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关系取向的研究
文摘
科学
2023-06-19 20:14
上海
之前分享过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探讨的是在社区学习与发展（Community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CLD），这个囊括了社区教育、成人学习与青年工作的领域中，基进议程（radical agenda，诸如反歧视、反压迫）与疗遇（healing encounter，不指向痊愈的疗愈，诸如创伤的纾解、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之间的张力。包括我近期完成的《青年心理健康服务扫描报告》中，也发现这一张力的存在：“心理”相关的论述一方面关注到了个体的需求、渴望，强调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又常常作为一种“区分实践”，标定“不正常的人”，并以制度化的方式予以干预。所以青年发展领域的工作者，其中有不少伙伴会选择与“心理”拉开距离，避免自己的工作落入个体化、心理化的陷阱。但像我一直在公众号里提倡的那样，假如压迫等暴力地造成了伤害，甚至内化为个体心理的一部分，那么解放的历程决不能缺少对于压迫后果的纾解，且个体心理层面的解放不能不被视作社会变革的重要一环。在硕士论文阶段，我并没有指出这一张力的缘起，只是讨论了疗遇作为基进议程的可能性。我担心低分的原因也是我发现自己很难在学科脉络中准确地定位自己的工作。近一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更根本的兴趣是什么。我发现自己反复地关注到疗愈、艺术、家园（home）、关怀/照护（care）和慈悲（compassion），今天我才终于把它们真正地定位在某种阴性的特质，一种区别于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基于关怀伦理（ethics of care）与女权主义的思考与行动。这么说来，一味强调打倒压迫者的基进议程，很清楚地和诸如上野千鹤子论述大学斗争时那些“脑子里装的都是革命，身体确实父权制的同谋”的男大学生并置在了一起。这也让我联想到Chloe和葵予在行动研究发起的对话中分享到的内容。当Chloe分享“我们需要从现在就开始思考：我们想盖的东西，及我们的共事方式，和我们想拆倒的东西及它的运作方式，真的有本质性的、根本上的不同吗？”的时候，葵予立马就想到了“此前我经历的行动中，太多反面案例了；归根结底，是把人当工具，把一时的「统一的」的行动力看得比行动者整个人都重要；而把人当工具的人，事实证明也是后来立场翻转最快的人……”我在去年试着写CLD的研究计划时，探问的也是这个问题。我们宣称自己的专业受到了批判教育学和女权主义的深刻影响，那我们真的在教育学生时践行了这些理念吗？我们在教学中会充分地让学生参与和对话吗？我们有足够珍视个体生命故事和情感体验的价值吗？但在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真的把自己的探究定位在与关怀伦理或是女权主义相关的脉络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潜抑”（repression）现象。记得我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一开始也找不到创伤这条线索，以至于一直没有办法把我的论文组织起来。直到和十七聊过，才发现自己明明花了大量的时间探索创伤，却没有把它看作研究素材。所以我现在在想，为什么我会忽略自己的思行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我会想到几方面的动机。最先浮现的是一种“标新立异”。前阵子在分享群里分享到，很多替代性的方法都源于对于现状的不满，比起“行动”（action），更倾向于是一种“反应”（reaction），有些类似弗莱雷意义上的“行动主义”（activism，我更倾向于译作“盲动”）。我因为不满于某些主流的认识，所以会想要把自己和主流区分开。这种区分的过程中我需要强调自己的不同，以至于我跟潜在相合的理念也要建立区隔。在书写时我又想到了关于“厌女”和“不配”（unentitled）的感受。一方面，我实际上内化了一些对于女权主义的批评，我会担心自己的想法、做法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会被视作“女拳”。实际上我也不止一次收到过类似的评论，一生气还会被打上“疯女人”式的组合拳。另一方面，我对于自己怎么以男性身份作为女权主义的盟友而心存疑虑。虽然我会主动地做一些自我教育，但我很担心自己在表达自己立场时落入了“女权男”的位置。我非常不愿意自己享受任何表达对女权主义思想和实践的亲近而带来的红利。我也觉得自己在女权主义的思行上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不论具体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关乎于关系上的断裂。我无法和前人、同伴建立起关系。而阻碍我的有自恋、有不安全感等等。但以上的反思又是建立在关系之上的。我甚至认为，没有对话，就没有真正的反思。这些反思的基础首先是在行动研究所翻译组的群里，十七分享了一篇“去殖民文献综述”（Decoloniz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的论文，对我从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思行脉络有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在“心声公益行业群”里讨论到care的时候，我在朋友圈感慨了自己对于care的理解基本源自于姚灏、孟竹和可仔的文字及ta们引介的文本。这让我唤起了关于自己所关切议题的记忆。而后我又读到了上野千鹤子在《女性主义40年》里的“女性运动论”，探讨了“网状结构运动”（顺带一提，这让我想到了定海桥互助社的伙伴，还有刺纸伙伴印制的两本册子），发现她的论述让我把我对于组织发展和实践社群的思考与女权主义联系在了一起。今天又读到珍妮丝·拉德威的《阅读浪漫小说》时，看到她在引言里写到“我当时拘执于如何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导致我忽视自己的论点与诸如塔妮娅·莫德莱斯基和安·巴尔·斯尼托一类的学者存在的连贯性。”这直接启发了我开始撰写这篇推文。这种基于关系的反思历程，让我较之以往感受到了更多的安定感与归属感。我能明确感受到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受惠于前人或是其他伙伴，并且对于自己能够借助或说获取哪些资源有了更明确的想法。想来这也是我为何要坚持“同学”意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