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践研究与实践者研究 | 申博小记
文摘
教育
2023-10-24 12:46
上海
各位关注我公众号的伙伴们好。虽然先前的文章也或多或少有些对话性，但也很少真的把推文当作一封信写给大家。今天也算是一个和大家进一步对话的尝试。主要想和大家聊聊我的近况，并借此分享一些我对于实践与实践者研究（practice & practitioner research）的思考。过去的三年里，我开始作为心理咨询师进行执业、完成了我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应用人类学与社区发展专业的硕士学位，并且在公益基金会一步步从研发助理做到了研发培训官员、高级研发培训官员。中间有不少时刻都分外辛苦，故而也有了许多收获颇丰的学习与成长机会。![]()
在今年八月，我离开了基金会，并在十月正式接受了奥斯陆大学的远程工作，担任一项心理人类学研究项目的研究助理/客座研究员（Research Assistant是我自己求职时的定位，Guest Researcher则是一个更好听的内部头衔）。与此同时，我也在积极地、进一步地探索我对于博士学习/研究的期待。或者说，也是对我自己、对我的知识观与方法论的探索与反思。在八九月期间，我又检索了不少博士项目，并且跟奥克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导师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反馈。来自曼大和牛津的回复给了我不少鼓励，但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目前都计划和这两位导师反馈说不再申请了。至于奥克兰大学，由于给自己的暑期旅行计划到了新西兰，有幸拜访到了Liz Beddoe，感到十分契合。所以在新西兰期间便提交了申请，现在已经收到了正式的录取通知（offer）。为了引入关于实践与实践者研究的话题，容我稍对我拟研究课题与潜在的博士导师做些介绍。Liz Beddoe是奥克兰大学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Work的教授，她曾于妇女领域从事了12年的健康社会工作，之后在1995年开始担任教职，并在2008年建立了奥克兰大学的School of Counselling, Human Services and Social Work。她是新西兰社会工作者注册委员会的创始成员，担任该委员会的教育和实践标准委员会主席。此外还担任了Aotearoa New Zealand Social Work的编委会主席，及其他许多社工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她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社会工作教育与专业督导上。Liz代表作的中译本，《社工督导：理论与实务》
（Best Practice in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我了解到她的工作是因为阅读了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ritical Social Work中她撰写的Contesting Doxa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文章指出了社工理应持有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即将个人困扰视作社会议题的洞察力。她认为，接受社会工作教育的人一方面确实拥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与对于公共议题的热情，但另一方面也同样受到了许多成见（doxa，姑且这么翻译）的影响。此处的成见意味着，我们对于社会理所当然的一种想象。类似波瓦所说的，为社会秩序所蒙蔽，认为社会便是如此，而不是去质疑和挑战它的那种状态。故而Liz指出，社工教育完全有可能站在一个再生产社会秩序的位置上，让社工仅仅是国家的代理人。所以，社工教育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在批判的位置上，培养致力于社会正义的社会工作者。如果是先前关注我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些话非常熟悉。因为我在硕士毕业论文中反思社工在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位置时，在聊到残障肯定疗法作为警惕再生产歧视、偏见与压迫时，都用了非常类似的逻辑与表达方式。而对于政治性而非中立性的强调，也是被压迫者教育学与剧场一贯的重点。仅仅是这些观点其实称不上新鲜，重点是如何进一步地推进并且实践这些想法。Liz是新西兰社会工作注册或说资质认定的重要推动人之一，但她在她的教授就职演讲“让激进的希望长存”（Inaugural Lecture - Keeping radical hope alive）中指出，她认为她们的行动结果并不是那么理想——社会工作者专业化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被新自由主义收编了。与此同时，出于新管理主义与风险社会的一系列信念，监管性质的督导在社会工作专业事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几乎所有社工实践都伴随着社工督导的实践。但与此同时，专业督导也是社工保持其批判反思和专业自主性的重要平台。这也是Liz持续关注专业督导实践与研究的原因之一。图为Liz就职教授时的照片
我的拟研究课题就建立在Liz先前的探索之上，并且进一步聚焦在专业能动性（professional agency）上。一名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其实践的脉络（既是内部的，也是外部的脉络）中发挥其能动性？专业督导如何或者说可以如何支持其专业能动性，又对其具体的决策有怎样的影响？我对于可能的各种探索充满了期待与好奇。在今天前天带我们家的小狗黄豆散步回家时，我突然感觉视野又更加宽广了一些，让我进一步定位了我的兴趣处在什么位置。我们在谈及实践研究时，往往关注的是服务使用者、服务使用者所处的脉络、实践/干预以及实践/干预所处的脉络。以顺性别男性为例，对于顺性别男性到底是怎样的人口学或心理特征，有如何的服务需要，便是对于服务使用者的关注。而进一步关注到男性气质对于顺性别男性的影响，或者直接对男性气质开展文化研究，则是对于服务使用者所处脉络的研究。假如我设计了一个针对顺性别男性的心理教育小组，我实施并验证了小组对于他们的效果/影响，那则是对于实践/干预的研究。如果我重点去看实施/干预的可行性、政策条件，甚至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去看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态度等等，那更多是对于实践/干预所处脉络的研究。而在我关注到专业能动性的议题时，或者说开展任何关于专业认同和专业教育的研究时，研究不一定或者不仅仅关注到实践/干预所处的脉络，而是更多关注到了实践者/干预实施者本身。某种程度上，循证实践追求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践者，能够精准地判断服务使用者及其所处脉络的情况，开展基于最佳证据的实践/干预。而在这个话语下，批判反思似乎支持了实践者通过持续的专业发展不断逼近“不折不扣的实践者”，并且去应对实践中的那些不确定性、模糊性或是复杂性。但舍恩对于行动科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让教育、护理和社工等领域认识到，批判反思不仅仅扮演着补充性或者中介性的角色，而是其专业实践的关键。故而在项飙将“把自己作为方法”带火之前，the use of self已经是社工教育（包括咨询师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固然有对实践者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实践者和实践者所处脉络。我们可能会去看临终关怀情境下社工的压力水平，看什么样的工作场所有更低的流失率，看正念小组对于社工减压或是反思性的作用等等。对于专业文化与伦理，也有涉及，但某种程度上要么与实践者失去了联系，要么与实践有了距离。谭雅的《两种心灵》（Of Two Mind: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n Psychiatry）是我心中的典范之一。所谓“两种心灵”，指的是在美国八九十年代精神科医师的两种治疗模式：一种是基于生物医学，以药物治疗为主；另一种则基于精神分析，以谈话治疗为主。谭雅通过进入精神科医生的培养与实践场域开展了田野研究，以整体的视角去理解两种模式如何影响他们的感受与思考方式。并且追踪了管理式照护的介入对于精神科培养与实践的影响。![]()
我在奥斯陆大学的研究项目负责人（Principle Investigator, PI）Keir Martin编辑了一本名为Psychology, Anthropology and the Work of Culture（心理学，人类学与文化工作）的文集。文集中指出，现在多元文化胜任力、文化谦逊成为了心理治疗师训练与继续教育的热点，但事实上心理治疗本身就是一项“文化工作”，心理治疗及心理治疗师专业社群本身的文化需要从业者与研究者进一步探寻与反思。Qualitative Social Work（定性社会工作）在2021年的一期特刊中指出，人类学与社会工作之间的交流有三种主要的模式：第一种，人类学对于社会工作的研究与理论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某些具体的概念和隐喻。比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提出的“文化冰山”模型就常常被使用在社会工作的教材与课堂教学中。这种交流常常变成了一种“捐献者和受助人”的关系。第二种，侧重于人类学对于社会工作文化建构的研究。这种研究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外部监督的作用，有利于社工更好地实现其社会正义的价值。但Richard Pfeilstetter也指出，希望通过揭示社会干预中无意的道德缺憾而改善社会工作实践，这种可能性会因为潜在的道德化与家长制做派而受到损害。第三种，在干预设计与实施中的跨学科合作，特别是在跨国和多文化干预的情境下的合作。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许多挑战。就像弗莱雷一直给到我们的教诲那样，双向的学习才是一种真正的对话关系。人类学对于社会工作文化建构的研究将社会工作专业与实践本身也视作“文化”，我期待的便是更合作式地探寻这个议题。以上的反思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为何会对某些项目感兴趣，包括我对于某些项目的态度有些迟疑或是纠结。举例来说，虽然我基本不将美国作为我的留学目标国，但还是有几个项目吸引了我的注意。比如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和范德堡大学的社区研究与行动（Community Research and Action）。它们都采取了生态的视角，致力于使用多种方法在多个层次下理解服务使用者/实践及其所处脉络，其中包括了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行动研究、社区为本的参与式研究等等，同时也非常务实地包括了诸如准实验研究、项目设计与评估的安排。换言之，在这些项目内，更多还是发展作为实践者及实践研究者的身份。尽管我也想要进一步夯实我的实务能力及相关的研究能力，但我对于诸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实践者本身的兴趣是压倒性的。这些项目更多的是对我进一步投入的邀请，而我在向往投入又抽离的可能性。很类似的，也有一些项目可能可以给到我更抽离的站位。譬如有正念、创伤或是精神障碍全球传播的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或是人类学研究，还有包括对于童年早期干预的民族志研究等等。但这又让我变成了一位外部批评者，而离开了实践者的位置。这会让我想到在我们谈及发展人类学的时候，会有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与Development Anthropology的区分。前者是以人类学的视野批判地看待发展，而后者更多是将人类学的洞见应用于发展实践当中。实践研究有时候会被称之为实践者研究（practitioner research），但这时候指的更多是由实践者进行的研究（research by practitioner）。也有人会在谈实践者研究的时候，谈的是对实践者进行的研究（research of practitioner）。其中by/of/for/with的关系让我有很多思考的机会。尽管申请博士整体来说是一个紧张又焦虑的过程，但是它确实给了我很多内外在核对的机会。尤其是人文社科下的专业与课题选择，某种程度上也是价值和伦理层面的选择。在新的选择下总会有些新的迷茫浮现开来，但也有机会有更多的洞见。写到这大抵差不多了，但总觉得还有些话没说完。开头说想要多一些对话性，但最后似乎还是有些自说自话了。这恐怕也是探索中不可避免的缺憾吧。总之，在探索世界与自我的路上，我们永远是同学。和大家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