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课 清代佛教
清代为满洲贵族爱新觉罗建立。满族原来信仰萨满教，对天神地袛的崇拜十分流行，在满族统治者入关以前，就已接触了佛教。
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前一年，在贺图阿拉城外修建了七座寺院。太宗皇太极即位后，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仍然对佛教多有保护。
清朝统一全国后，佛教政策多承自明代。从中央到地方都仿照明朝设置了寺院衙门，以掌管佛教事务。为僧人发放度牒，确立僧人身份。这些衙门职位均选由朴实严谨之人担任，在职其间，不穿官服，仍着常服，与朝廷命官严格加以区分。
朝廷还制定了相应的律例来规定僧尼的行为。这些法律从出家、建寺到僧人犯戒直至违法都有严格的处罚规定，涉及了佛教各个方面。
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保证了僧人队伍的质量，控制了僧人过度膨胀或素质太差。另一方面，也严防有人利用佛教从事反抗清朝统治的活动。
雍正年间，采取了“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依据占有土地面积统一征收赋税。这样，具有免税作用的度牒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乾隆十九年，实行了近千年的度牒制度被废止。
清朝前期的几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也是佛教史上较特殊的现象。清政府定鼎北京后，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登极，成为入关后清代第一位皇帝，即清世祖顺治帝。在顺治帝的屡次邀请下，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顺治帝在南苑接见了他，并布施银两，安排他住在特地为其建造的黄寺。
他又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册封的金册、金印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成，其中“所领天下释教”藏文的意思是“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内”。这样达赖所拥有的也只是管理藏区佛教的能力。通过金印册封达赖，在政治上，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同时也使得信奉喇嘛教的蒙古各族纷纷归顺清政府。
顺治本人对佛教也有很深的信仰，曾经自称“吾本西方一衲子，为何落在帝王家”，他和僧人交往甚密。
顺治十五年，顺治帝最宠爱的皇妃董鄂妃所生1660 年），在董鄂妃久病去世后，顺治帝决意出家，其后不久因染天花之疾驾崩，葬在孝陵。但有传说，顺治帝并未死，孝陵只是衣冠塚，而是到山西五台山出家为僧，时年二十四岁。
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是清代较有作为的皇帝，被称为三朝盛世。他们在位期间，对佛教采取了扶持的政策。
雍正自比和尚，参与僧诤，编写语录，直接干预佛教事务。著有《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等佛教著作。对清代的佛教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嘉庆之后，国势渐微，仁宗及其后历代皇帝都忙于应付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势，无暇顾及佛教，也不可能采取扶植佛教的政策。清代佛教各宗从传承上看，都相续不断，除禅宗与净土外，其他各宗影响相对较小。
清代禅宗实际仅活跃于清初。当时，伴随新旧王朝更替，禅宗在清代有一个短暂的复兴期，禅宗规模有所扩大，社会影响范围较大，同时也有一些知名禅师出现。
在雍正干预禅宗内部纷争之后，禅宗已是名存实亡。禅宗就门派来看，仍是以临济、曹洞为主。临济宗又分为天童系和盘山系，曹洞宗分寿昌系和云门系，这四系构成了清代禅宗的主体。
在理论上，禅宗没有什么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由道盛提出的“集大成”理论。集大成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集大成是指佛学为中心集儒、释、道三家大成；狭义的集大成，则指以禅宗为中心，儒家诸说之大成。
他的这些思想对当时的佛教界产生了一定影响，道盛以儒家行于世，以儒禅合一作为其行为准则，对士大夫由儒入禅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禅宗各宗派之间常发生一些激烈的争论，但争论中理论成分淡薄，派系内容浓厚，在雍正帝钦定禅宗范围后，这样的争论也没有了。禅宗编集了大量的禅宗典籍，除了辑录诸禅师的著作外，还出现了众多的灯史著作。
清代的禅宗中有不少为当世所重的诗人、画家。著名的诗僧有僧函、苍雪、借庵。画僧以八大山人、石涛、石溪、弘仁最有名，号称当时的四大画僧。
清代前朝，有不少士大夫皈依禅宗，如道盛弟子中较著名的，都曾为官僚出身，因明亡而出家。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方以智属影响较大的在家弟子。
清代前朝，有不少士大夫皈依禅宗，如道盛弟子中较著名的，都曾为官僚出身，因明亡而出家。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方以智属影响较大的在家弟子。
清初之后，禅宗的地位渐渐为净土宗所取代。净土宗是清代各宗的共同信仰。清代净土名家辈出，有省庵、行策、瑞安、印光等。省庵死后被追认为净土宗第九祖，印光被尊为第十三祖。行策是清代“打念佛七”的首创者，著有《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式》。
天台宗自明末重兴以后、清初时天溪受登影响较大。清中叶有观竺、敏曦。清代律宗主要承自于明末。明末时古心如馨传律学于南京古林寺。弟子寂光后将律学引入宝华山。所以律宗自明末便有古林、宝华二派。
在清代影响较大的有寂光的弟子续体，可称“律宗中兴”的人物，华严宗以续法和通理较为著名。续法被认为是清代华严宗的中兴人物。
通理是清代中期有名的华严学者。乾隆四十五年，班禅六世入京，通理奉命与他谈论佛法，被封为“阐教禅师”。月霞为弘扬华严宗的最后人物。
这一时期的唯识学仍处于冷寂状态。清初有灵源大惠、古德大贤、新伊大真等人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唯识学者。
清末时，松岩曾以唯识论评论当时新译的西方新学《天演论》、《民约论》。清末的杨文会从日本搜集到大量的国内已遗失的唯识典籍，唯识学遂成为清末的佛教显学。当时杨文会的弟子欧阳渐继其师主持支那内学院，时称“南欧”。韩清净在北京主持三时学会，时称“北韩”。此两地成为南北两地的唯识学中心。
佛教的各个宗派在清代虽都有传承和活动，但规模与影响已大不如以前。佛教在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发展后，归于沉寂。
清代，译经与刻经十分盛行。译经主要是国内各民族文字的互译。雍正初年，北京黄寺土观呼图克图第一世奉命将藏文藏经甘珠尔译为满文。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又译藏文大藏经为满文。
乾隆七年，工布查布在北京依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有《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等近十种经典。清代的刻经初时多属民间性质，至雍正十一年，开始了官方的刻经工作，并完成了《龙藏》的编撰校刻。
清后期，国势衰落，佛教不振，仍有很多佛教徒从事佛经的校刻与流通，试图以此振兴佛教。
清代佛教，居士弘扬佛法成为一大特色。清初著名居士有宋文森、周梦颜、彭绍升、罗有高、汪缙；清中叶有钱伊庵、裕恩、张师诚；清末有杨文会、沈善登。
清代朝廷对藏传活佛转世制度的认可、确立与控制，在藏传佛教史上是很重要的。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系列，在蒙藏地区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传播过程中形成宁玛、噶当、萨迦、格鲁等教派，并形成藏传佛教寺院为解决其首领的继承而采取的“活佛转世”制度，这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
活佛藏语叫“朱古”，本意为“化身”。所谓活佛转世，按藏传佛教的说法，是指大喇嘛生时修行已达到了断除妄惑业因，证得菩提心体，生死之间能不昧本性，不随业而自在转生，复接其前生的职位。
活佛就是指依转世制度而取得合法领袖地位的上层喇嘛。在西藏，活佛也被认为是佛、菩萨或圣僧的再生者。在清代中叶，朝廷对蒙藏地区的某些较重要的活佛，授予“呼图克图”的封号，并载入理藩院册籍之中。
“活佛转世”始于噶玛噶举派。转生办法是在大喇嘛死后通过降神、占卜的签示，寻得和喇嘛圆寂时间相近而生下的灵童，继其法位。
从公元 1283 年正式确立该系统后，其他各派相继效仿。但“活佛转世”形成为制度，并广泛在各地寺院沿袭相承，则是在黄教格鲁派创立以后。格鲁派在藏地拥有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在蒙古也建立了两大活佛转世系统。
公元 1546 年，格鲁派主持的寺院哲蚌寺法台根敦嘉措死后，上层当权喇嘛找来了年仅三岁的索南嘉措，作为前任法台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作为黄教寺院集团的继承首领。这是黄教采取活佛转世制度的开始。
公元 1578 年，俺答汗（蒙古土默特部首领）赠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以后，黄教集团便按此号追认宗喀巴的弟子根敦主巴为一世达赖，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至今已传十四世。
17 世纪中叶，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固始汗的支持下，使黄教寺院集团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取得优势地位。1653 年清朝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于是“达赖喇嘛”这个称号便正式确定下来，举世所知。以后该转世活佛一直沿用此称号至今，是格鲁派的第一大活佛转世系统。
五世达赖之师罗桑却吉坚赞是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被人尊称为“班禅”（意为大学者）。公元 1645 年，固始汗赠给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名号（博克多是蒙古人对智勇兼备人物的尊称）。他死后五世达赖为他选定转世灵童罗桑益希，建立了黄教的另一个转世系统。
追认宗喀巴的弟子主结·格雷贝桑为一世班禅，索南乔朗、罗桑敦珠、罗桑却吉坚赞、罗桑益希为二世、三世、四世、五世班禅，至今已传十一世。
达赖喇嘛和班禅转世制度都得到清政府的确认。此后黄教各主属寺都效法相习，采用活佛转世制度。一些并非佛法高深的僧人，争相挤入僧人贵族的行列，于是出现了不同等级的大大小小的活佛。
在五世达赖时，黄教又建立了另外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是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一是内蒙古的章嘉。
这两个系统均被清朝封赐，分别掌握该两地区的藏传佛教事宜。哲布尊丹巴转生至八世于公元 1924 年圆寂后，该活佛转世系统遂告终结。章嘉活佛转世系统一世系青海互助县红崖子张家人，名扎巴悦色，
其后转生活佛均称章嘉。公元 1705 年，受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呼图克图，并赐掌管漠南蒙古佛教事务，成为内蒙古佛教寺院的活佛转世系统。
关于活佛转世制度的运作流程，大致为：寻访灵童；辨认器物；降神询问；金瓶掣签；批准继位。经此程序后，为被认定的灵童举行“坐床”仪式。经此仪式后，灵童始正式成为活佛。
依清代惯例，达赖及班禅的转世灵童举行“坐床”，须由清廷指派大员或驻藏大臣主持仪式，并明确指出，只有经中央政府认定的活佛，才具有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