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吃一口巧克力（25岁）
中午，爸爸给我和妈妈发了一张他和查理的自拍，照片中，他自己的脸只出镜不到了三分之一，将镜头完全让于另一主角，可对方却一脸冷漠无视。紧跟着是一条文字消息：“养出感情了，有时晓得是猫，有时觉得是崽。”没错，查理是我家的猫，今年春节将尽时，才加入这个家庭。彼时，他是带着“使命”来的——治愈抑郁的我。在猫咪光临的前一天，我和妈妈还围在乡下老家的地炉边取暖，身边堆着行李和春节剩下的年货，就要准备坐车回市里了。那时，我已经吃了将近一个月的抗抑郁药，无论个人状态还是家庭关系都有好转的迹象，妈妈忽然对我说：“养只猫吧。”在一些故事中，身边人的变化是按照这样的剧本发生的：抑郁的消息像一记带着神谕的耳光，瞬间将患者身边的人打醒：父母醒悟了自己的失职，朋友醒悟了自己的冒犯，冷漠的人变温暖，苛刻的人变包容……世界很快变得美好。然而，现实更贴近毛姆的这句：“上帝的磨盘转得很慢”。我们所期望的改变，需要花费比我们想象中长得多的时间，甚至，理想的剧本永远也不会上演。我可以肯定，父母是爱我的，虽然并不总是以我理想的方式爱我——这是多数矛盾的来源。我一直期盼着，父母能意识到他们在我成长中的缺位，及其带来的伤害，我期待他们迅速做出改变，以我最能感到治愈的方式爱我，从此我成为幸福的人，但现实中，我们既无方法论也无实践经验，进展坎坷且缓慢。就像我的母亲，如果为人父母是个求学的过程，“帮我走出抑郁”这件事对我妈来说就像育儿高考的考题，它需要你调动为人父母十几二十年的经验去解题。如果你妥善处理过孩子幼儿园时的哭闹，那你或许会更温柔地擦掉她抑郁时的眼泪；如果你排解过她小学转学后难以融入新群体的孤单，那你对她抑郁时的孤独或许更能包容；如果你曾陪伴中学的她面对初陷青春时的躁动、懵懂和无助，那你对她抑郁时的不安或许会更有办法。越多次适当地介入孩子成长中的灰暗节点，你就像刷过越多次《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的学霸一样，能稳稳面对毕业大考。但不太幸运，我的母亲某种程度上算是个“逃学”的母亲：从我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们一家三口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只有周末和年节能聚齐。五年级之后，我基本想不起“母亲”这个角色在我成长中的作用（其中也有我记性欠佳的原因吧）……坦白地说，当我困扰于毕业论文选题，为此焦头烂额，一步一步走向崩溃，最后不得不在春节前一个月，走进医院寻求帮助时，就决定把父母拉入这场风暴，就像一场复仇。虽然这次抑郁的导火索与他们无关，但过去七年反复与抑郁交手的经验告诉我，它与潜伏在我成长过程和家庭关系里那些久未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父母，是我抗抑郁过程中最无法回避的人。面对我的抑郁，我们仨像被丢进了时光机，许多仿佛早已无影无踪的往事，于眼前悄然浮现。我们在温情、摩擦、理解、抗拒混杂的潮水中艰难迈步，状况比初学步的婴儿还不稳定，可能上一秒我们互相治愈彼此谅解，下一秒又陷入剑拔弩张的紧张中，如此反复。抑郁的消息，我不敢也不想直接对母亲讲，因她身体不好，也因她鲜少给予我想要的理解与支持。我就先和父亲坦白，从医院回家后，我们比较默契地分了工，我负责吃完饭回屋睡觉，由他向妈妈转达整件事。当晚，我久违地睡了个堪称安稳的觉，没有压抑的痛哭和苛责的自省，只有沉沉的疲惫。第二天清早，我的大脑还陷在沉睡中，恍惚间听到妈妈走过来，她轻轻跪俯在床上，靠近埋头在被子里的我，摸摸我的额头轻声说：“我昨晚做了一晚上梦，帮你想论文题目。我想到了，就写‘人生’。”，然后轻带上门出去了——我明白父亲已经完成任务——短暂得我都恍惚那究竟是梦中还是现实。中午，餐桌上弥漫着略诡异的气氛。抑郁成了我们家里的大象，我们对此拥有一些共识，但要开口谈论它还是各自小心翼翼。午饭接近尾声时，我们擦边触及了这个话题，然后母女两个对着哭起来，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起了。然后，我点开平板里听了一段时间的抑郁公开课，摆在桌上，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心想了解这个病，就听听这个吧。”那天下午她就一直在看，看完她对我说了大概这样一句话：“这件事还是要你自己走出来，我们帮不了你。”有时我想，母女关系，真的是世上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值得用总结兵法的智慧来研究。贴心时，她们为彼此奉献最无私的爱，针锋相对时，她们互吐最毒的蛇信。与母亲交流，我常有战场上与敌手短兵相接、近身搏斗之感。我们手握带刺的尖刀，深知对方死穴，常常明知那一句话说出来就要刺伤对方，却无法住口，因对手的软刃已经滑到我喉头，结果次次落个两败俱伤。可惜这世上的兵法只关心男人间的血斗，若早来研究最亲密的两个女人是如何交手的，恐怕境界还要再上一层。对，是的，科学上也是这么说的，我必须靠自己走出来，非常冷酷的事实。我想，这可能是她做母亲的惯性。从小到大，她总在“物质层面上成为一个好母亲”这件事上忙得不亦乐乎，但几乎缺席于触及心灵的关心。我从来感谢她在物质层面对我的用心，但这无法弥补她在另一层面的缺席：她不习惯，也不会应对我心灵层面的问题。直到一个月后，春节将近，我们又一次聊起过去的事，妈妈才意识到，这种糟糕的模式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多么巨大却隐秘的伤害。那天晚上在房间的小沙发里，我蜷着她坐着，当时防御性还很强的我有意识地保持着一些身体上的距离，她说：“其实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自己成长到现在这样子了。”楼下的亲人们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中，而我们坐在一起，哭得眼睛红肿。但要说她就此改变了一切，准备当一个全新的母亲了吗？不会这样的，就像我也不会突然改头换面成为父母心中的“100%理想小孩”一样。我们只能拖着自己沉重的惯性踩在乱糟糟的废墟上，怀抱大量的决心和少量的希望，手脚不停地垒砌那不知全貌的新的未来。比如接猫回家那天，妈妈状似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有了猫之后，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吧。”当下，我内心的火噌一下冒起来。我觉得她并不想真的治愈我，她不承认、不正视我的疾病和痛苦，这让我很生气。那一刻，我觉得猫和我都很可怜。当晚的日记里还清晰可见我对这句话的反复纠结。冷静之后，妈妈的话其实很好理解，她只是想让我“好起来”，只不过在她的人生经验里，抑郁不是一个能被大众科学看待的病症，它承载着严重的污名，患者需背负沉重的病耻感，她不想我经历这些，所以她急需一个宣判——一个我健康、我正常的宣判。而猫，被她当作此刻的神药。我自己可以毫无病耻感地去看医生、吃药，甚至和朋友谈论抑郁的感受，但这对她很难，而我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强迫她突破这一点，那很残忍。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的脾气烟消云散。反复摩擦又平复后 ，我渐渐摸到一点平衡亲子关系的法门，那就是——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一句古早的流行语送给自己。直到现在，我的抑郁得到缓解，才终于腾出能心力，调整对父母的期待，找到“父母的限度”和“惯性的力量”这两个词汇装置，来缓冲我对父母的“苛求”，让我有余力甩下过去，向前走。永远不要像反省自己那样分条缕析地研究父母的某句话、某个行为，经历过抑郁的你应该最明白这种做法只会带来无意义的巨大痛苦。你需要领会的是“整体上，她是爱你的”这一点中心思想，就足够你们各得安慰了。她梦里帮你想论文题目是爱你，即使她根本不清楚论文与作文的区别；她提议养猫也是爱你，即使她病急乱投医，对猫咪这剂神药寄予了过高的期待。我发现，如果想从以前遍体鳞伤的母女模式中跳出来，我必须做出一些认知上的改变。我不再急切地渴望从母亲处获得理解，我只从她那里获取爱，因为爱我是她确实在做的事，即使她不理解我。同时，我对她却要付出更多的理解，因为在我们的关系中，她理解我是较难的事情，而我理解她却可以努力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正是教育的进步作用，良好的智识赋予人理解和包容的能力。社会在狂奔，上一代人可能跟不上脚步，理解和包容是下一代人需要反哺的东西。就这样，我们母女俩在安慰和争吵的交织中前行，甚至因为我比以前更加“做自己”，争吵其实发生得还更频繁些。在反复摩擦中，一个原本模糊的思考渐渐被我淘洗清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父母不一定（更可能的是，一定不）能以我想要的方式来我、对待我。很多时候他们已经用在他们所能想象的范围里最善意的方式和我们对话了。此时，最好的情况是，我可以辨明他们言行的底色是爱。想明白这一点后，我脑海里又回想起那天中午在饭桌上，我播放给父母看的那段视频，主题是教父母如何与抑郁症患者相处。视频给出的最后一点建议是“养个宠物”，可爱又毛茸茸的生物所带来的的治愈性，比任何人的陪伴都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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