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教员思想的一些前提认知（上）（5000字）
文摘
2024-12-28 23:30
广东
前言：
如今很多人开始学习教员思想，这是好事。关于教员思想的巨大存在，我用了两句话来形容，第一句，“毛选是中国最后一部经”。经史子集是中国古代对思想根本性正确的衡量体系，经的正确性是最高的。第二句，“教员思想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国运”。国运就是巨大的发展机遇。改开四十年参与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领导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支撑未来20年获得更大发展的因素，除了已经赶上来的工业基础，还有就是教员思想的深刻应用。在天安门城楼上是两句话，“中华人民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为了解决中国式全球化的巨大挑战，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些根本原则还是得从教员思想中去找。这就是我说的“教员思想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国运”。当一种思想的正确性不确定的时候，学习起来难免比对要走弯路。而当它的正确性已经确定后，学习起来就难免产生倒果为因的教条与狭隘。个人认为，学习教员思想最大的难度，不是对文本的通透，而是如何降低对教员思想的狂热，破除教员思想的教条，让教员思想回到现场，回到常识，回到解决问题。通过我自身的一年多教员思想的研读，以及形成的10万字的感想，判断出了学习教员思想的一些前提认知。所谓前提认知，就是暂时不切入到教员思想的文本中，而从教员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与历史过程做充分的理解，以及对教员思想的现实阐述与现实应用做出充分的释义。教员思想产生于历史，应用于现实。它是如何产生于历史的，以及它要如何应用于现实，就是我要议论的前提认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它是如何产生于历史的”。其一，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的两个历史阐述与两条历史路径。其二，社会形势与我党的发展。其三，我党的形势与教员的发展。下面来分别说说。“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的两个历史阐述与两条历史路径。”在历史的发展中，我们走上了革命中国这条道路。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相关的历史解读与理论正确。中间有个几十年时间，努力在与传统中国做着切割，为了将革命基因彻底的打入国民的认知中。近二十年随着中国在全球化中占据着越发重要的位置，“国际主义”的意识在弱化，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在上升。同步的，传统文化的复兴也越来越多。越发清晰的看到，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正在融合。所谓传统中国，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到五四运动之间产生的改良主义思路。所谓革命中国，就是从1921年我党诞生到1978年迎来改开的革命主义思路。有本书叫《南渡北归》，最受人关注的是第三本“离别”，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选择。配合后建国后一些激烈的动荡，被一些“有想法的人”当做对某种主义批判的佐证。我个人是肯定我们所选择的主义与道路是历史性正确的。但是，是否就可以批判哪些别的选择群体是历史性错误呢？批判容易，还是要搞明白他们为什么是那样的选择。选择一个典型人物“胡适”来看看。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进行了频繁的同框。他们新文化运动阶段亲如同志。此前陈独秀屡次参与政治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回国之后立定主意二十年不碰政治，专注于国民教育。另一个相似选择还有梁启超。鲁迅弃医从文，也是希望从精神上确实的救助国民。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以文救国”运动。通过教育改造国民性，通过国民性的提升继而导入政治变革。可以说，以文救国是当时中国精英分子们的一次较大的共识。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用了一个又一个救国药方，均是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这些药方在别国管用，而在中国唯独不行呢，反省过来，反省过去，结论就是很清楚了，“一定是中国文化不行。一定是国人的国民性不行。”于是，就产生了新老人物们共同参与的新文化运动。产生很多激烈的文化主张，其中就有“废除汉字”。新文化运动队伍内部也有分歧，但限定在保守与先进之间，主旨都在教育国民。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在高峰期间发行量在1万5000本以上。全国青年翘首以盼，并且集体学习。1918年教员在北京待了半年，后回到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大致思想主旨是跟随“新青年”的。新文化阵营在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之后，产生了分裂。第一件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批赞成十月革命与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布了《庶民的胜利》，并向国内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列宁的补充下，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革命”的革命路径。通过“新青年”传播“暴力革命”让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社会”群体很为不满与很为着急。在他们看来，革命以及暴力革命只会将中国带入更为万劫不复的境地。中国历代大混乱时期，人口减少一半是常态，史书上都有密密麻麻的记载。还有近代的法国大革命，你方杀罢我方杀，每个城市都有砍头台。最后出来了一个军头来收拾局面。这个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暴力革命还是停留在思想争论的范畴。接着发生了第二件事，“巴黎和会上中国被出卖”。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参与巴黎和会，届时主政的北洋政府派出外交人员，指望被德国侵占的国家主权。国联也建起了，国内以“公理战胜强权”来声援巴黎和会。结果是将“德国权益”过渡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国内群情激奋，北京学生率先聚集与游行，之后全国各地学生与工人响应。这个变情被后来称呼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费心操办“新青年”是希望通过观念改革，迎接德先生与赛先生，配得上世界文明之公民资格，于此列强诸国必以平等待我。结果就是，根本没有公理，只有强权。让陈独秀也看清楚了，当今世界列强不可能以公理待国人，当今中国也不能指望通过教育提升国民性以达独立自强。“今日之中国，只有俄国一途。”陈独秀向李大钊靠拢，后面就有了南北相约建党。此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算是彻底分裂了。个人认为，胡适是一个被误解极深的人。支持他的，反对他的，都是误解极深的。说句拔高的话，他的政治立场有点类似于苏轼。既不是顽固的保守派，又不是激进的革命派。胡适的学问与视野绝对是极好的。他应该是清楚中国的状况已经到了极其糟糕的境地，只是用上革命手段，到底是将糟糕挽救出来，还是让糟糕变得完全不可收拾呢。他个人判断是后者。他有两句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只是在一个主义主导的时代，他的“问题论”注定是不合时宜且不受欢迎的。类似胡适这种，不信任暴力革命不信任主义的但依然力所能及的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事务中的群体，构成了传统中国。也就是在49年后选择南渡的那群人。革命中国的初级版本应该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一共发起了10次武装起义。每一次都是一场惨烈。最有名的是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收敛了烈士遗骸72具。实证了谭嗣同的那句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请自嗣同始。”流了那么多血，震动了社会，也部分启发了民众。清廷也遮遮掩掩的开始做内部变革。内外作用下，让“三千年未有之大变”成为抱持家国情怀群体的基本共识。辛亥革命突然的必然的发生了。孙中山急匆匆赶回国内，当选临时大总统。到了1922年，陈炯明事变后，孙中山先生确认得不到英美日的支持，转而求助于苏俄。孙中山非常感叹，国民党早在10年前就确认了政权，而如今依然是残局。苏俄短短5年时候，就完成了国内国际的极大成功。1924年就确认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当时，我党的党员不到500人，而国民党的则超过20万。从具体实力出发，这种合作的必要性不强。国民党的党内反对声音也很大。之所以选择此种合作，孙中山的考量有三个，其一，通过外党完成一些国民党不善于做的事情。其二，通过这个组织为桥梁跟苏联建立关系。其三，对旧国民党已经失望了要建立新国民党。之后，北伐战争开始。自此，中国进入到“革命中国”的历史叙事与路径中。传统中国成为中间力量与调和力量。用教员的一句话总结下从传统中国到革命中国的历史进程，1920年给蔡和森的信，“我看俄国式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弃而不采，单要采用这个恐怖的方法。”接下来，我党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中国路径走得更远。再说第二方面，“社会形势与我党的发展”。中国真正的现代性革命应该要从北伐算起。北伐是用一种主义消灭一种利益。苏俄之于国民党，算是上市投资。之于共产党，算是天使投资。国民党的理论水平虽然不行，但是毕竟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血火战斗，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而我党承担得更多的是“群众发动”的工作。届时，我党的处境是很尴尬的，国内力量不如国民党，而国际力量却是超过国民党。这里说的国际力量是苏联。虽然苏联人全力支持中国革命要以国民党为主的大方针。但当时的共产国际的思路与领导也是不稳定的。加之，从国民党的角度看，“你们是一个颜色的”。当初接纳500人不到的共产党人进来，国民党内反对的声音很大，被孙中山压制着。如今这些几百人的队伍，通过苏式的组织理念，在全国各地搞出了很多大的动静。似乎是在跟国民党争夺革命党的领导权。关于如此“不对等”的合作，我党内部也有人提出过要建立独立武装力量的想法，但都没共产国际给驳回了。关于共产党应该在国民党中担当什么角色，以及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共产国际也是充满了模糊与摇摆。共产国际为什么认为一定要让国民党来承担革命的领导工作呢？原因是两个方面，其一，从实力出发。国民党是一个超过20万党员以及10多年革命实践的政党，而我党还只是一个人数几百人并且多是知识分子的“理论党”。其二，俄国革命成功的是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按照马列主义的理念，是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已经是“越级”发展了。而中国连规模化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具备。应该是先完成以资产阶级为主的民主革命。而认定国民党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教员此时接触马列主义不久，深信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与规划。投入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到国民党的工作者。以期强悍的工作能力，获得了一些国民党人的认可。在共产党人与苏联的大力支持下，仅仅推进一年的北伐，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将一个偏居南方的革命力量，几十年革命未果的国民党，俨然要成为中国的政权话事人。如果北伐没这么顺利，国民党的獠牙露出不会有这么快。内部不团结一直是国民党的先天基因。换一句说，他们善于内部斗争，而不善于外部革命。国民党人哪懂共产国际对社会阶段性的划分，果子眼看熟了，接下来就是摘果子了。这是本能反应。至于用什么理由用什么姿势，反而是其次的问题了。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就很不认同中国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坚定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是适合中国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策略，是通过苏俄的力量帮助改组国民党，继而完成三民主义式的中国革命。同时，另一种隐秘的动机与声音也在升起，“通过加入国民党继而影响国民党”。这两种立场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一开始陈独秀是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两者阶级利益不同，并且国民党的性质也不如很多人预期的那样。后来加入了共产国际，按照组织原则，只能接受加入国民党。等国民党与老蒋强大了，就发动了必然会发动的清党与大屠杀。此时陈独秀作为替罪羊被抛了出来。在被免除职务之后，他接触了托洛斯基的关于“革命要按照各国实践”的理论，继而组建了“中国托派”。客观上造成分裂党的破坏性，继而被开除党籍。后来还因为“中国托派”做了四年国民党的牢。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我党邀请他回延安，因为要检讨“中国托派的往事”而存疑未能成行。大革命之前我党的党员数接近6万人，之后只剩1万人。总结过去三年的大革命教训就是妥协过分而斗争不够。现行策略几乎都是反着之前的来。之前搞党派合作，现在搞武装暴动。之前搞阶级融合，现在搞阶级对立。刚刚上位的老蒋继续北伐，各方势力乱斗在一起。此时的共产国际是不主张全面的城市暴动的，而是希望中国的同志能够接受“革命进入低潮”的现实。此时的中国同志已经有了自己的革命判断了。“认为革命高潮正在到来”。盲目的城市暴动让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革命力量很快就被消灭。共产国际对中国同志很失望，直接派出了流苏学生回国掌权。我党的革命进入了一段由留苏派掌权的至暗时刻。创建“教员思想与创业实践”学习社群，100元/年。已经完成文字稿10万字+。近期整理内部分享。感兴趣朋友加下面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