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建州
建本乃建安刻印的书籍
名家之言：
●著名学者徐晓望《福建通史》评述：“建州城的繁荣，首先是因为它是闽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州是“东南著名的城市之一”。
●晚清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叶德辉《书林清话》说：“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说：“福建刻本称为‘闽本’‘建本’或‘建安本’；建阳麻沙镇所出的称‘麻沙本’。”于《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一文中，张秀民又说：“宋元时代书坊多在建宁府附郭之建安县。”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明代刻书述略》说：“福建刻书主要集中在建宁府，其余地区虽也有书坊，如闽北之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宋末元初都在刻书，但为数不多。主要的还是建宁府的建安、建阳两县。”
官刻、私刻、坊刻俱全，从唐至清，尤其是宋元兴盛期，在建溪与松溪交汇处的这座城池，刻印出多少书籍，文化传承，有声有色，有形有神。无疑，建本是建瓯历史宝藏中的一阁瑰宝，是建州文化光景里的一帘姹紫嫣红。穿越千载，拂去尘埃，版刻俊秀，墨香撩拨，“建”之风采依然。
足迹千里留墨香
（续上期）
寻找堂坊主、刻书人、书商
志书中有个“偏好”，著作人、著作名每每有载，而堂坊主、刻书人、书商常被忽略。再者，建本兴盛于宋元，而宋代《建安志》佚失，现存只明、清所纂府志、县志，而明代建安刻书已趋弱，兼之清初屠城之泯灭，故要寻找书籍刻印时相关信息，只能依托留存建本“牌记”、建本书目录，及相关专著、辞章等所记——幸好这方面信息不少，但要获得较详细的信息难度很大。
虽难，但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在下略述3人。
《全宋文·卷六五二五》于“余仁仲”条中记：“余仁仲，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在孝宗、光宗世。曾为国学进士。宋代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仁仲家有万卷堂，刻书之精为岳珂所称，传世尚有《周礼》《礼记》《公羊》《谷梁》等数种为仁仲校刊。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宋建安余氏刻书》条。”
宋建安余仁仲刻于家塾（万卷堂）《礼记》（图源：网络）
“孝宗、光宗世”，乃1163至1194年，也就是说，余仁仲是这前后建安人（有学者考证余仁仲约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人)。淳熙间（1174-1189），余仁仲创办的建安万卷堂刻印《尚书精义》，绍熙间（1190-1194）刻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谷梁传》，也佐证了余仁仲确为这一时代人。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于《宋孝宗时代刻书述略》一文中说：“建安余氏，世业刻书，为宋坊肆翘楚，而余仁仲又为国学进士。”
晚清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叶德辉于《书林清话》卷二中说：“疑皆子孙分肆，世业有名者也。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于《历代刻书》一书中说：“建安余氏勤有堂以刻书为业，建坊于北宋，中经南宋，直至元明，历时几百年。”
余仁仲确为进士，他刻印的《春秋谷梁传》一书的牌记上这么记：“国学进士余仁仲校正。国学进士刘子庚同校。国学进士陈几同校。国学进士张甫同校。奉议郎签书武安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陈应行参校。余氏万卷堂藏书记。”
府县志记淳熙十四年（1187）,建安有位叫虞仁仲的考中进士，有可能这位虞仲仁就是余仁仲，书牌记上肯定不会错，当是记载进士相关“文档”上弄错了。
府县志记淳煕二年（1175）建安人陈应行考中进士（特奏名第一）。这位陈应行当是“参校”《春秋谷梁传》的陈应行。其他3位进士，不是建安、瓯宁人，可能是外地人，可能是余仁仲的同学或同僚。
论及余氏刻书，有这么回事，说是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有“过问”余氏刻书的事，派人来建宁府查访，访到建阳，“余氏后人余廷勷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
过程大体这样，“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谕军机大臣等”，后“寻据”，再后“覆奏”：“余氏后人余廷勷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板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板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时，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亦系袭旧有堂名为号，今余姓见行绍庆堂书集，据称即勤有堂故址，其年已不可考。”
如何理解“是以建安书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讲的当是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刻印书业很盛，老铺余氏勤有堂相沿很久，后来在建阳也有余氏刻书。
“据称即勤有堂故址”，只是“据称”，类似“据传”“相传”，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可是近些年来有人以“覆奏”为“据”，愣说余仁仲是建阳余仁仲不是建安余仁仲，愣说余氏勤有堂在建阳没在建安。
建安余仁仲与建阳所说的余氏，是不是同一“脉”？有没可能余氏家大族大有居建安也有居建阳？有没可能居建安居建阳的余氏都有立堂刻书且用同一招牌？有没可能建安余仁仲的后人后来有分居建阳仍行“余氏勤有堂”之招牌？有没可能“建安余氏勤有堂”后来有转让？有没可能“绍庆堂”并非“勤有堂故址”？还有，族谱有分谱，年代久远，难免续断无常，所载只能作“参考”，不能视为“铁证”。更何况清代1775年回过头来“过问”宋代的事，不是仅凭一本族谱就能理得清脉络的。
余仁仲做事认真，出书时非常注重版本比勘。如刻印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一书，牌记云：“《公羊》《谷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江浙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醸嘲，陆氏作醸譲，隐元年嫡子作適归，含作唅，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廋。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兴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故，余仁仲，当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余氏世代刻书为业的余仁仲。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于“魏仲举”条中记：“魏仲举，宋建安人。宁宗庆元时（1195-1200）书贾。曾编《韩柳年谱》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辩柳先生集》等。”
建安魏仲举家塾刻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图源：网络）
“宁宗庆元时”，为1195至1200年。《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提到3部，上述“建安魏仲举家塾”提到19部100多卷。当然，这只是部分，实际上像魏仲举这样的“书贾”刻印的书肯定很多。
说是“家塾”，实际上还是坊刻。宋元时期，建州城像魏仲举这样的出版家这样的书商一定很多。
《全宋文·卷六五九八》于“蔡梦弼”条中记：“蔡梦弼，字傅卿，建宁府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潜心艺文，不求闻达。尝注韩、柳之文，了无留隐；至于杜诗，尤极精诣。嘉泰中（1201-1204）撰《杜工部草堂诗笺》，至今为世所重。又有《草堂诗话》传世。见所撰《草堂诗笺序》及宋俞成《草堂诗笺跋》（均见古逸丛书本）。”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于“蔡梦弼”条中记：“蔡梦弼，宋建宁建安人，字傅卿。著《杜工部草堂诗笺》和《草堂诗话》，后者皆论说杜甫之诗，采自宋人诗话、语录、文集，间附辨正之语，以详瞻称。”
蔡梦弼号三峰樵隐，前述蔡梦弼刻印的书有“三峰樵隐蔡梦弼傅卿校正”、“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于东塾”、“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亲校”等记述。
现可查寻到的蔡梦弼于乾道七年（1171）有刻印《史记集解索引》一百三十卷，嘉泰中（1201-1204）有撰《杜工部草堂诗笺》。由此推测，蔡梦弼著述、刻印之“工龄”肯定很长。
开禧元年（1205）八月，宋人俞成于《校正草堂诗笺跋》中这样评价蔡梦弼：“吾党蔡君傅卿，生平高尚，不求闻达，潜心大学，识见超拔。尝注韩退之、柳子厚之文，了无留隐。至于少陵之诗，尤极精妙。其始考异，其次辨音，又其次讲明作诗之义，又其次引援用事之所从出。凡遇题目，究竟本原；逮夫章句，穷极理致。非特定其年谱，又且集其诗评，参之众说，断以已意，警悟后学多矣。”（《全宋文》第296册、卷6744、第117页。）
建安蔡梦碧东塾刻印《史记》（图源：网络）
傅璇琮等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说，蔡梦弼“是有一定编辑和写作能力的书贾。”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于《昌平集》一书中说，“蔡梦弼有丰富的刻书经历。”又说，“盖是学问家兼刻书家，既能严肃对待学问，又能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因而在南宋初中期能独树一帜。”
集学者、刻书家、出版家、书商于一身，像蔡梦弼这样的“书家”，于宋元时期的建州城肯定不少。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于《中国印刷史·第三章 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中说，“北宋刻工较少见。南宋，以刊字为生者当有数万，但过去无人注意。日本著名板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根据日本所藏宋书一百三十种……查出宋代刻工姓名约一千七百人……笔者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三百五十五种，及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本数十种，又找出约七百人。”这二千四百位刻工，当有部分是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人。
述讲中，张秀民先生又说“建安刻工余良、游熙到湖州刻《大字本论语集说》，建安周祥至江西漕台刊《吕氏家塾读诗记》。福州、建州的工匠也被雇至舒州刊医书。”又说，“淮南转运司刻《太平圣惠方》，分一半在舒州刻，舒州募集了好几十个工匠……工匠内有……建州叶濬、杨通……”又说明代刻工，“建邑杨材镌鄞县余寅《农丈人集》。”
走出建州受雇刻书，表明建安刻工颇受人待见。而刻工的体面，又赖于建本的声名远播。
建安刻工群体当不小，绝大多数人的姓名湮灭在时间的长河里，这几位被念起，算是幸运的。
（未完待续）
建州·东南名城
建瓯简称建，古称富沙、西瓯、建安、建州、建宁
一生痴绝处，寻梦到建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