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原理》
陈周旺 李辉 熊易寒 包刚升 曾庆捷 著
朱枫 责编
ISBN：978-7-309-16564-7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政治学原理》，是复旦政治学人新撰的政治学入门教科书。
这类教科书有不同的题名，或叫《政治学基础》，或叫《政治学概论》，或叫《政治学教程》，要做的工作无非介绍和阐释政治世界的起源与发展、政治事物的性质与特征、政治权力的组织与运用、政治生活的冲突与合作、政治关系的界定与调适，简言之，是对基本政治要素和重大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解读。
中国大多数高校都有政治学的课程，也都有与课程相配套的一系列政治学教材，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领域，还是作为一种专业训练，政治学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以上所提的具有不同题名的原理性或基础性的教科书，无疑是进入这个学科和专业的必要的知识准备。
新出版的《政治学原理》正是复旦学人践行这一使命的体现。他们在《政治学概要》《政治学概论》的基础上，赓续传统，传承拓新，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反思批判的眼光，吸收了当代政治学的最新成果，总结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普遍经验，编写了这本《政治学原理》。通读全书，人们不难发现编写者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实践与知识之间融会贯通新旧学理的学术追求和用心。
回归至简大道的终极关怀。
现代政治的发展趋向是大众政治，政治知识由贵族、精英的垄断走向社会，被大众所掌握并成为大众改造和改善生活环境的武器。这种政治于国家而言，是要提供优良的治理，于社会而言，是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它们落在地上，无外乎表现为平等、富裕、正义、自由、有序的公共生活。
政治学基础教材的“基础”就是要回答“落在地上”的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的有关知识，诸如国家、政体、政府、政党、选举、民主等，只有同这些问题连接起来，才是“接地气”的学问。
《政治学原理》开宗明义：“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因为人都要过群体生活，并且在群体生活中去实现自己，确认自己的价值。良好的政治安排、优良的政治生活，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而“政治学研究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旨在为‘好’的政治提供理论指导，为人类美好生活创造优越的制度条件，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政治学的这种雄心，以及政治学对人类根本、重大问题的思考，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可比拟的”。
较之此前《政治学概论》开篇以古希腊罗马政治为引论来介绍西方政治内涵的演变，把中国古代缺乏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分作为比照，然后从西方市民社会的变迁造就现代政治及其概念的“历时态”的叙述进路，《政治学原理》对政治内涵的阐释采取了一种“共时态”的比较视野，把政治看成人类不分古今中外的“群体生活”的需要，强调政治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特征，引出人类为什么需要政治生活（终极原因）、什么是美好的政治生活（价值理念）、我们应当如何创造美好的政治生活（道路方式）等基本问题，由此确定政治的基本性质和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政治学原理》的这种努力既是对古典政治学经义的继承与重解，也是对现代政治学要旨的再造与拓展。
基于理论对话的传承出新。
从20世纪的《政治学概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的逻辑》，到21世纪的《政治学概论》《政治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反映了不同时期复旦政治学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的历程。新出版的《政治学原理》体现了这种政治信念和知识学理的传承、重建与创新。
在《政治学原理》中，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哲学、马克思主义学派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学者关于国家阶级性和自主性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政府理论以及关于民主与政治发展的思想观点。传承不是文本主义式的复述，而是注入新质进行转换的理论对话。
因此在《政治学原理》中，我们也可以读到大量基于现代政治生活和当代政治研究成果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的阐述，如政治权力的三重维度、现代国家兴起的条件及意义、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与特质、大政府与小政府的理论争议、民主与政治诸要素的关系与张力、选举政治的制度与行为逻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功能及与民众的关系、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前景，如此等等。
这种融马克思主义政治原理和当代政治学知识学理的编撰工作不是简单的学术拼盘，而是一种对传统思想资源的调适性发展和对当代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转换，它在某种程度上破除了那种对经典文本“照着说”而无视现代生活已发生根本性变迁、对域外知识“搬过来说”而不问中国实际究竟如何的教条主义，在传承和革新之间建构起富有时代意义的关联。
紧扣核心概念的分析结构。
和早期的《政治学概要》相比，《政治学概论》和《政治学原理》都舍弃了一些篇目，如阶级斗争，政治革命，政治思想，人民和政治家，战略和策略，时代、形势和国际关系，而把暴力机关纳入国家，把行政管理和人事制度纳入政府，这是因为有些议题已不适合今天中国的语境，有些内容从属于更高层次的范畴。
和《政治学概论》相比，《政治学原理》没有专章讨论政治参与、政治文化、世界政治，是因为政治参与从属于民主，世界政治在学科分野成熟的今天可由另外的著作专门论述。
《政治学原理》的结构安排所以如此，我想大概是编写者出于对国家的巨大兴趣和长期研究的偏好使然。书中明确指出：“国家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政治世界的关键行动者。有国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政治史也就是一部国家史。”
在“政治学的对象与范围”一节中，原则、制度和行为三大领域分别指涉国家规定的政治价值、国家建构的基本政治安排与围绕国家资源配置展开的政治互动过程。正是因为国家构成《政治学原理》的核心概念，三大领域便构成了《政治学原理》的逻辑结构，国家也就成为《政治学原理》叙事的主线，而分布在国家这张蛛网（逻辑结构）上并由这条主线联结起来并且获得意义的点便是权力、政体、政府、民主、选举、政党、政治发展。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国家延伸出来的原则、制度和行为三个领域对政治知识的巨大整合力，抓住国家就是抓住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对于学生的政治学入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富有审辨风格的比较思维。
一种几十年间大家都会不断编写和修订的通论式教材，要让学生读起来不觉得是炒冷饭，在知识上有进步，看问题的角度和解释的逻辑是至关重要的。
在关于政体问题的论述中，《政治学原理》讨论了目前存在的三种视角——国体视角、政府形式视角和立法权与行政权视角，以及它们各自的理论渊源和解释效力。
编写者指出，古典政治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实际上秉持的是国体的认识，即从“谁统治”而不是“如何统治”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出发，由此奠定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经典分类，虽然“谁统治”在亚氏那里并不是一个纯然的阶级概念，而是一个和阶级（等级）有关的统治者数量加统治者意图的概念。现代政治兴起以后，特别是20世纪大量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纳入比较政治研究以后，传统的政体分类失去了原有的统治意义，“谁统治”的问题便转向“如何统治”的问题，政府形式的视角逐渐成为政体分类的主要范式，它的重要取向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标准重新界分不同的政府形式。
其实，这种范式并不能真正取消人们对“谁统治”的关切，也无法抽掉政权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阶级属性。比较政治学中诸如“自由民主”“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政体划分，用仿佛类似的表象掩盖不同政治、政权的巨大差异，在理论上具有严重的缺陷。
编写者比较和分析了这两种视角，主张回到政体的经典定义，把政体视为由一定“实体分化组合的原则、方式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提出区分国家政体的简明（无争议）且有效（可覆盖）的标准就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显然，《政治学原理》显示了一种基于传承（尊重经典）、超越（突破传统）和批判（反思成论）合一的学术进路，它对上面所提到的流行于比较政治学的政体分类，采取了一种历史审辨式的眼光，一方面起底了它们的前世与今生的联系，考察它们的要义、使用偏好和分类依据，另一方面指出它们作为标签化概念的应用缺陷、方法贫困和含义空洞，批评了以前政治学教科书对此没有加以批判性比较的理论偏失。
此外，它从立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来审视国家政体，也没有仅仅停留在“顶层制度”，而是启发人们要把视野下移到“次级制度”，即从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央地关系等次级政治结构来观察议会制、总统制、委员会制度和二元君主制。如此才能抓住权力中心（重心）之所在与选举制度、政治文化、政党制度的交互作用，才能理解这些政体的法理结构在政治过程中的变异，政治冲突（如倒阁权）在制度与文化中的解决之道，总统制中奉为圭臬的三权分立是如何反对和蚕食三权分立，强势的“半总统制”为何在“左右共治”中沦为议会制式的软弱的“半总统”，二元君主制又何以日薄西山却可借现代化而苟延残喘。
本书告诫读者，一国政体的选择完全基于该国的国情与政治条件，一国的政治设计，不可以脱离国情，凭空炮制或照搬过来的政体不可避免具有脆弱性。这种深具辨析风格的洞见在“国家”“政府”“政党”等章节随处可见，可谓是对老分类做了新处理，对老范式给了新解读，对老主题有了新发掘。
走进历史深处的政治叙事。
理论的力量，不仅在于明快的分析逻辑，而且有赖于叙述的感染力，这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作者能否把似乎枯燥乏味的理据演绎通过富有个性特点的书写转化为和生活经验相通的知识，从而令人把文本阅读本身变成一大乐事。
《政治学原理》的写作不是正襟危坐的“宣讲”，而是不无机智且有谐趣的“演讲”，有一览众山小的恢宏视野，也有逐层放大纤毫毕现的展示。
例如，在讨论人类社会为什么产生权力这一问题时，书中介绍了德瓦尔的黑猩猩群落的观察（生物学解释），也介绍了米尔格瑞姆的实验结果（心理学解释），讲了洛克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性选择），也讲了宗教与意识形态的控制（非理性因素），这些讲述给出了权力形成的微观机制，使人们对权力的发生和运用有了一种朴素、生动而深刻的印象。
又如讨论现代国家诞生，编写者融机理与逻辑于关键性的历史事件，揭示了文艺复兴是怎样削弱了教会的势力，突厥入侵是怎样把大炮火药传入欧洲炸毁贵族的城堡，印刷术和新教的崛起又是如何推动了政教的分离，大西洋贸易和威尼斯流行的复式记账法怎么成为资本主义的前提，而欧洲绵延不绝的战争又是怎么缔造了现代国家，深邃的历史眼光加上条分缕析的叙述清晰展现了现代国家的旅程。
再如对市民社会演进和市民社会概念的解释，既有关于教权与俗权的相争妥协、私域与公域的对立互构、资本与权力的抗衡勾兑这样一幅大历史画卷的工笔描绘，厘清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理论假设的由来，也有笔锋一转以“你可以发现这样一批人”为开头，对市民社会（市井生活）的非黑非白、亦正亦邪、得过且过、居于守法与违法之间的全景式的泼墨写意，破除了市民社会乌托邦化的想象，给出了市民社会内部与国家内部多重复杂的景观，从而使得人们对西方多元主义、法团主义的理论假设多了一份基于历史批判的理解和思考，并为认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特质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
像这样的讲解在书中比比皆是，朴素的生活化语言恰到好处的使用同历史与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有趣而不失端庄、厚重而不失活泼的风格，抽象的东西由此变得具体、丰富和生动起来。
改革开放40年余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激励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个命题越来越受到政治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要提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中国经验对于人类政治发展和价值选择意味着什么？关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总结能否转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学理，从而把国家的发展同世界秩序的治理纳入统一的分析和解释框架？
这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建构需要回答的问题，其实也是《政治学原理》的编写者思考的问题。
第一，这种自主性建构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国家自主性的内在要求。
政治学的自主性，本质上是由国家的自主性决定的。国家自主性集中表现为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独立意志，国家政权处理内部事务超越利益集团而着眼于国民普遍福祉的自主决策。中国自19世纪中叶被卷入世界体系，逐渐演化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
为了摆脱不发达状态，中国先后采取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努力改变在世界体系中的依附地位，开启了百余年的现代化运动和现代国家建设进程。新中国70余年的发展特别是其中40余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摆脱了这个不平等世界体系结构施加于中国的百余年屈辱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设中，势必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知识体制的建设，以策应中国的历史性巨变。
政治学的自主性建构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传统、规模体量巨大、又采取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没有一门立基于自身文明、制度体系、价值形态、生活方式的反映当代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要求的政治学，显然不符合中国日益走近世界中心的发展趋势。
因此，建构一套与中国趋于成熟的经济体系和成型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大国责任与抱负，是时代赋予中国政治学自主性建构的历史任务。
第二，这种自主性建构必定呈现为基于历史和经验的深刻认知而形成的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的学理阐释过程。
所有的知识都是从经验起步的，在历史中积累的，但经验与历史并不简单等于知识，要形成知识，需要经历一个抽象化的过程，即把经验与历史的因果关系置于一定的约束条件（控制、比较、观照）下进行加工提炼以形成理论，这个理论能够被“移植”到大体相同的场域，因而可成为“原理”。
概念、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乎形式逻辑的阐释就构成了原理的表述形态，构成了所谓规范的知识体系。规范的知识体系通常被认为能提供普遍性的视野，而普遍性一般又被认为是超越时空的可复验的适用性，事实上，可复验的适用性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普遍性知识既然是历史的产物，就不能不接受历史与实践的检验。
一方面，要看这个知识是否具有覆盖性和推广性，即产生的这个新知识在其他地方和环境里是否可复验，可复验则可认为它属于普遍性的知识。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作为特殊个案的知识，它可能与一般、普遍有某种关联，却不属于一般、普遍。特殊性不是普遍性的否定，而是普遍性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事物多元性的一种形态。
因此，不仅要看到知识的覆盖性法则，也要承认知识的多元性法则，以及在多元视角中特殊性知识的价值和贡献。在中国，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必须考虑到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并与之相结合，而普遍性知识和特殊性知识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都有其理论地位。
中国是一个拥有自身鲜明特点的国家，它的历史传统、国家规模、社会结构、民众心理、政治制度、组织特性等，都和西方国家存在着一些难以通约的本质差异，在开放性使用西方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经验与实践时应不失谨慎与节制，在批判性挖掘中国社会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内涵时应持有必要的尊重与温情。
从中国的独特性中发现普遍性，承认普遍性知识和特殊性知识都构成中国政治学知识的不同层面，意味着对中国整体经验和实践全局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意味着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结合。把在中国的发现淬炼为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的概念，使之转化为符合形式逻辑的知识学理体系，无疑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建构的关键性行动。
第三，这种自主性建构需要以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作为条件和支撑。
“根据中国”和“为了中国”而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是中国政治学自主性的要求，它不是一种个体性的反思活动，而是一种建立在集体反思基础上的开放的集体性行动。
这种集体反思本质上是在直面“他者”的同时如何解决“自我”的身份认同，即中国政治学是中国人在中国的经验和语境中构筑的中国人对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理解和表达，没有政治学的本土化，就无法解决这一自我身份认同问题。
的确，和自然科学不同，没有所谓中国的物理学、中国的数学、中国的化学、中国的生物学，因为自然科学面对的是一个同质化、可标准化测量的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但是，社会科学是“社会关系”的“科学”，政治科学是“经济（利益）集中表现”的“科学”，社会和政治的规律都是通过一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互动表现出来的。
换言之，这个世界的社会科学不是纯粹的，而是有意识形态取向的，有国家立场的，有文化宗教差异的，有阶级性质的，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差别的。在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文化宗教、阶级集团、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下，必然会发生学科和知识体系的本土化问题。
毫无疑问，本土化和国际化存在着某种紧张，但这种紧张不过是特殊性与普遍性、差异性与一般性的对立统一的题中既有之义，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辩证过程的再现，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知识体系自主性建构的内在动力。
总之，中国政治学要有鲜明的中国立场、中国特色、中国关怀，从中国的经验和实践中发现规律和提炼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结论和方法，由此才能拥有与国外政治学平等对话的自主地位和能力。
同时，中国政治学要有恢宏的世界眼光、全球意识，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审视、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经验和实践，在世界优秀文化和中国伟大文明传统之间建立起开放的理论关联，从而形成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学科知识体系。
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为基础，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国外社会科学有益成果，为完善国家治理和创造优良公共生活提供科学的学理支持。
由此而论，复旦版《政治学原理》的出版，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建构行动的一个部分。作为一本新撰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政治学教科书，它是对前辈学人筚路蓝缕、奋斗历程的致敬，也是站在现时代对政治世界新老问题的追索。
任何一部作品一经产生便成为历史，《政治学原理》同样不会例外。也许，它的优点会因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繁荣发展被人淡忘或归于烟尘，天空不留痕迹而我已飞过，自不必多说；它的不足会被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探索创新所弥补匡正，作为曾经的铺路碎石，供后来者踏足前行，那也是它的光荣和幸运。
*文本来源：《政治学原理》序言，作者：陈明明，有删减。
内容简介
本书按照政治学核心理论概念设计内容体系，结合最前沿的政治学理论进行全新 的编写，共分10章，包括政治、权力、合法性、国家、政体、政府、政党、民主、选 举等。全书叙述框架完整，内容简明扼要，引经据典，文风也比较轻松，符合学生的 个性化需求，可谓是一部“严肃活泼”的政治学类教材。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政治学 专业乃至社会科学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对政治学原理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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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政治学教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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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杨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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