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很俗的问题，“社会工作是什么？”在高度发达的福利体系下，社工的形状还算比较清楚，或者说至少它比较清楚地占据了一些位置。但在中国，社工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很难描述，更需要去形塑的事情。社工不仅是某个具体的岗位，也是关于这个社会到底需要什么关怀与照护的反思和行动。
历史性的思考能和社会工作的学科与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这部分先前的分享和文章也都有涉及。这篇还是复用一些用过的材料，联系上了关于加拿大社工和亚洲社工的文献，但并没有真的成为一篇文章，因此是一篇笔记。最近还读了一些民国时期的社工著作，感觉很值得聊。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福利事业，不可避免地既回应了缓和甚至消解社会矛盾的需要，又带着社会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期许。其间必然有不同话语（discourse）竞争、协商，且与各地的历史政治条件有着深切的联系。
一个学科、专业和职业总是制度化地回应特定的社会需求，既包括服务使用者的需要，也包括专业群体和国家、社会在治理和照护上的议程。
Payne和Reith-Hall（2019）指出，一个专业是一个可识别的职业群体，通过实施建立在对其学科领域的理解基础上的实践，履行得到广泛认可的社会责任。因此，像社会工作这样的专业必须将这些责任制定成一个可识别和公认的实践体系，使社会工作者能够在日常实践活动中履行这些责任（p. 9）。
西方高度复杂的福利系统为社工作为职业有能大致确定的“管辖范围”。尽管这样的范畴在边界上虽然还存在模糊与竞争。
社会工作的诞生经常被追溯到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 COS）和定居点运动（Settlement Movement）发展过程中的实践与理论化工作（see Shields 2017, for example）。
从社会经济背景来说，它们的诞生都与工业革命下巨大的社会变迁有关，传统的慈善需要应对愈发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全球化下，美国的移民群体也是社会工作早期发展重要的关注对象（Ow, 2019）。
慈善组织会社在英国开始探索如何有效助人的同时，也脱不开维多利亚时期的家长主义，认为中产阶级的慈善家知道什么对“穷人”最好（黄彦宜，2007），划分了“值得帮助的人”与“不值得帮助的人” （Ow, 2019）。
而里士满在美国进一步借鉴了生物医学的模式，以“社会诊断”对个案工作做出了理论化和专业化努力（Shields, 2017）。尽管她相信“整体改善与个体改善是相互依赖的，社会改革必须与个案社会工作共同进行”（里士满，2019），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美的社会工作很快拥抱了精神动力学的框架（Briskman, Pease & Allan, 2002）。
到了二十世纪末，甚至有40%的从业者都以心理治疗作为他们的主副业，被认为是抛弃了社会工作的使命（Lieberman, 1995）。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社会工作者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更多承接了社区居民的需求，而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则正式作为心理治疗师执业。
但也是在这个时期，受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影响，社会工作教育者与实践者更多地反思资本主义的压迫性，以及社会工作在社会控制上的功能（Mullaly, 2007; Ferguson, 2008）。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探索了社会工作在具体国家作为一项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是如何建构或是与其他社会安排互动的，也区别了从线性发展和传播论的视角去看在地社会工作的反思。
譬如，Fortier和Hon-Sing Wong（2019）从去殖民视角出发，指出了加拿大的社会工作如何在最初到如今都作为定居点殖民主义*计划的一部分，发挥榨取（extraction）、遏制（containment）和安抚（pacification）的功能。他们进一步提出，社会工作有“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ation）的必要，即拒绝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的观点，如此才能解决压制原住民认识论与治疗性实践的问题。
*定居点殖民主义：“外来定居者以消灭原住民及其文化、并用定居者社会取而代之为目的，迁入原住民的土地并在该地区永久居住”（wiki）。
亚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殖民统治。而社会工作，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很“白”（whiteness）的学科（Gregory, 2021）。在Shaw和Ow（2019）编辑的《亚洲社会工作》（Asian Social Work）一书，尝试在福柯“真理体制”（truth regime）的视角下，更多地以亚洲地区和国家的范畴下考量社会工作在殖民与后殖民、现代化发展和人口迁徙语境下的“项目”（programme）特质。
在中国的语境下，政府通过放宽社工机构注册和推广资格考试拓展了社会工作的服务供给（Chen, 2019）。朱建刚（2004，2016，as cited in Chen, 2019）指出，部分社工机构的NGO化与草根NGO的社会工作转型，使其成为重要的社会转型力量。一些学者，如陈涛（2011），将民间公益组织纳入专业社会工作的范畴，甚至认为它们更为支持解放、变革的使命论述。
Lavalette（2019）分享的轶事对于进一步思考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很好的材料，他提及自己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难民营的项目作为参与式社区工作的案例投到社工期刊时收获了拒稿，因为期刊认为文章涉及的实践者并未拥有社工资质。因此他开始思考民众社会工作（popular social work）的概念，意指那些为民众所喜、投入到民众中去且区别于官方社会工作的实践（Jone & Lavalette, 2013; Lavalette, 2019）。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公益组织性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似乎介于其所界定的民众社会工作与官方社会工作之间。
在Anna Chen（2019）对于国内两家机构的民族志研究中，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她指出中国的社会工作存在专业文化资本、行动文化资本、本土文化资本和制度性文化资本之间的具身、转化与竞争。许多社工机构在政府购买下，“实现了制度性文化资本庇护下的专业文化资本生产”，使其服务可持续。但如果失却了行动文化资本，社会机构将可能仅仅是服务于治理的议程。简言之，专业化的话语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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