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习助人到教授助人的四年反思
文摘
心灵鸡汤
2024-01-21 00:01
上海
我在2023年时和朋友分享说，“……我最开始接受正式的咨询训练是参加的助人技术，里边很强调‘拥抱错误’，而且课程内的督导也非常关注个人的优势和资源。“然后我发现我跟其他人相比，我对咨询中的不确定性耐受强很多，而且也很少会有自我批评。从我做其他工作的体验来讲，不是因为我性格就是这样，而是我咨询方面的成长可以说是在‘爱中长大的’。”助人技术是美国马里兰大学荣休教授克拉拉·E·希尔（Clara E.Hill）博士所发展出的“探索－领悟－行动”的三阶段模式，提出了一种将当事人中心理论、精神分析理论以及认知行为理论整合起来的方法。助人技术常常作为社工、咨询研究生在实习前的技能课程，也被广泛运用于志愿者培训等情境中。助人技术三阶段模型
我在2020年在英国读研期间参加了歌子的助人技术私房课，在2021年又作为老学员进组跟了一期。之后我在2021-2023年期间，组织过4期的助人技术共学小组，陪伴了33位老师和12位行动者学习了助人技术中探索阶段的倾听、重述、情感反应和开放式提问。可以说，“助人技术”陪伴了我从初学乍练到初窥门径，从单纯的学习者到同时成为一名教授者，构成了我专业自我认同的底色。![]()
2020年助人技术私房课合影
助人技术的伙伴一直是我最重要的专业支持网络，因为有过联结和相互支持的伙伴实在太多，容我先提其中同期的五位朋辈，分别是月皎、佳婧、丹萤、吕珂和晗媛（排名不分先后hh）。她们在三年来都曾多次作为小组督导为我们的乡村教师提供志愿服务，除此以外还在我的生活、工作上都给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尽管只是简单几行字，但我相信她们知道其中的情谊和感谢。助人技术也让我和几位老师格外相熟，同样，名字很多，所以我仅说作为协作者的几位——高鹏、田利平、李金花和李响芳老师。不论是他们本身的用心投入还是作为老学员的付出，都让我得到了作为组织者的最大回报。有这么一批人，除开因缘际会，也脱不开我个人的投入与歌子团队的用心。2020年3月，当时大抵是布莱顿刚发现了英国的第一个病例。之后是在我艺术治疗课程的最后一节团体体验课前，我提前到在图书馆同Lilian自习，在跟另外一位英国本地的同学讨论“戴口罩”这件事时，手机忽然看到群里说到金匠的宿舍楼有NHS的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出现。我身边也有了第一个病例。接着，我实习的St Joseph’s Hospice开始禁止关键工作者外的任何人进入院区。在同学的联名信下，我们专业开放了“定制化休学”（直到能够实习后再复学），我的研究生生活正式按下了暂停键。恰是3月，助人技术的课程开始了。在完成了休学前的几份课程论文后，我有异常充沛的时间投入到助人技术的学习当中。助人技术课的设置是课前会安排好指定阅读的材料，并分享给我们歌子为当周内容录制的理论课音频。在小程序上还有相应的预习和讨论问题。当时完成得不折不扣，甚至是会去完成全部选做的内容，放到如今的我却是很难做到的。我报的是周日班，所以在伦敦的周日中午，我们会进行正式的学习。先是大组的讨论、示范及练习，之后是三人小组的练习。在三人小组里，三人会轮流扮演咨询师的角色。在短暂的练习结束后，咨询师和来访者的扮演者会分享自己的感受，观察者则会分享她的观察。同时，每一次课会有其中一位伙伴接受入组督导。我当时和朝英和丁一一组，我第三个扮演咨询师进行练习，每次都能从前边的练习和讨论中获益良多。在课程中，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大组练习里，歌子邀请了一位伙伴做叙述者，其他所有伙伴在聊天框里做出回应。叙述者会分享自己对聊天框里回应的感受，并顺着其中1-2个回应继续自己的叙述。这很好地利用了线上课程的优势，但歌子做的不止于此。当有伙伴提到在练习中有种“对答案”的压力时，她又邀请这位伙伴分享“对答案”的感受。这让我们在继续大组练习的同时，也回应了在这个当下我们内心里“对答案”的部分。所以我常常和人说，我并不认为线下一定会比线上更能同在，因为我在线上曾经获得过最好的学习体验之一。也许我们只是还没有充分拥抱线上的可能性罢了。在正式课程之间设置了加练的环节。譬如重述的课程之后，督导团队的督导会提供若干个时间段，供大家报名参加进一步的重述练习。比之课程内的练习时间要宽裕许多，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反馈。我们还会在有督导的加练之外自行组织三人小组练习。像我前边说的，我当时的时间、精力乃至热情都异常充沛，所以我大概是当时参加加练最多的学员。也是因为加练结识了各组的伙伴，令我成功朋友遍天下，去重庆出差能见徐立、去杭州出差能见吕珂、去广州能见晗媛……不过在课程和课后社群的搭建上，歌子团队也用了许多心思。譬如一次课后作业的要求是让我们找到三位不同伙伴过往的作业去评论，结课以后还有面基领红包的机制等等。虽然本科社会工作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个案工作”还有“心理咨询与辅导”等课程给我打下了从事助人行业的良好基础，但是助人技术让我真正迈入心理咨询的执业中。甚至我在2020年5月第一次开展咨询时，来访便是助人技术的老学员转介给我的；我最爱的督导师书华，也是助人技术的课程督导……正因我受益于此，所以我也满怀热忱地在第二年作为老学员进组为2021年的伙伴提供支持。而在这期课程期间，我已经开始作为日慈的研发助理开始工作。一次同小雨赴陕西泾阳的调研，目的是为设计暑期游学营的教师减压模块了解一线教师的需求。在调研中，我发现许多老师万分关爱自己的学生。以至于，他们的一大压力源便是想要做些什么，却又不知该从何入手。坦白说，乡村教师不但要完成因为师资不足带来的繁重教学任务，而且要兼任孩子的“保育员”（晚自习和住校的看护），乃至半个妈妈、半个爸爸。要一个人承担那么多的角色，很难不感到无力。所以，我借着自我慈悲的框架设计了游学营的减压模块。自我慈悲的三要素是静观当下、共通人性和善待自己。我当时还用了同舟共济一词，因为我相信它囊括了这三个要素，甚至还带着彼此照料的意涵。但是，这并不足够。《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要求，“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于是，许多老师还没有来得及或说没有机会发展相关的胜任力，便已经正式承担起相关职责，需要为学生提供个体与团体辅导。正如《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公益领域扫描报告》中指出的，大部分兼职心理教师表示：“自己没有心理学背景，专业能力还需得到提升，希望得到更多培训和指导。”所以，在2021年下半年时，我主动提出了要做助人技术共学小组，通过6周的小组支持我们的项目老师能够掌握探索阶段基于人本主义的四项技术。很高兴当时立煌、耀琛和姝亚愿意和我一起加班完成这个不在工作计划内的工作。虽然有很多波折，还是很好地把小组做了下来。第二年的共学小组则是恰逢连续两期的游学营。游学营里，我和立煌负责了个案的模块，耀琛和我负责了团体的模块，连续两周在大理经受着巨大的身心考验。除却名单确认和拉群寻求了思梦的帮助，我还要挤出时间忙着排分组、制作课件和录制理论课等等，终于在第二期游学营结束时开启了第二期的助人技术共学。第二期共学便有了老学员的加入。但因为老师们常常临时有调班、家访乃至下乡的任务，很容易缺席，老学员主要的作用还是充当共学和加练时三人小组的替补。幸好耀琛和立煌继续作为第二期的协作者，2020年和我同一期参与助人技术私房课的晗媛也志愿加入作为协作者陪伴了我们全程。而在2023年的第三期时，我已经离开了日慈，作为合作培训师带领这一期的小组。少琴、笑雨和欣雨接棒了协作者的角色，本来作项目人员的思梦也入组充当协作者。而我们的教师在参与共学和加练时都要更加丝滑，准时性和出勤率都很好，我们的老学员有机会扮演同辈督导的角色。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姝亚和其他研究院的伙伴同项目的伙伴一起建立了更完善的教师支持体系，我们的教师社群建设颇有成效，许多参与共学小组的老师先前参与过我们的教师读书会、自我成长小组等活动，对于所谓“心理类”小组的规则与“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看到四位老学员的成长时我最为感动。其中，田利平老师和高鹏老师都是第一期共学小组的参与者，李响芳老师和李金花老师则是第二期的学员。田利平老师在职业道路上得到了许多认可。我在分享倾听的时候常常举出她给我们的例子。当学生向她分享时，她本升起了教育学生的念头，转念又想刚参加过共学，于是选择了倾听。这位学生非常受用，之后把咨询室“安利”给了更多的同学。高鹏老师在情绪感受性上非常好，放在我认识的全部咨询师里都能排在前列。他在2023年的时候还作为教师赋能板块的教师代表，分享了他在助人技术共学之后参加“日慈全家桶”，即日慈几乎全部教师赋能、线上培训和教研活动后的个人成长。李响芳老师则是在助人技术共学之后正式开展了个体辅导工作。她说她先前抓住了许多机会学习心理学，但总感到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而助人技术共学中的刻意练习为她做好了准备。在她进入三人小组时，她能够提供非常具体的反馈。李金花老师也提及了个人成长，她谈到自己在先前参与助人技术时，便发现她也能用这种方式来倾听自己、回应自己，她更能满足自身的需要了。在作为协作者时，她能以自身的经历和观察时的感受来回应三人小组。三年都同乡村教师做助人技术小组，自然还有许多鲜活的观察。譬如，我发现在倾听的练习中，最难的其实是不要急着给建议、不要急着去安慰。所以在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已经明确了第一节对于大多数老师的练习要点就是觉察自己的冲动，安稳地坐着、听着。
写到这里时我也有了新的反思，虽然我们在讨论时多少有所提及，但去理解和接纳这份冲动也许需要花更多的工夫。这样也能更能理解自己，理解自己作为个体辅导提供者的角色，以及理解人本主义背后的假设。再譬如说，我发现绝大多数的老师在第二节重述时便能把倾听掌握好，在第三节情感反映时就能对重述有所把握，但我们往往会留意到自己在学习重述时重复还不会，学情感反映时情感反映还不够。如果我们一听、一看就能学会，那我们还要什么练习和加练呢（笑）。所以，我会和协作者们分享我发现的“规律”，让每一位协作者都能够去反馈她们所看到的进步。讲来，在每一次小组结束之后立马进行讨论，也是和歌子在课程团队的做法里学会的。我们不仅是在讨论课程里发生的情况，也是在为我们的感受做收尾。当然，受到Jonathan和思梦的启发，我的复盘也做得颇有特色。Banky曾经把一人一故事剧场称之为“便携式剧场”，我深以为然。我认为一人一故事剧场创始人之一的Jonathan最大的才华在于能把事情变得简单。我在2021-2022年共参加过Jonathan的三期培训，包括去年底参加的培训师会议，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录制的视频几乎可以被称之为短视频，而每一场会议几乎都能在一个小时内结束。如此，我不追求事无巨细的复盘，尽管难免有超时，大体上总还是让人轻松而没有太负担的（有些协作的场景往往会到人们不得不达成共识的境地，习得这种文化的伙伴也许能从中感到酣畅淋漓，但事情不总是这样的而思梦教给我是欣赏、赞赏。记得在进行参访营复盘的时候，思梦要求我们在说完觉得我们做不够好的事情之后，一定要再说我们做到、做好的事情。假如不够好的事情说了3件，那好的也不能少于3个。这种“形式主义”令我大为震撼，所以也被我学在了复盘里。因为我们往往太过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却没有足够的肯定和庆祝。此外，由于是团队作业，我还会邀请大家对其他伙伴分享自己的感恩与看见。这里也有很多爱的流动。把这个看见放回自己身上，不由感慨我作为社会心理工作者的起步走得很稳，同时一直没有丢掉我的初心。因为自己本科条件有限，福州也没什么区位优势，在身边能够接触的资源极其有限。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些能够在公众号分享自己所学所想的人。因此，我也愿意将我任何有幸学习到的内容再分享出去。我尤其知道，我最大的特权来自于我爷爷。我爷爷在1958年时被选派到厦门大学完成了工农预科，紧接着入读了政治经济学本科。尽管因为当时的“自然灾害”，我爷爷选择退学回家，恢复工作，但仍可说是接受了那个时代难有的高层次教育。我作为孙子，他受过的教育、稳定的退休金，都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资本。要不是我爷爷在我一路的学习中多有支持，不说研究生阶段能出国留学，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那么顺利地读上大学。所以我有时会在培训说，许多东西大家“不会”，不如说是没有条件学到。现在我们在这了，条件也就有了。当然，之所以把“不会”打上引号，是因为社会总给我们提出很多新的要求。以往自有在校园、课堂和个人层面关照学生的“情境性知识”乃至所谓“地方知识”，只是新形势和专业体系引入了新的“情境”，乃至诸如社会情感学习、心理咨询与辅导之类的体系，创造了“无知”与“知”之间的差距。但我很警惕太过质疑知识客观实在性的倾向。坦白说，我对于大多数批判研究的批判都在于一味把任何专业、知识和技术都视作批判的标靶，而没有一点同情的理解。它们忽略了在复杂的现实中，许多实践都同时有被征用的可能性与抵抗/解放的可能性。在我具体的实践里，助人技术的共学确实把一套心理学式的沟通方式带给了老师，我很难评估这背后潜在的风险。人们毕竟从来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我们更可以引入更多的对话和反思来丰富实践的层次。另外，由于刻意练习，老师们也有了在三人小组里故事叙说的空间，并在“学习-练习-反馈”的循环里操练了对于内化压迫的解放（从“我是一个什么都不会/只会……的乡村教师”到“我只是没有机会接触一些技能，我有能力学习和掌握我所需要的能力”）。这也是我获人类学滋养颇多，但还是想要回到社工领域的原因。在人类学研究里有行动的面向似乎需要特别的解释，而在社工里却是那么理所当然。我更愿意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行动。谨以此文初步反思我在助人技术方面的体会，并感谢一路上同我一起成长的同学。社会心理工作者，“行动研究所”发起人。本科学习社会工作，并在攻读应用人类学硕士期间开始作为心理咨询师执业。在公益行业从事近3年的研发和培训后，在对家里猫猫狗狗不舍的反复斗争下，终于计划于2024年6月继续攻读社会工作博士。实践与研究兴趣是医疗与社会照护（Health and Social Care）的从业者及其专业发展、批判心理学和创造性手法（尤指被压迫者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