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融合中，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课程国际化也是同样的思路。”
2024年8月20日至22日，第十届WWEC教育者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圆满落幕。会展面积近3万平方米，6000+家教育及各类企业参与、300+位演讲嘉宾、大会总人流量超过五万人次，线上直播观看量超50万。
深圳星河教育总校长叶延武以《蝴蝶翩跹舞，中西融会歌》为题进行分享，详细剖析中西文化差异与融合。
叶延武
叶延武先生，深圳星河教育总校长、香港教育大学亚太领导与变革研究中心研究员、深圳大学湾区教材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延武校长不仅是教育实践的领航者，更是一位学术研究的深耕者。他担任香港教育大学亚太领导与变革研究中心研究员、深圳大学湾区教材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他也是教育部“校长国培计划”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导师、第三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杰出校长、全国课程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华南师大基础教育课程中心特约研究员、“胡润百学·中国国际学校百强”评委、广东省高中教学水平评估专家、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深圳市高层次人才、深圳市十佳校长等多项荣誉的获得者。叶校长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及全国18个省、区、市讲学100余场，撰写《我即教育 众胥人才》《校长30年 和孩子一起生长》等专著5部，有5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于《教育研究》等核心期刊。
叶延武校长首创的“教育社区”理念，旨在构建一个以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中心，促进社区所有成员走向幸福生活的生态圈。这一理念在星河社区得到了实践，叶校长致力于将星河教育打造成为一个融合理论与实践、现代与传统、国内与国外教育的创新平台，不仅高瞻远瞩，更脚踏实地，体现了他作为研究型、学者型、实践型多面贯通的综合型校长的独特魅力。
以下内容摘自叶延武的演讲：
上海完全是一个中西融合的产物。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得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发展。这使我联想到1959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作品诞生于一个旨在推动小提琴民族化的实验小组，这与今天我们讨论的国际教育中国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梁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关键在于它完美地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首先，其音乐题材源自中国传统戏曲越剧，而其形式则采用了西方交响乐的结构。小提琴、黑管、单簧管、双簧管、大号、长号和铜号等乐器均为西方乐器，且曲目的结构遵循了西方交响乐的展示部、发展部和再现部的格式。
这种差异巨大的艺术样式在《梁祝》中得以完美融合，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对爱情的赞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缠绵悱恻，触动人心。西方将这首曲子翻译为“中西灵魂深处的共鸣”，这也体现了文化之间的相通性。蝴蝶不仅在中国传说中象征着灵魂和生命，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也有类似的象征意义。例如，普赛克（Psyche）在希腊语中既是蝴蝶也是灵魂的意思，说明文化在深层次上是相通的。
一、文化的定义与中西文化的差异
关于文化的定义，古今中外学者众说纷纭。北京大学文艺心理学教授金开诚曾给出一个较为严谨的定义：“文化是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的，由各种集体意识所形成的社会精神力量。”然而，这个定义显得有些冗长和学术化。
相比之下，作家梁晓声的定义更为简洁易懂：“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一定义虽然不那么严谨，但却通俗易懂。
我个人比较欣赏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的定义：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其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文化、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是三个关键词。
我的定义则更为简明扼要：文化就是过日子、过好日子、把日子过好。这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每家都有每家的独特之处。
二、中华文化的特征
中华文化的特点与西方文化不同，它是以家庭和家族为起点，以华夏文明为基础，充分整合各地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生活习惯、精神价值和生命情感。中华文化包含诸多方面，如国学精粹四书五经、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在国际化学校中，我们可以通过庆祝传统节日如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和春节，以及学习二十四节气等方式，来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
三、中华文化的五大支柱
根据我的学习体会，中华文化的五大支柱分别是：
儒家：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强调治世之道。
道家：道家文化注重修身养性，据资料统计，《道德经》是全球印刷最多的中国文献之一，有97种语言版本。
佛家：佛家文化传入中国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唐代，佛教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
墨家：墨家文化提倡兼爱非攻，注重实际行动，对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家：法家文化强调法治，尤其在乱世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法家人物往往结局悲惨。
四、优秀传统文化的六个维度
2021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南。我认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具备以下六个维度：
推动历史进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提供精神支撑：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力。
践行开放包容：开放和包容的国家和朝代更加强大。
助力国家认同：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地区认同感。
融入人类文明：与人类文明相结合，促进文化交流。
促进民生幸福：以人为本，关注人民的福祉和发展。
通过这些维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继续发扬光大。
在国际化学校中，中国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资中筠先生所言，时间关系这里不再赘述。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正是语文，它不仅承载了我们的性格，还凸显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以“德”字为例，这个字由“直”、“心”和双人旁组成，是一个形声字或会意字。双人旁通常与行走有关，而“直”则象征着正直的方向。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德”字最终的意义是指人沿着正直的道路，用心选择天道。这一造字过程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思想特征。
在国际化学校中，我提出了“心润语文”的概念。语文不仅能够浸润国人心田，还包括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此外，语文还有五个重要的功能：思融物美品。这一体系使学生能够体验到语文的融合之趣、感受其蕴藉之美、品尝探求之味、享受发现之妙，并领悟灵魂之道。
语言文字对一个民族的维系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宗教。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语文是精神存在的家园。
五、中西方文化
中西方文化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中国人更崇拜祖先，而西方人则重视宗教；中国文化强调心物合一，西方文化则注重心物分离。在哲学上，我们讲究有用之用，西方推崇无用之用。例如，欧几里得在讲几何时，面对学生的质疑，他将其赶出门外，认为这是对他学术的侮辱。而庄子则认为无用之用乃是大用。阿波罗尼的圆锥曲线理论为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奠定了基础，进而影响了现代科技的发展。在处事方式上，中医强调整体感知，而西医则侧重分析和综合。
西南联大的皮名举教授曾说过：“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落后。”这一观点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不谋而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这条道路，如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的“中体中用”、胡适的“西体西用”、李泽厚的“西体中用”、鲁迅的“拿来主义”以及刘絜敖的“不独不同”。这些人物大多与上海有着密切联系，例如张之洞曾任两江总督，辜鸿铭是张之洞的秘书，胡适出生于浦东，鲁迅在上海生活了十年，刘絜敖则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影系教授。
刘絜敖的观点非常实用，他认为中国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被西方同化，应保持独立性的同时进行文化交流。鲁迅和胡适的关系紧张，鲁迅批判人性，胡适批评制度。鲁迅认为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健全也只能成为示众的材料，革命的第一要务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胡适则更容易得罪人，因为他批评的是制度。
六、国际班的创办与教学策略
在我担任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校长期间，与美国迈阿密谷学校合作创办了国际班。根据文献记录，2010年我们可能是中国较早开设国际班的公办初中之一。我们采用了三个策略：引进与输出、互补与剪裁、借鉴与融合。
引进与输出：引入国际先进课程，同时输出中国优秀文化。
互补与剪裁：结合加州课程标准，进行内容剪裁。
教学方法：采用问题本位和深度思维的方法。我们创立了一种思维课堂，这是一种中西融合的教学模式，从问题生成到问题解决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这篇论文发表在2012年第7期《教育研究》上。
七、中西合璧的实例
四大一线城市中的地标建筑也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上海的“龙”、北京大兴机场的“凤”、深圳星河双子塔的“双”以及广州小蛮腰的“腰”，都是由外国设计师设计的，但它们都蕴含了中国传统元素。这证明了现代科技与中华文化的有机融合是成功的案例。
中国的国际学校始于1972年周恩来推动成立的巴基斯坦第一所国际学校。80年代至90年代，我们建设了多所世界学校，逐步实现了中西融合。未来，我们必将走向中国特色的国际学校，让中国的理念、思想和风格传播到世界各地，实现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我们对此充满期待，并希望它取得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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