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课 当代佛教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上一次重大转折。佛教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紧密相连。
当代佛教基本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1949 年至 1966 年间，中国佛教活动虽也出现了一些波折，但基本尚算正常；（二）1966 年至 1976 年间十年文革期间，佛教的一切活动和组织工作陷于停顿和瘫痪状态，僧尼被赶出寺院或还俗，寺院被毁；（三）文革结束以后，佛教的发展步入了正常轨道，一直发展至今。
新中国成立之初，格达活佛被害，但西藏还是在 1951 年和平解放。同年，在广东乳源云门宗祖庭云门寺，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拨是非，爆发了震惊佛教界的云门寺事件，虚云老和尚被打倒几周后事件才被平息。虚云去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因此，全国性的佛教组织成立成为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1953 年六月三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广济寺正式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包括汉、藏、蒙、傣、满、苗等多个民族的活佛、喇嘛、法师与居士。
会中推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首任会长。喜饶嘉措、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朴初、噶喇藏、祜巴、阿旺嘉措为副会长，赵朴初兼秘书长，巨赞、周淑迦、郭朋为副秘书长。嗣后各省以及佛教徒较多的市县相继成立了地区佛协，不少名僧大德被推举为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中国佛教协会是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代表发起并成立的全国性爱国组织。它的宗旨是：团结全国佛教徒，在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佛教徒的合法权益，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兴办佛教事业，团结各民族佛教徒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做贡献。
中国佛教协会自成立后，除 1966-1976 年文革十年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外，历届所做的工作有：
一、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规章。如《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戒实施办法》、《关于在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实行僧尼度牒僧籍制度的办法》以及《关于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退职的若干规定》等等。
这些规章的制定，使新的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与建设，有了切实可行的操作规章，有利于佛教的驻世与发展，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二、陆续从事整修名寺古刹。先后修缮北京雍和宫、法源寺、上海玉佛寺、龙华寺、江苏灵岩寺、南京栖霞寺、杭州灵隐寺、天台国清寺、广东南华寺以及西藏的许多寺院；
三、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佛教协会积极创办一系列佛学院。1956 年，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喜饶嘉措担任首任院长。该院几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佛教教师，学僧来自全国各地寺院，素质也相当整齐。分设本科、专修科两班，共一百多人。
1961 年设研究部。次年，开办藏语班，学员来自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等省。该学院强调学修一体，管理严格。从 1956-1966 年的十年间，共培养出了五届不同层次的学员四百一十人。除少数从事佛学研究外，大部分在各地寺庙任主持和管理工作，基本构成了当代大陆佛教的中坚力量。
另外，中国当代佛教教育中吕徴先生的教学活动也十分重要。他于 1961-1965年间受中国科学院哲学部委托在南京办了一个佛学研究班，为新中国的佛学研究培养了一批难得的佛学研究人才。
文革十年期间，中国佛学院陷于瘫痪解散的状态。1980 年初，中国佛教协会采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尽快恢复中国佛学院。同年九月，中国佛学院正式复课，开办了预科、本科及研究生班。毕业的学僧迅速填补了因十年动乱导致的佛教事业青黄不接的断层。
同时，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和栖霞山分院相继成立。与此同时，全国有条件的地区和寺院先后恢复成立了佛学院和培训班。如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上海佛学院、九华山佛学院、五台山佛学院、四川省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重庆佛学院、福建佛学院、甘肃佛学院以及各地的佛学培训班等。
此外，中国佛教协会还设有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从事佛教研究。除汉传佛教外，1987 年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北京西黄寺成立，以培养蒙藏地区的活佛以及格西等高级佛学人才为主要宗旨。各地的藏传佛教院校还有西藏佛学院、青海佛学院、甘肃佛学院等；
四、中国佛教协会还积极开展了佛教书籍的出版与流通工作，并且恢复了金陵刻经处、上海佛学书局，整理、保存了十五万块的佛典图像刻板，印行八十七种经书。1956 年，开始调查、整理及拓印房山石经，到 1993 年整理编撰出版，使得中国佛教大藏经增色不少；
五、“文革”以前，中国佛教协会刊行《现代佛学》月刊，至 1964 年第六期停刊，共发行一百四十四期。1966-1976 年间，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80 年，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创刊。
与此同时，佛教界办的其他刊物也相继出现，较早创办的有河北佛协的《禅》、浙江台州佛协的《台州佛教》、广东佛协的《广东佛教》、南京金陵刻经处的《闻思》、河北少林慈善基金的《禅露》、庐山东林寺的《净土》等等。
一些佛学院也办起了自己的院刊，试图把办刊与培养佛教人才结合起来。而且，佛教界与学术界合作的学术刊物也开始出现。最典型的要算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两种刊物《佛教文化》与《佛学研究》。所有这些文化活动，对扩大佛教的影响，深化佛学理论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49 年以后，港台地区的佛教活动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台湾在 1987年以前当局对佛教的控制较严格。1987 年台湾“解严”以后，佛教团体的发展极为迅速。1991 年成立的“中华佛光协会”，到 1996 年，佛光分会已有三百四十八个，国际佛光分会有七十多个，据说信众已有百万以上。
兼具宗教性与社会福利性的佛教慈善组织—台湾慈济功德会，目前是台湾最大的佛教组织，据称已有四百万会员。台湾类似的佛教组织还很多。
台湾的佛教文化活动以出版为首，如新文丰出版公司重新刊行了《大正藏》等；台湾佛教书局出版了在《频伽藏》基础上增补《佛教大藏经》；佛光出版社编印了《佛光大藏经》。
到 90 年代，几乎佛教各宗派教派团体都有自己的出版社，佛教刊物也有上百家。香港佛教联合会的会刊《香港佛教》，创刊于 1960 年，至今不衰，影响很大。
文革以后，中国佛教协会与国外佛教界的联系也日趋密切，先后多次参加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并与日本、韩国联合举行多次佛教文化交流活动，已轮流在三国举办了十四次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
2011 年 11月 2 日在韩国江原道洛山寺召开了主题为“佛教文化的社会价值与影响”的第14 次会议，三国宗教团体代表签署了《共同宣言》。在 21 世纪新的国际形势下，佛教这条“黄金纽带”为增进世界佛教徒的心灵沟通和理解，为推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正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