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 “被谁生产的知识？生产给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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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lie Chan

大家好！我叫Leslie Chan，我在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教国际发展研究。我在那里已经教了三十多年书了。在此期间，我对知识平权这个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互联网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想看到它如何能够成为一种机制，使北半球和南半球之间的知识分配更加平等。我当时非常关注知识平等（knowledge equality）——就知识产出的数量和方向而言。但我对公平（equity）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也就是说，谁有权力使知识合法化，谁有权力规定什么是学术上可接受的知识。因此，过去十年多我更加关注权力问题，谁的声音被容纳在内，谁的声音被排除在外，同时越来越关注相关的结构性问题。

Nick

我的名字是Nick Shockey。我是SPARC的项目与执行总监。我也是OpenCon社区的组织者之一，通过把开放作为一个强有效的使能（enabling）授权策略，促使研究和教育系统从根本上变得更加公平，让人们更容易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地呈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社区的声音，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利用转向开放式研究和教育系统的机会，重建系统基础，使其从根本上更加的公平。

Kanishka

我的名字是Kanishka Sikri。我总是很难给自己下定义，但我想我应该称自己为学生。我在多伦多大学士嘉堡分校学习批判性发展研究或国际发展研究。我接受的大部分学术训练聚焦在暴力和统治上，它在历史上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以及想象一个暴力并非日常的、随处能感受到的东西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对我来说，知识平权是理解暴力的本质，以及它在日常中的表现的核心。因此，我的许多研究和写作都在试图从对更迅速激烈（fast）的暴力，例如强奸、种族灭绝和战争，转移到使这些快速暴力行为得以存在的缓慢过程和实践。知识，包括我们从谁那里获得知识，我们如何创造知识，确实是一种潜移默化（slow）的暴力——特别是学术界使用知识的方式，因为它会优先考虑某些知识，刻意脱离某些知识，或是将某些人挡在门外（gatekeep）。我们要知道知识追求与创造是如何与多种交叉的权力逻辑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逻辑几乎是把暴力当作一种货币和语言来使用的。我们要理解在这样的平权斗争中固有的混乱和矛盾，以及什么人或事能阻止其发生。

Denisse

我叫Denisse Albornoz。我是厄瓜多尔人，但在秘鲁长大，曾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和加拿大生活。这些经历对我作为移民的社会地位非常重要；同时，我也是一位会说两种霸权语言（西班牙语和英语）的顺性别（cis）白皮肤女性。我的成长经历确实塑造了我在不同空间分享和交流知识的方式。我也接受过正式的或学术上的训练，担任国际发展专家或作为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家。因此，我关心权力和社会不平等以及知识生产的问题。

我个人也对艺术和基于社区的知识交流形式感兴趣。目前我在非政府组织Hiperderecho担任研究主任。我们是一个设在秘鲁的小型数字版权组织，我们的许多工作涉及对社会正义和技术问题进行在地研究。但我们也与不同的社区并肩工作，如面临暴力的妇女、记者、活动家——我们做了大量的知识翻译工作，我们共同决定需要生产什么知识以满足这些社区的需要，也力图解决秘鲁现存的一些最紧迫的人权安全需求。

Blessings

我的名字是Blessings Digha。我是一名社区研究员，为女孩和妇女工作。我也在一些不同社区开展研究。在多伦多大学实习后，我对知识平权产生了兴趣，把它与我在社区做的工作结合了起来。我意识到，社区和学术界之间有脱节的地方。社区觉得学界不愿意倾听。学界有时觉得无法从社区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这让我对知识平权有了浓厚的兴趣——去展示不同的学习和认知方式，我们都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拥有的知识，所有这些方式都是合理的。

Nick

在我成为知识平权倡导者的这段旅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我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非常棒的人们，他们组成了OpenCon社区，我们一起寻求支持、组织社区活动。我认识了背景各异的人，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希望达成什么，他们对研究和教育系统的看法是什么，这些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社区（的需要）——他们的价值观和愿望等；还有他们常说的一点是，我们当下的系统，与那个密切反映当地社区或他们的特殊需求的愿景，相隔有多远。这再次强调了我们不单单要关注某件事情是否开放，还要看它是否公平，关注知识平权，而不仅仅是开放。

Kanishka  

对我来说，真正接触知识平权，试图理解它的含义和它会是什么样的，几乎贯穿我整个童年。直到现在，我还在尝试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还有纠缠于我们日常活动中的多种统治的界限。

大约两年前，我看了一部电影《钝感之爱（Anesthesia）》。那部电影有一段长长的独白，在它的结尾，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我不属于这个世界（I am not for this world）。”仅仅听到有人说这句话，如此清晰地表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如此，嵌入了不平等与统治。我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在被奴役的情况下，在激烈的暴力中。因此，对我来说，穷其一生去弄清楚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以及我是怎么开始研究暴力这个领域，换而言之这是真正引领我探寻知识平权的原因。

大约一年半前，我致力于研究关于暴力和统治的文学。我的挑战是要找到那些在学术界不合法的文献。这其中有很多是社区研究人员或知识分子或理论家，或黑人和棕色人种、原住民、有色人种妇女、第三世界妇女，他们很少被赋予学术上的合法性。因此，我列出了一个清单，开始寻找所有类似书籍和文学作品的旅程——它们通常不被学术界存档。这演变成了一个线上社区。我在网上分享了这些读物和开放的pdf文件，或在不同平台上存档这些文件。现在它是一个超过100个pdf文件的列表，它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世界，想象新的世界和新的未来。

我认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知识，是使我在这方面真正实现政治化的一个要素。知识平权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知识设立的门槛相关。有能力找到这些书——当然，这并不等同于破坏整个学术界——为我自己和其他一些人找到空间，来向那些没有被主流的、体制化的知识所接纳的人们学习，即是我政治化的第一步。

Denisse

是的，我的故事其实与Kanishka的非常相似。知识平权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搬离了厄瓜多尔，那时我才三岁。从那时起，我在所有我去过的国家，从秘鲁到加拿大，再到印度，都有过作为一个外国人或移民的经历。尽管我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拥有很大的特权，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或局外人，我也有机会学习在不同的情境下差异和他者的概念是如何被构建的。这也给了我一个独特的机会去更清楚地认识到我自己的偏见，识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动时——包括我参与其中的时候——的一些权力动态。

我越长大，就越意识到，这些有关他者的想法在我们的社会机构和我们的学习方式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例如，来加拿大学习国际发展后，我很快发现，在关于拉丁美洲政治的课程中，我们阅读了很多北美或欧洲作家的作品，他们也许在拉丁美洲开展了研究，但关键是我们没有阅读足够的拉丁美洲学者的作品。我在大学里花的时间越多，就越意识到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反映了高等教育和大多数学术体系中专业知识的构建方式。

我最终了解到，在‘北方’生产和构建的知识与在‘南方’构建的知识相比，有更高的合法性。这让我也开始反思，我为何来加拿大学习，而不是在家乡学习拉丁美洲的政治。现在我意识到，我这个决定可能植根于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遗留问题之上，而我也身陷这个体系中。不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获得专业知识，而是在北美寻求某种知识合法性和专业感的渴望也催生了这个决定。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也看清了学术界的所有其他标识。这些标识决定了什么是合法的知识——从我们如何写学术论文到我们被要求使用的语言和术语，再到我们必须以何种格式提交我们的论文。而作为一个真正欣赏艺术和社区工作的人，我觉得遵循这些专业知识和合法性的标识也意味着抛弃知识交流和知识创造中关乎情感、主观、艺术和基于社区实情的方面，仅仅是为了让知识符合所谓的学术模式。因此，在大学毕业时，我意识到我想挑战这种动态，从那时起，我的工作，特别是我的研究工作，一直是围绕着与几个社区有关的合作在进行，来探索我们可以用来分享知识的许多其他途径——那些途径是有意义的，也是更易获得的，可以用来解决我们当前最紧迫的本土问题。

Leslie

是的，作为一个基本在学术界过了一辈子的人，我的训练和社会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西方的知识范式。直到过去15年左右，我才真正开始反思。我的大部分训练实际上是为了让我成为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系统中获得成功意味着全然遵循规范和惯例，遵循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的体制惯例——这些惯例是根据西方的知识观和知识等级制度来定义的——然后复制这些等级制度和权力。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权力的场所之一，使精英们能够保持现状，特别是通过知识生产系统。因此，有点讽刺的是，近年来我意识到，虽然作为研究人员和导师，我们喜欢批判支配我们社会大部分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但我们很少把镜头对准我们自己的做法，以及我们在延续这种知识不平等和更大的社会不平等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我想说，我很感谢所有的学生，他们一直在提醒我们，有许多不同的认识方式和文化，我们的大学应该反映这种知识的多样性，这一多样性也来自我们学生的背景。而在我们目前的系统中，我们企图将所有这些学生纳入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而不是让大学成为一个不同知识可以共存、繁荣并相互丰富的地方。对我来说，这就让知识平权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今天的世界，我们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生存危机，如气候变化，当然还有目前的疫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控的经济增长系统的产物，它基于一个非常单一的世界观，片面地定义什么是卓越和增长。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生活和学习方式，这就是知识平权必须关注的问题。

Blessings

对我来说，知识平权体现在我带来的不同交叉性上。首先是作为一个非洲人，然后是作为一名女人，一位女权主义者，一个基于社区的研究者。所有这些交叉性让我意识到知识平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语言的使用和我们如何向他人展示自己等方面。当涉及到知识时，存在着一种脱节——结合Leslie之前说的，人们倾向于坚持，或者说学术界倾向于坚持某种可接受的知识形式。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习、认识和讲述的方式。知识是多元的。知识也是非常广泛的。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知识可能“长”得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但这并不影响它是知识这一事实。知识平权确保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认识到，我们是人类，有能力学习，有能力重新学习，有能力不学习。我们必须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向那些未展示知识、未传授知识的人学习，以我们已经知道的方式。

在我工作的社区里，社区居民已经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经验、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了解。每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专家，是他们自己生活经验的专家。而社区对这一点也非常重视。他们希望被倾听——即使他们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并不能证实我们的个人立场或我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的偏见。

但是，这也是与来自外部世界的人的脱节——比如学术界、研究人员，我们带着自己的思维方式进来，带着自己的议程进来，带着自己的语言或术语进来。而且通常会出现冲突。学术界、研究人员和接近社区的人主要是带着“我们拥有知识”的心态来的。同时，社区也与我们联系在一起，他们有自己的经验知识，自己的日常生活知识。在某些时候，确实会出现脱节的情况。大多数时候，社区倾向于告诉我们我们想听的东西，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在听他们说话。大多数时候，当我们接近社区时，我们带着我们的偏见和已经敲定的议程接近他们。因此，我们大多不是在听他们说什么，而是在听我们觉得希望他们说什么。

他们觉得他们有知识，我们觉得我们有知识。事实上，每个人都有知识。学术界有知识，也许是理论上的，而社区有实际的、生活经验上的知识。重要的是，在某些时候，两种知识必须合并。两种知识必须一起工作，以捕捉我们想要看到的一切。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是不同的，同时也是相同的。我们说同样的事情，但大多以不同的方式。而且没有人拥有知识的自主权。

Leslie

是的，学术机构一直是非常保守的机构，不断复制过去的做法和维护现状——将学术界定位为专家。就像Blessing说的，他们进入社区，规定应该做什么研究，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在发展领域相当普遍，尤其是把想法和政策强加给社区，忽视社区对自身生活往往有非常丰富的理解。

我们应该能够为了每个人的利益一起工作，共同创造和传播知识的方式，通过技术使其更加公平。展望未来，我们想更多关注的领域之一是，我们如何设计一个研究和交流系统，让不同的行动者、社区和研究人员在与人们一起设计、为人们服务的系统中一起工作，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简单的系统或技术。为了实现知识平权，我认为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允许人们以更加民主的方式参与，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利益和研究的方向，以及他们希望看到的回流到社区的利益。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设计这些机构，如期刊和出版系统——这将是我所说的基础设施的起点。我们往往不认为期刊是基础设施，但它们是研究如何被传播的基础设施。目前，大多数期刊系统由少数跨国出版商主导，他们以盈利模式经营。因此，他们指导设计和结构的方式实际上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让社区以更公平的方式真正交流他们的研究和发现。

Denisse

我完全同意Blessing的观点，我认为我们甚至可以退一步，挑战知识翻译概念本身。在我们创建一个转化知识的过程前，我们需要先问一问，我们在转译什么知识？谁的知识？我们为谁翻译？我们要和谁一起翻译？这样做是否安全？或者说，我们是否得到了与我们合作的社区的同意，以特定的方式翻译这些知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如Blessing说的，你真的需要了解你所工作的社区。你需要了解他们的关切，他们的需求，他们的利益，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换句话说，这也意味着，知识翻译需要协作。你需要不断地与社区合作，并建立信任，以安全的方式做这件事——表达你的偏见，征求同意，让研究人员和社区，不仅对最终产品，还对整个过程，都有真正的发言权。

举个例子，我工作的机构做了很多知识翻译工作，以解决基于性别的网络暴力案件，因为我目前工作的社区需要很多法律信息和数字安全信息。在本质上，法律和科技是两个以使用非常晦涩的术语而闻名的学科。因此，作为一个组织，翻译法律术语或科技相关的术语，并确保最需要的社区能够获得这些术语，是我们任务的一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确保这些信息在最需要的时候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我们花了很多年时间来弄清楚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更接近于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妇女、LGBTQ社区、活动家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他们不断支持我们，甚至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也告知我们。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和舒适感来给我们提供新的想法，以改善我们的工作，确保知识翻译真正有效。正因如此，以及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涉及到了大量的人际交流和关系建设问题，你也需要考虑整个过程的道德性。如果你要确保这个空间是安全的，（那你需要保证）比如说研究人员在处理他们收集到的有关暴力的信息后有办法放松，或者分享这些故事的人，他们在和你分享完所有的信息之后有办法自我疗愈、自我消化。为了做到这一点，你需要时间，需要资源。

因此，我认为知识翻译如此具有挑战性的原因之一是，它不是线性的，它需要的时间比你认为的要多得多。在我们的案例中，它还涉及到与资助者的谈判，以确保我们能够投入我们的时间和资源来做这项工作——建立关系，建立信任，保护团队和社区的心理健康，创造有用和可获得的社区知识。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年的任务之一是确保我们所有的工作，包括我们的知识翻译工作，始终以女权主义的价值观和关爱伦理所倡导的价值观为指导。这就是决定我们如何进行知识翻译工作的因素——而不是我们的研究议程或资助者的要求。

Kanishka

Denisse的话真的激起了我的疑问，比如什么是理论？特别是Blessing所说的，不同的知识模式必须被合法化，并带入彼此之间的对话之中。我在思考理论在学术界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它几乎是一种限制和令人窒息的体验。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篇文章了，但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曾写，我接触理论是因为我受到了伤害。作为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移民、棕色皮肤的女性，对我来说，理论一直是生活的体现。对平凡的、日常的身体的洞见，一直是我理解结构性的舞台和焦点，理解统治权是如何以一种非常稀松平常的方式被激活和实施的。

学术界似乎有一种对生活经验的厚重的浪漫化。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与理论截然相反的对立面。我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身体上，实际上是身体被编入某些暴力的方式。黑人和棕色人种的身体，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身体，被写成了生活经验。因此，学术界可以通过许多研究来提取生活经验，特别是在国际发展领域，我们将生活经验视为一种额外的东西。学术界的研究中，生活经验被看作是一种附加的东西，用来填补一些理论的空白——过度迷信生活经验，而不是把生活经验或者说具象的知识当作是创造知识的组织原则来书写——生活经验与创造知识的整个过程高度隔离。就像在一个已经制作好的产品上撒料一样。

因此，我认为存在着这种过度脱节，意味着多种知识需要被整合。这也是学术界的另一个失败，学术界很难重视和合法化多种知识（这里的知识是复数）。我们如何串联阅读多种知识，让多种理论进行对话——期刊文章或学术书籍并不能真正做到。对我来说，理论能使世界的混乱有意义，这源于我们认识、存在、呼吸、思考和工作的生活方式。可是学术界几乎没有整合多种知识生态的空间。如果无法调和这一切：弄清楚理论是什么？知识从哪里来？以及（理解）生活经验即是一种理论表达，我们就会处于这种知识不平等的状态——某种霸权式的知识占据了主导地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它运作，几乎是在知识对冲中，把资金置于中心位置，所有的知识都围绕着它运作，只有部分知识能够被整合——能被整合就已经很好了。但我们从来无法真正捕捉到多种形式的知识，因为占主导地位的那个中心是被夸大的，我们无法通过它创造知识和思考世界。

Leslie

从学术机构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的创造、流通和合法化的方式。正如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些基础设施也一直在同质化，所以我们始终只重视某种形式或某种人工制品，如期刊和书籍，然后继续合法化特定形式和表达方式，继续忽视所有其他人谈到的多元表达方式。因此，我认为，思考这些基础设施的基本设计是很重要的。Kanishka正确地指出的另一件事是，与其把这些生活经验简化为可以提取的原始数据，我们如何能够建立基础设施，使我们能够放大这些经验，并分享和学习它们？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系统，因为目前的系统是由对一些对多样性和公平不感兴趣的技术专家设计的。我希望那些学习技术的人能与我们合作，思考我们如何能从根本上促进公平，来推动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那种知识体系的建立。知识基础设施以及知识体系的建立必须携手并进。

Denisse

我们还需要挑战我们对技术专家的看法，还有诸如数据与生活经验之间的这些分歧。我之前提到的在我工作的社区里发生的事情是，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故事被转化为数据，以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时，很多人都很兴奋，很多人都说：我希望能够为我自己的目的使用这些数据，我希望有我自己的社区基础设施，囊括你收集的所有知识，有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社区的数据。人们对学习类似的不同的认知方式有很大的兴趣。我认为，有时在很多关于知识平权的对话中，我们倾向于将它本质化。当我们与社区合作时，我们只谈论生活经验，当我们与学术界合作时，我们只谈论理论，但社区的多样性也体现在他们如何表达他们的知识，他们如何消费他们的知识，他们如何想达到其他形式的决策上。这对我来说也非常有趣，因为我认为我们倾向于把数据联系起来——因为它是世界上某些地方和出版业设定的标准——可以说，数据正变得非常霸道。但是，也许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思考数据。我们不必只从出版业的角度来考虑它，或从政府高层的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考虑它，我们还可以考虑以其他方式来建立数据，使数据可视化，用数据来讲述我们的故事。它不一定要遵守技术官僚的标准，它可以是重新使用，重新发明和回收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有意义的知识形式，但我们需要扩大、改变和修改数据，让它真正讲述人们想要讲述的故事。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持续聊的话题——取决于我们过去与某些社区的互动，我们如何经常把一些形式的知识放在一些盒子里，但我们可以改变这一点——我们肯定可以创造新的互动方式，在这个创造基础设施的想法基础上，允许不同的知识相互对话，我们需要能够创造某些工作流程，让不同形式的知识可以共同存在并相互转化。

Blessings

是的，我同意我们确实会从某种固定的角度看数据，要么看数字，比如统计数据说有XYZ的人干了这个。我们倾向于看有形的、可量化的数据。例如，在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尽管我们想知道数字，我们也想捕捉数字背后的情感。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把情感看作是一种数据形式。对我们来说，捕捉忧虑、悲伤、兴奋、眼泪是很重要的，这些也是我们在捕捉知识时通常不会考虑的数据形式。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就像我们想看到数字一样，就像我们想听到这些数字背后的声音一样，数字背后也有感情。我也不想再使用生活经验这个词，就像Kanishka说的那样，有不同形式的数据值得我们注意——不仅仅是我们能听到的文字，不仅仅是我们能看到的数字。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被展示的情绪，以及没有被展示的情绪。情绪、感受也是一种数据形式。我们应该真正习惯于把情感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形式捕捉起来。

Leslie

这些例子很好地提醒我们，我们目前的研究和资助体系存在局限性，同时解释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导致我们往往被研究成果的生产率和数量加以衡量。这些往往也被框定在某个时间范围内。你必须在一年或两年内完成这项工作，否则你就会失去资金，或者没有更多的资金——所以一切都将在这些时间框架内产生，而不是基于你需要与社区合作、建立信任和关怀的时间。两者是非常不同的时间框架。有时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和社区建立关系。因此，确实存在着研究经费与我们想要捕捉的不同层面间的经验并不匹配。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从根本上抹杀了Blessings提到的以关怀体系（Care System）和类似的关系。当我们看其他的认识方式时，特别是原住民的认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们与彼此、与社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是与我们生活的自然世界的关系。如果不理解这种关系，我们就无法准确锚定我们理解周遭世界的方式。我们的知识体系里有很多脱节的地方。因此，我们如何审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将关怀作为研究过程的一部分，这些我们正在探讨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Nick

Leslie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个令我很兴奋的事情，知识平权实验室创建初衷和OpenCon项目相一致的一点是培养知识生态系统这个想法，知识平权实验室已经考虑到如何建立新的根系，让有助于培养更健康的知识生态系统的项目能够萌芽。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思考方式。你知道，没有一种方案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培养和支持各种不同的项目，以应对不平等的种种方面——你可以把我们面临的各种知识不平等想象成那些腐蚀根系的力量，这些项目扎下根来保护社区，远离那些腐蚀性力量，这有点像重建一个从根部就保持健康的生态系统，与我们当前的生态系统完全不同。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知识基础设施是为了什么设立的，并重新想象它们。它们不应该是那种表演性的、公关营销的一部分。当研究和教育所依赖的许多基础设施都被利益驱动，以至于腐蚀了知识平权的目标时，我们需要提出真正有挑战的问题，并让当前系统中拥有权力的人对他们挂在嘴边的价值观负责。当你看到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基础设施实际变成了商业模式，或是他们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公平往往是缺席的。我们都必须承担起责任，开发一个批判性的透镜，通过它来观察世界，然后采取行动，建立问责制，尤其是当我们委托来建设和维护知识基础设施的那些人没有贯彻我们的价值观时。

Blessings

如果我们打算将我们所收集的知识翻译为任何形式的社会正义，我们必须摒弃我们的偏见，我们必须摒弃我们的议程，并将人民、他们的生命置于这些知识的基础之上。

Kanishka

对我来说，最激进的场所，特别是知识翻译的场所，一直是创造的场所。我们的创造是如何被我们所抵制的东西塑造的，又是如何被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具身方式塑造的？当然，始终存在一些矛盾，因为你抵制的东西最终会限制你如何抵制，所以不幸的是，你作为什么样的人，以怎样的方式去抵制和进行知识翻译——我认为知识翻译就是一种抵制的形式——都被我们试图抵制的支配性结构死死限制住了。

Denisse举了一些例子，说明知识翻译有许多不同的形式，而且可以是公平的。对我个人来说，知识翻译过程一直是很稀松平常的——比如意识的建立，诗歌或激进教学法。因此，我们如何为自己和我们的集体创造空间，让我们有空间、时间和资源来进行创造？而这种创造是如何讲述知识、创造知识并促成新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被主导性霸权所束缚？当然，这极难做到。但是，如何使创造成为一个可以进行知识翻译的场所呢？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Leslie

我真的很高兴能有机会向Kanishka、Denisse以及Blessing这样的年轻学者学习。他们不断提醒我们，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在他们工作且熟悉的社区内做真正有创造性的工作。作为一个在机构内拥有一些特权的人，我认为我的工作是为他们创造这种空间。因此，知识平权实验室实际上是一个空间，让人们可以分享他们的经验，凝聚在一起，分享资源，带来新的想法，纳入其他社区，共同创造多元的知识和工具来为不同的受众讲述故事、分享想法。正如Kanishak所说：想象可能性。让这个实验室成为一个空间，个人带着他们的愿望和期许进来，试图将它们一一实现，并开展各种实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我已经看到这正在慢慢发生，所以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发展。

Nick

我想响应Leslie刚才所说的，关于下一代在领导这项工作中的核心地位。真的，我非常期待看到与知识平权实验室相关的不同项目将孕育出的所有成果。我们做这个播客，也是希望能开辟一个新的空间，来质询目前存在于研究、学术和教育中的各种不平等问题，我们可以用来解决这些不平等的潜在策略，并探索在何种程度上——你知道，我们正处于巨大的转变之中——向更开放的系统的转变使得我们的系统变得更加公平或不公平。一个开放的世界从根本上说仍然可能是不公平的，不是吗？你可以有这样的平台，开放对文章或信息的访问，但它布满了间谍软件，对用户进行监视，并将文章之间的联系货币化，锁定它，使人们最终无法获得它。这样的平台无法呈现任何全球多样性，它的结构仍然是基于个人和机构的控制，它在少数几个国家可能是开放的，但它运作的方式是极度不公平的，甚至可能比我们当前的系统更加不公平。我希望这个播客可以帮助我们提出这些基本问题，让我们能转向一个真正公平的系统。

译者 / 十七 

校对 / 彬华、雨朦、Yannan Gu

排版 / 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