，并无建州（芝城）之行。林振礼先生所说，与之是吻合的。显然，艮泉井及其铭文与朱熹无瓜葛。朱熹卒于庆元六年（1200），建安书院创于嘉熙二年（1238），显然，朱熹不可能穿越时空到建安书院讲学。2013年出版的《建瓯古树名木》一书，于《建瓯市城区古树名木一览表》中，记艮泉井旁那棵大樟树的树龄是375年。显然，这棵树不可能是朱熹种的。
19．所谓“嘉靖年间所建的八角楼”（《市志》：35）。
辨析：明嘉靖二十年（1541）《建宁府志·卷之七·城池·建宁府城》记:“嘉靖间（1522-1566），佥事张俭又建楼于广德门城之隅，曰匾‘汇江’，即旧八角楼故址。” 张俭于嘉靖八至九年（1529-1530）任佥事，这期间他于建溪和松溪交汇之北岸之城墙内侧——即广德门之西边——建了汇江楼。（嘉靖《建宁府志·建宁府治之图》有标画（文字和图）出汇江楼。）也就是说，在建汇江楼之前，这地段原有座八角楼，后来废圮了，只剩个遗址。至于八角楼始建于何时又废于何时不见有载。故说“嘉靖年间所建的八角楼”有误。
20．所谓“因地处闽国北部，故称北苑”“《闽书》《八闽通志》等方志以为是其地处于闽都福州以北，故世称‘北苑’”“因地处闽北，故称北苑”“因该园地处闽国北部，故称北苑”（《市志》：194、217、218、940）。
辨析：翻阅《闽书》《八闽通志》及建瓯府志县志，未见有“其地处于闽都福州以北，故世称‘北苑’”之载。所说“因地处闽国北部，故称北苑”“因地处闽北，故称北苑”“因该园地处闽国北部，故称北苑”，也不靠谱。那么，“北苑”之“由来”呢？嘉靖《建宁府志·卷之十·坊巷》载：“吉苑里，在县东三十里，旧名北苑。洪武初割原祐乡东吉里来益之，合二名为吉苑。”民国《建瓯县志·卷六·四区》载：“吉苑里，统图十，在县东三十里，旧名北苑。明洪武割原祐乡东吉里来益之，合二名为吉苑。”丁谓北宋初任福建转运使驻建州，他于《北苑茶录》中道：“北苑，里名也。”《闽书·卷之十三·方域志》载：“北苑者，其地宜茶，凡三十里。”前述民国《建瓯县志·卷二十一·祠祀》载：“五代张閤门使庙……廷晖，字仲光，仕伪闽。家有茶园在邑之北苑，周回三十余里……”显然，今东峰一带原称北苑，明代初年将北苑和东吉二里合并，各取一字，方称吉苑。显然，北苑里产茶，称北苑茶，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也是符合逻辑符合习惯的，无需再找什么“佐证”。尤其是闽国时期辟为御茶园，有了贡茶、御茶，北苑更是声名远播。就这么简单：茶名因里而名。
（未完待续）
建州·东南名城
一生痴绝处，寻梦到建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