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社会理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剖析丨Isaac Reed & Mayer Zald

摘要：

我们头脑中关于理论研究的设想往往是单打独斗学者独自完成惊世骇俗的社科理论创新，但事实上社科不同于自然科学，其受制于社会环境的渠道，以及学术共同体本身的社会性要远超人们的想象。因此，严格的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以及研究纲领可能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合于理解更近似于人文科学的社会科学。

我们应摒弃这样一种观点——理论工作是由一个孤独的理论家独自完成——这种观点极具误导性，实际上，无论发现还是证实都是深刻地植根于社会语境之中。D.Wagner和J.Berger曾将理论类型化为（1）元理论取向；（2）解释某一社会现象的单位理论；（3）理论性研究纲领——用于研究的一组相互联系的理论。在此之上，他们进一步将理论变革类型化为（1）细化（elaboration）（精炼理论的解释力和精确性）；（2）增殖（proliferation）（向另一个领域的扩展）；（3）理论竞争；（4）转化（探求理论可以挪用和建立新解释的其它路径）；（5）整合（将不同竞争性理论的综合）。

在我们看来，这种类型学为理论化过程提供了一种似乎很合理的“内部”视角，它借鉴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概念，并认识到“元理论”和“单位理论”之间的联系。然而，Wagner和Berger的方法低估，或故意抹除了理论的社会背景，而倾向于提供一种极其具有自主性的理论发展观点。Berger和Wagner并没有将理论的发展与更广泛的社会变化、知识分子兴趣的转变，甚至是分支学科的理论输入联系起来。他们认为理论化的启动要素在于所提供解释的不连贯，以及理论无法解释某些社会现象，换句话说，激发理论化的正是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反常。但是，反常的积累只是影响研究共同体的许多可能路径之一。Berger/Wagner方法很好地定义了理论发展，但没有说明其社会位置，与此相反，知识社会学为概念化社会世界如何影响知识生产提供了几个有用的角度。

布迪厄（1988）讨论了法国学术界面临的财政和人员压力如何转化为对符号资本的争夺。在20世纪80年代，R.Whitley(2000)将科学重新定义为竞争和重新分配“声誉”资源的职业组织。S.Frickel和N.Gross在社会运动模型上重新定义了知识界的变化，发展了一种科学运动理论(SIMs)。他们继承了库恩解释科学不连续性、修辞性的一面，列举了学术界发展变化的社会来源，例如学者代际更替、社会地位差距带来的世界观冲突，学术界研究者的不同社会背景等等。由此看来，相比自然科学，社科更不独立于社会背景的影响，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人文科学。

二、作为人文科学的社会学

惯常的观点认为社会学要么是不成熟的科学，要么是多范式科学，由多个不同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相互竞争（拉卡托斯语，每个研究纲领内部由类似库恩范式意义上的硬核，以及四周的保护带组成，针对某一研究纲领的质疑、攻击往往会先由四周的保护带吸收缓冲，以保护硬核的稳定）。然而，在严格的库恩视角看来，多范式科学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唯一且占主导地位的范式是成熟科学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社会学中特别是在“后实证主义”那里大谈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实属反讽之举。也因此，库恩创造的语言对社会科学来说并不完备。

社会科学在模仿正统科学的同时却遮蔽掉了社科本身更易受社会环境、事件与社会运动的影响，不仅政治经济学一类的学科会随着社会现象的变化而调整研究角度，而且更潜在的政治导向、文化兴趣甚至阶层背景对社科研究有意想不到的塑造作用。Zald（1991）认为社会学在不断追求自己成为科学的同时湮没掉成为更好的人文科学的前景——社会学可以继续保持对世界的热情，关注外部世界以提升理论化的外部有效性（同时也是库恩的科学环中“反常”积累的过程）。Zald认为社会学和人文科学着眼于现实世界，以组织研究为例，组织研究理论的范式更替一部分源于研究者对日益臃肿的理性化管理组织的忧虑。社科的本体论对象是历史的、流变的，因而自然科学的教材主要教授过去已形成共识的概念发展历程，而社科的教科书（特别是社会学）则有相当一部分篇幅在讨论前沿的社会变化；并且一旦询问社科学生的研究兴趣，他们的兴趣点可能和五十年前大异其趣。社科研究共同体的注意力分配也会受共同体与各社会公共领域联系的影响（有些议题更有可能通过公共领域传播到大学里去）。并不是所有人将此视为社科的缺陷，比如女权主义者就将其看作向社会中被遮蔽群体开放的特殊优势。

社科理论的发展的方式也不同于自然科学：发展（progress）和库恩意义上可重复经验观测的知识积累（accumulation）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社科中的某些领域取得过长足的发展（由研究共同体一致同意裁定），却没有较多的积累，但能带领研究共同体更接近真相（比如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提出）。发展与知识积累相比是具有独立性的。推动社科理论发展的“反常”（anomalies）可见更加多样，也更不严格类同于正统科学设定的“谜题”（puzzle）。

社会理论已经对外部世界影响社科的路径做了总结——吉登斯的“双重阐释”即是一例，他指的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各有一套对社会世界的概念化架构，社会学研究（特别是民族志学者）就是在两者之间来回阐释，相互建构。然而，外部世界传导到社会学理论的路径不仅这一条，“社会文化的关切”（civilizational concern）以及“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s）掺入理论化过程的程度（degree）以及渠道（pathways）也很重要。

作为本文的分析单位，（社会学中的）研究共同体泛指当代学术界中某一学科的子领域，内部由导师和学生间的论坛会议、邮件联络、合作论文、相互引用连结而成，用特定的抽象学科术语去捕捉该领域的问题。

一旦我们确定了分析的单位，那么本文的问题是：什么促成了该共同体内理论的发展与概念的转变？有两条因素在起作用：个人学术生命历程与研究共同体的交织，以及该共同体与各方面社会环境建立联系的方式。

3.1个人：

首先，个人以其不同而多元的知识背景融入研究共同体，为其提供新知识输入的源泉。

个人生活经历可能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独立于自己的研究，社会运动研究者可能置身其中，更不必说民族志学更加融入被研究者的队伍里。虽然大多数学者很关心如何为下一代研究者提供一套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基础，但社会理论和社科研究的学术史告诉我们学者们通常可以跳出原来研究共同体的规范方法而引入新东西。例如J.March在讨论现代代表问题的时候带回了卢梭的论域；以及K.Weick在理论化的时候引入画家们的想法。这最突出地体现为某一学者能够在形成理论的过程中引用自己所在的子领域，甚至是所在学科之外的学术资源。

其次，很明显，某些个人能够综合（synthesize）共同体内部截然不同的观点，乃至创新，重建该共同体的话语、问题意识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举例而言，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辩证法进行远超亚里士多德式的综合；帕森斯亦然。

3.2与社会环境的联系：

社会环境为研究共同体提供许多输入的渠道，为了将这些输入概念化，我们提供以下分类：严格意义上的库恩式反常，技术剧变，共同体之间思想迁移，时代精神的影响。

严格意义上的库恩式反常

在库恩看来，一旦学术共同体的谜题无法得到有效解答，它会直击当前理论假说的要害，使学者对其完备性展开质疑，并尝试重新概念化。拉卡托斯与其类似，只不过他把此过程视作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而库恩将其视作范式的精炼。举例而言，社会心理学中的“冲突螺旋”最初指行动者A为了展示力量而威胁行动者B，碍于颜面损失，行动者B随以威胁回敬之。该模型支持了一票经验研究，直到不能回答为什么相互依赖的行动者会协调冲突，因此，理论反常现象的出现推动了学者们开始区分惩罚措施和威胁的不同意涵，使该模型的适用范围得到推广。除此之外，历史的前进也会创造新的认知客体，从而为原来的理论制造反常，最典型性的案例当属布洛维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研究纲领的核心概念——资本主义——的反思，他发现，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已不同于往日，转而采取制造同意的方式合法化自己，以布洛维为代表，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不停地审查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此外，20世纪早期激进政治运动中诞生的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由康豪森的大众社会理论得到理论化，最后在70年代受新社会运动出现而遭到拒绝，也为客体现象带来的反常提供十分恰当的例证。

技术剧变

技术的剧变会带来解决学术问题的成本-收益核算，新软件程序的出现令大量网络图和数据的分析成为可能。但要注意，技术剧变并不会威胁到理论研究本身或社会学解释的目标，而是通过改变理论工作的边界和轨迹而重构做理论的投入-产出比例。毕竟，选择哪一个假设进行验证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项投资，而技术的进步正是改变了这一投资选择的资源禀赋。

共同体之间思想迁移

社科原初的元理论讨论并没有随着研究的科学化与哲学的挤出而消失，反而在科学地研究人类行为的过程中如影随形，比如自我反思性问题、人类动机问题、利己与道德活动的区别、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地悲剧等等被分散在各个研究共同体的论域之中，这也就导致不同研究共同体之间分享高度重合的元问题。例如，社会学对于公共物品的兴趣来自于哈丁这位生态学家对“公地悲剧”的呼号，以及经济学家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的解释；此外，更广为人知的是，虽然受到大量批评，社会学还是广泛借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开展研究。

时代精神的影响

政治事件、文化运动、文明的关切等等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社科研究共同体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少数性群体的权利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推动该领域研究的例子数不胜数，包括几波次革命浪潮带来的革命研究高峰。

社会力量通过以上渠道深刻地影响了科学研究的进程。如果学术上争论不定的议题现在可以被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看待，那么库恩和拉卡托斯关于科学变革的内部视角就需要被重新审视。

首先，“革命”阶段和“常规科学”阶段并不时常是二元对立的，两者可以被看作一种概念未定的连续体。与其设想常规科学后会伴随危机，不如认为研究共同体会受复杂因素的影响而接近于“革命”与“常规科学”这一连续体的两端。

第二，我们假设研究共同体内部不定状态和社科的理论化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如同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以社会和政治生活里不安会酿成革命来类比学术共同体内部对范式的不安会带来科学革命，我们认为当上文所讨论的几种社会影响使研究共同体变得不安定时，理论化的工作便会增加，因为理论化之于研究共同体就如同修辞、价值辩论、意识形态之于政治。在此时，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以往被忽视的方面，新的概念将被创造出来，逐渐成为下一阶段知识生产的中心，围绕它，越来越多的研究作品将喷涌而出。

S.Turner曾区分“对日常现象的理论化”和“高度理论”，他认为后者需要理论家跨越时代和区域的材料去回答最为根本的理论问题，这构成了组织严密的研究纲领所不能理解的工作，甚至对学者的个人生涯无益，因此，更适合在制度化的现代社科研究框架的边缘展开社会理论研究，只有避开专业化的官僚机器，才能让最高层次的理论化工作实现。与他争论的J.Turner则仅将社会理论归为社会哲学，而社会学理论则为使社会学成为解释性社会科学的一套普遍概念。在美国，社会学理论占优于社会理论的研究。

然而，在本文看来，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并不应将彼此视为对手，在一方面，社科的知识积累和进步使两者同等受益；另一方面，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双轨制”有利于将文明社会的关切与社会现实的变化，通过较制度化的方式由社会理论吸纳而转化为抽象语言，而实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将藉此回应时代的核心问题，与其对话。社会理论以其跨越多学科的特点能够将不同研究共同体的想法迁移过来，并建构成实用于社会研究的理论；此外，由于不受解释性社会学理论的严格规范的限制，社会理论还能将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关注点编码成概念以回应之。反方向的道路也是可能的，经验研究的成果，能够转向社会学理论，再转化为社会理论。

以下本文给出这种联系的三个案例：

戈夫曼和他的追随者对其发现的常人互动论机制遮遮掩掩，不愿将其转化为西方社会的政治议题；而麦金泰尔却这么做了——他认为戈夫曼社会学中的策略性互动个体只为个人提升而非社会公益，因而进一步揭露从尼采和韦伯以来对西方社会的诊断。

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从事科学、数理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从事规范、批判的学者间的关系更能反映这一联系。每当从事规范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新的社科概念引入，倡导科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跟进实证研究去为其规范议题和理想社会目标提供支持。

“后殖民主义”对文本解读和历史叙事的重建，起初是人文学科中文学批判掀起的一场智力运动，随后发展为“后殖民理论”，其高度哲学性的意图直接涉及了许多社科领域关于“现代性”的基础假设。然后它进入比较历史社会学，并在那里发展成为一种“后殖民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它提出了帝国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一系列抽象命题，同时也保留与更广泛社会理论间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