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论文拿了distinction这件事
文摘
社会
2022-08-09 23:18
上海
在开头首先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那篇被金匠拖欠了许久的dissertation，上个月初的时候收到了我们Exam Board Chair的回复，得到了76%的成绩。70%以上即为distinction，相当于国内的优秀毕业论文。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我们学校一向给分低，而且我的论文选题和行文方式都非常非主流，让我一度担心自己的分数只能拿到50%出头。工作了一年半以后收到这个成绩觉得异常激动，也是对我所选择方向的肯定。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好好和人分享一下这篇论文，所以写了这篇推文零散地做一些分享。记得我在本科毕业论文查重的时候，重复率在1%以下。当时看查重结果，我提及的一些医学人类学与临床民族志材料都没有被标记为引用。所以查重率低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我引用的一部分内容甚至还不在知网查重的范围内。这一方面其实出于自己多少有些叛逆的心态。记得大三的时候读《反思社会学导引》，包括更早前阅读《社会学的想象力》时留意到的对于学科知识生产过程本身的反思。我很希望去挑战学科主流的一些方法和论调。这是积极的面向。当然，另一方面，这种叛逆其实并不成熟。我的导师羿琼对我中正平和的培养真的是贡献颇多。早在我大一大二读着福柯、痴迷于后现代思潮的时候，她就提醒我经典理论的重要性。而在我选择了冷门的选题后，也马上来戳我说，有些议题冷门也不是大家想不到，而是没有选择去做。假如我闭门造车，选择独树一帜的姿态，有时反而是忽略了可以继承的遗产，失去了跟不同理论对话的机会。而我的硕士论文多少多少有点螺旋上升的意味。我还是原本一样，对于学科里被忽略的议题异常敏感，但较之以往跟既有的论述有了更多地对话。其实整个论证还是有许多粗糙、不成熟的地方，在其实践上也仍处于探索的过程中。不过到底还是有所进步，至少是在硕士的层次上把它做好了。最后，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疗愈与解放形成协同的作用？第一个问题涉及的先是“疗愈”（healing）何为的问题。这其实是在我毕业论文写完时还梳理得不够清楚的部分。不论是社区发展、组织发展还是其他的radical agenda或是activism中，常常会把“治疗”（therapy）当作标靶。譬如社区发展中常引用的社会参与阶梯，就把“治疗”与“操纵”归为一类。这里的“治疗”显然有着福柯以来对于微观权力、现代医学和规训的意味。从朴素的直觉来看，这种论调并不公平。它有许多可以展开论述或是梳理的空间，而我选择的是用“创伤知情”的视角来切入这个问题，以此过渡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上来。创伤相关的研究受到了二战很大的印象，二战老兵的遭遇让人们重新记起了创伤的存在。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发生在人类半数里的长期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也被揭露出来。在社会的压抑面前，承认创伤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而治疗、复原与疗愈也就有了革命性的意味。但治疗确实有着不同的面向。当我们把社会性的问题化约为个体的治疗时，人们立为标靶的那些乱象便出现了。现实应该是，既有社会性的问题，亦有个人的创伤。可能是因为治疗这个词带着太多现代医学的味道，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从这个阵地撤离。我更多地选择用“疗愈”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疗愈仍旧有浓重的复原意味，而现实的情况却不是受了个伤，又让伤口愈合那么简单。以同性恋遭受的挤压为例，可能小时候被校园欺凌的伤是会慢慢愈合的，但是从家庭认可、职业发展以及经济、法律和医疗等实务上，仍旧有一辈子的功课。所以我跳过了很多论证，搬出了“疗遇”（healing encountering）一词。我真的非常喜欢疗遇的意象。疗遇是余德慧受到凯博文在台湾进行的乩童研究所启发，继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实我对于余德慧的观点并没有完整的认知，但我对他在《台湾巫宗教的心灵疗遇》中的一段话印象极深：“後來我才開始明白，人生其實是場殘酷境遇，不斷地給出斷裂的處境，生老病死還算人生常態，許多的意外，讓我們看到殘酷的本質，而這個大黑洞不斷地襲擊著任何活著的人，而所謂風花雪月、人生美景都只是在殘酷被遗忘的短暂時刻裡的喘息，而巫者正是被這殘酷所引出，在長久的歷史底蘊之下，用來減低人間殘酷的療遇，就如宋文里教授所說，人間不一定有療癒，我們的苦痛不一定能抒解，但卻不断出現療遇，爲了有一絲希望而彼此用療傷的心情而來見面。”不论拉美至今仍旧承受着过往被殖民、处于依附地位的余痛，中国的民族情绪与论调背后也同样带着过往的集体创伤。不论男性、女性、LGBTQ+、残障社群还是其他处于被忽视、排挤乃至压迫的群体，所遭遇的残酷都不是凭借治疗、疗愈或是复原的历程能够化解的。甚至说治疗为代表的话语其实固定了被压迫者的标签，把人们钉死在了需要充权和康复的原地。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有喘息，不需要有疗伤的心情，不需要有爱与希望。恰恰是人间的残酷需要有在世的慈悲。其中一个意象便是战地里的医院，我们要医院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抗争。当然这种抗争是我的一种创造意义的蓝图。人生、社会或说人世间都用战争的类比去看是可怕的。战争的蓝图几乎意味着我们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的目标调动一切力量，做一切必要的牺牲。这并不是我所追求的理想。我们的第二个问题谈到解放和疗愈的关系。前边的论述其实折射了许多不同的关系类型。疗愈可能是一种缓和矛盾的方式，疗愈也可能是一种规训的手段，疗愈也可以用来促进解放的发生，而我想要找到疗愈与解放不分彼此的可能。所以回到“疗遇”本身的意象，我们选择的是encounter，有人把它译作相遇、遇见和会心，都是很好的意涵。相信很多朋友都会从这个词联想到马丁·布伯意义上的“我和你”的关系，也可能会联想到罗杰斯的“会心团体”（encounter group）。团体一直是社区发展实践的重中之重。弗莱雷的文化圈、波瓦的工作坊和剧场也是一种团体。在社区发展的伦理中，有working and learning together的部分，它强调社群内的人们共同努力、共同学习的重要性。但从更具体的角度来讲，我一直对于团体实践（group practice）和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之间需要迈过的台阶有所疑虑。简言之，也是有不同人问过我的问题，一个人在团体中/剧场中的体验，真的能带到ta生活的其他方面吗？不得不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答案是异常坚定的“能”。甚至说，倘若没有团体的支撑，一个人不可能把改变带到生活中，不可能带动社会的改变。团体就像是“家园”（home），就像是练习场，人们需要在这里得到关怀、滋养和挑战。人们也在这里找到伙伴，在对话中进一步地成长、进一步地开展行动。回忆我对于助人技术和被压迫者剧场的学习，要是没有那么一群人一起，我不可能有我现在掌握的这些技能、方法，也不会有对一些理论、理念真切的认识。而这种关系也不仅仅是存在于之前的某次小组练习、某场工作坊中，而是持续发酵着。我和人一起演出过，一起开展过线上营，找人协助审阅我写的手册，邀请伙伴成为助人技术小组的志愿者、协作者……这都是团体带来的。而我想要的就是发起、陪伴或是参与到这样的团体中去。打造疗遇的空间，一起学习、一起行动。它涉及到的是一小群人怎么通过互助共学深化自己的实践，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带动更多人、更大范围的改变。我深知某种被称之领导力的部分我还没有充分具备，做的团体还远没有达到我的期望。但我也看到自己在这里的学习与摸索在不断深刻，一些具体的面向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可能我一辈子都没办法把这样的团体做成可复制、可规模化的产品。可能一辈子也被人善意地提醒我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选择接受一切建设性的批评，提高我的可靠性（accountability），也同时选择坚持我对某种超过我实践水平的可能性的追求/幻想。毕竟这才是我觉得活着做事有趣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