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这几天参加新西兰社会学协会（SAANZ）2024年年会批判社会工作分流的分享内容。出发前还很惊喜地发现我的摘要还拿到今年的最佳学生摘要奖，让我在压力下非常难得地准备了讲稿……
它主要基于我过去几年实践被压迫者剧场和最近半年发展博士研究计划的反思，主要回应的是我们对于社会正义总是谈得太多、做得太少，而被压迫者剧场也许能够为我们投身行动铺设台阶。
实际分享内容与讲稿做了不少调整。我这次发展分享的方式是前阵子先完成了系里分享的课件，接着这周开始写讲稿。在抵达参会地之后区分了不同模块，并增加主题句和一部分内容。之后根据讲稿重新制作了课件，完成课件制作后又微调了讲稿，删除了部分内容（下文的标灰部分）。特别是去掉了跟解放心理学相关的内容。最终微调了几页课件，根据课件即兴发挥。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参加英文的学术会议，所以我在来这里之前分别参加了学校和系里边提供的工作坊，思考如何让这个分享对我和我的听众都有最大的益处。
我想这个分享首先是介绍性的。一方面是简要介绍基进与批判社会工作，避免我们重新发明轮子，并向历史吸取教训。我在过去半年里与其他社工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交流令我发现，其实大多数人鲜有机会了解批判社会工作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把介绍被压迫者剧场本身，并放在基进与批判社会工作的脉络中去理解它的潜力。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常常社会正义谈得太多，社会行动做得太少。被压迫者剧场强调自己本身不是革命，但是革命的预演。也许会为我们的言行之间再铺设一级台阶。
首先，谈一下社会实践。它是什么？它的困境是什么？
当我提及社会实践的时候，我指代的是一系列的助人专业或说社会照护，首先是社会工作者，也包括治疗师、咨询师和心理学家，甚至许多教育者。许多国家的职业标准和伦理，都对社会正义做出了承诺。
但自这些专业诞生起，我们就在现实中挣扎。年轻的社会工作者将自己视作共产主义战士，而非自愿的案主却将社工视作希特勒。尽管我们想要成为服务使用者在解放道路上的陪伴者，当许多实践似乎更会被人们归为仅仅好过于操纵的邦迪。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有许多学者、行动者与实践者都尝试做出回答。允许我很简要地回顾一下批判与基进社会工作的历史。由于美国的霸权，我们往往会把社会工作的历史追溯到定居点运动和慈善组织会社。从倡导的角度讲，以亚当斯为代表的先驱强调社区倡导，比如改善教育和工作条件。而以里士满为代表的实践者则注重个案倡导，即个体的福祉的得到改善。由于个案工作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的亲缘性，使得它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心理领域同样如此，比起团体治疗和社区心理学的干预，个体的诊断和治疗总是更受欢迎。
我们如何挣扎？基进社会工作的出现本身是对于困境的反思。
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美国和澳洲都出现了基进社会工作的萌芽。解放心理学和女权主义心理治疗等实践也大致在这个时期涌现。他们都强调我们不仅仅是要解决个人问题，而是要改变导致个体受苦的社会结构。对于实践者来说，应当认识到自己再生产压迫的可能性，对于自己与服务使用者的权力关系保持觉察。
进一步，出现了一个连结基进社会工作和被压迫者剧场的概念——批判意识。
在《基进社会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这一奠基性的著作中，民众教育家弗莱雷的理念被援引，试图回答我们应该给服务使用者带来什么，并基于怎样的关系来提供这些东西。这让批判意识成为了一个核心概念。不同于对“意识”的一般用法，它强调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辩证的概念。它指的是对于造成压迫的力量有所认识，并着力于挑战这些力量。即一种实践，认识与行动的结合。一些学者将其概念化为批判反思、批判动机与批判反思。
如果我们以批判意识作为目标，社会实践者也是社会教育者，其实践是有教育性的。因此，弗莱雷关于师生关系的论述也影响了我们对于实践者与服务使用者关系的论述。弗莱雷认为我们不应当将学生视作被动的接受者，一个容器，而应当在对话和相互学习中成为完整的人。社会实践者也应该与服务使用者一起工作、一起学习，朝向批判意识的发展。
我们可以说，社工的一些理念与实践变得更加进步了。但是，如今的社会工作整体来说有更进步，有更好地实现社会正义的承诺吗？我需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差距——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这是我希望以被压迫者剧场回应的。
这两篇综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说明。尽管社会正义始终被教授，但如何将社会正义付诸实践谈论得仍不够。尽管批判反思一直被研究，批判行动却没有被充分地理论化。
而被压迫者剧场，如前所述，它宣称是革命的预演，能够支持我们更多地迈向行动。
我们先从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角色扮演开始。比如我们希望帮助我们的案主和自己的家人沟通，或者是去面试，去为自己的权利倡导。我们都会使用来自戏剧传统的角色扮演方式，帮助他们做好准备。
被压迫者剧场进一步地强调我们为积极地政治参与做好准备。被压迫者剧场的首要原则是将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转化为积极的行动者/演员（actor）。在这里，演员也指的是去行动的主体。
因此，被压迫者剧场是如何将人们转化为行动者的？
弗莱雷的民众教育的理念是人们在识字（know the word）中命名世界（naming the world）。也就是发展读写能力的同时认识受压迫的处境。类似的，波瓦发展了很多方法让可能从未去到剧场的民众掌握剧场的语言，并且用剧场探索压迫。
第一步是形成压迫的场景，与批判反思非常相关。“游戏”和“形象剧场”是被压迫者剧场的主干。拿我在奥克兰开展的工作坊为例。参与者将彼此的身体作为粘土或者说雕塑，经过这个严肃而又好玩的过程，呈现了男性凝视和审查的形象。这些形象都来自于参与者的生命经验。
这些是比较抽象的压迫，我也会通过游戏过程中的投射来探索家庭、工作场所和公共生活中的压迫。比如催眠和互推的游戏。我会邀请在游戏中想到某一组关系的人，再用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他参与者也会做类似的练习，以呈现社会心理，而不是个体的心理。当然，每个部分也都会有充分的讨论。一些参与者在这个时候开始将一些关系或行为框定为压迫。我认为这是批判反思的过程。也有人因为视觉化，压迫的鲜活，而有了更强的动机。
下一步，我们会让参与者呈现自己最深的渴望，也做成雕塑。更进一步地增强参与者的动机，并为他们的行动设定目标。
最后一步，但是最重要的是，从现状到未来的形象，我们要如何实现过渡或是变革？在这个阶段，我们会邀请每一个参与者替代被压迫者，检验不同的策略，去看看是否能取得想要的结果。这是批判行动。
如果我们花更长的实践。更加充分地探索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如何形成了压迫，压迫的机制等等，我们会形成一个“模型”，将这些力量都呈现在戏剧中，并在悲剧中结束。紧接着，我们会进行第二次表演，并邀请观看者（spectators）成为观演者（spect-actors），在任何他们觉得可以介入的时机做出他们的尝试。这就是被压迫者剧场最著名的“论坛剧场”。
被压迫者剧场发展了非常丰富的手法，来与多样的压迫工作，并始终鼓励人们寻求并预演解困之道。限于时间，我无法进一步介绍，欢迎大家之后与我进一步交流或是阅读相关的文献。
那么，这个方式是否有用呢？对基于被压迫者剧场或受被压迫者剧场启发的实践的研究初步发现，参与者投入行动的意愿有所提升。值得我们了解被压迫者剧场对于社会实践者的影响。
我在过去五年里与许多社会实践者一起工作，让我发现这对于我们是非常好的体验式学习。这也让我有了进一步探究的欲望。
第一，社会实践者也是被压迫者。在与社会实践者工作时，除了更爱反思之外，我认为与很多一般群体工作起来没有区别。一篇关于“受伤疗愈者”的讨论对我有许多启发。由荣格发展的这个概念强调疗愈者同样是带着伤的。可能任何助人者也都可以是寻求帮助的人，特别是对于公益从业者和社会工作者，在许多地方都面对着巨大的工作量却领着寥寥无几的工资。很多时候我们也完全是被压迫者。
我想有非常多关于倦怠和流失的文献，归根究底是社会实践者常常在有毒的环境下工作。这个有毒的环境是什么？有的来自于工作场所本身，有的来自于他们的“创伤”，即父权制、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异性恋霸权等等带来的伤害。甚至很多人就是因为曾经受过伤，所以才来到了社会照护的部门。这时候被压迫者剧场也是一个参与式研究的工具，我期待进一步探索。
第二，当参与者充分探索了自身经历的压迫，也许能更好地与服务使用者去探索压迫。也许我们在大学与学术界常常谈论社会正义，但是至少在我工作的语境下，实践者谈到的更多是结果和影响。社会正义已经变得陌生了。被压迫者剧场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提醒，更是提供了工具，做了示范。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被压迫者剧场工作坊的时候，我感到批判教育学不在停留于理念，而就是在眼前了。如果没有一系列具体的方法，我也不会知道该如何与其他人一起探索压迫。
尽管我没有进行测量，但如果用量化的语言来讲。低批判反思的组往往在批判反思上有提升，而高批判反思的组则会在批判动机上有提升。有的人有了更多批判行动，有的人却没有。我并不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我在未来的博士研究中很想探索的部分：我们到底是如何委身于社会行动的？
而这项研究本身就是在尝试让我们，作为社会实践者，更多委身于社会行动。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研究方式。至少说是最好的研究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