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民教授：中国神经介入的大航海时代

大家都知道，脑血管造影技术是神经介入的基石。然而，在中国，这一技术的“婴儿第一声啼哭”却滞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近三十年。1927年，葡萄牙的António Egas Moniz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脑血管造影，开启了神经介入领域的先河。直到1956年，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王忠诚院士才在北京进行了中国第一例血管造影术。在缺少防护的情形下，王忠诚院士无数次暴露在放射线中做实验，用自己的健康换来了2500份脑血管造影资料，并于1965年出版了中国首部脑血管造影术专著《脑血管造影术》。这部凝聚着他心血与智慧的著作，不仅极大地缩短了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为中国神经介入事业的发端埋下了宝贵的火种。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全国科技工作包括临床医学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神经介入领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马廉亭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凌锋教授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吴中学教授这三位极为重要的先行者，为中国神经介入事业的真正进步分别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中，马廉亭教授从战创伤领域切入，一马当先地进行了中国本土开拓性的探索与实践。1978年，他率先在国内开展经皮穿刺股动脉选择性全脑、脊髓血管造影术；1979年，他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颅脑血管战创伤的血管内治疗；1983年9月，他在国内最早以弹簧圈栓塞治疗外伤性颈动脉海绵窦瘘，成功开创了我国神经外科血管内治疗的先河（1985年发表论著）。再接再厉！1987年，他在国内首次成功实施“横窦孤立术”治疗复杂型硬脑膜动静脉瘘，解决了颅内动脉向静脉窦供血无法经动脉栓塞的难题；1995年，他首次应用可脱性球囊直接栓塞上矢状窦中后段治疗硬脑膜动静脉瘘获成功，先后采用可脱性球囊、游离钨丝弹簧圈、机械可脱性弹簧圈和电解弹簧圈治疗颅内动脉瘤取得了良好效果，治愈率达95%以上……

凌锋教授则是最早接受西方神经介入技术的系统学习并将后者完整带回中国的领军人物。1982年，凌锋教授踏上了远赴海外取经的旅程，翌年学成归国后，即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血管内介入治疗。1986年，国内首家神经介入放射室在解放军总医院成立，由凌锋教授负责，很快举办了国内最早的神经介入培训班——可谓中国神经介入的“黄埔第一期”。1996年，我国首次引入电解脱弹簧圈（GDC），凌锋教授等率先报道了GDC栓塞治疗颅内动脉瘤，并获得满意疗效，自此国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进入可控阶段。随后，凌锋教授等又在国际上报道了颅内动脉瘤栓塞标准的专题研究，提出动脉瘤栓塞标准的建议和动脉瘤过度栓塞的概念，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早期开展弹簧圈栓塞动脉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她通过举办各类学习班、组织学会/协会等方式，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积极传播了神经介入技术和先进理念，为中国神经介入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国内第一家独立的神经血管介入科，建立于1996年，创科主任是吴中学教授。据他自己回忆，作为王忠诚院士的第一个博士生，他1985年初到北京时定的博士课题便是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当时的国内神经介入领域一片荒芜，连最基本的材料都不具备，他只能自己动手制作。为了制作弹簧丝，吴中学教授跑到北京灯泡厂找钨丝，前200例手术的材料几乎都是他“手动生产”。截至2018年，他带领团队累计完成介入治疗脑血管病20000余例，其例数和疗效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并发明了8项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其中颅内动脉瘤和颈动脉海绵窦瘘的治疗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

“三驾马车”齐发力，中国神经介入的发展渐成星火燎原之势，也朦胧中照亮了我的医学前行之路。那个时候，科室里的脑血管病手术仍以开颅手术为主，且困于条件，术后效果非常有限。1992年，在武汉军区总医院（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马廉亭教授组织的学习班上，我第一次接触到神经介入。虽然我还看不清楚整个脑血管病治疗的未来，但既然开颅手术还不够完美，为什么不去尝试新的介入治疗的方法呢？所以，尽管当时中国的神经介入刚刚起步，设备器械落后，很多都要自己制作，但艰难背后，我嗅到了这一新兴领域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自那以后，我就积极主动地去搜寻神经介入方面的各种信息，也有幸陆续结识了我国第一代神经介入开拓者。1997年，我踏上了前往日本的学习之旅，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的神经介入治疗技术。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就是我要全身心投入的领域，从此便一心扑在了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当中。

在面对复杂多变的脑血管疾病时，面对患者，我们有太多的无奈，我深感传统思维的局限，唯有大胆地去探索创新才有可能找到希望。但这谈何容易，创新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2000年，我率先在国内成功开展了第一例颅内支架成形术治疗脑动脉瘤，当时所面临的压力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几年间，我收到的反馈里90%以上都是质疑，可我心里清楚，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我所选择的方向是对的，必须坚持下去。最终，一次次成功的治疗证明了颅内血管成形术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全球同行们也开始认可我的做法。回过头看，那就像破晓的曙光，让神经介入进入了血管重建的新阶段，给中国神经介入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我也希望，这一经历能继续鼓励后来者，勇于探索、迎难而上。

进入新世纪，我深感中国神经介入从业者需要更加积极地与国际接轨，加强内外部交流与合作，同时注重临床实践和医工结合。

于是，致力于“请进来 走出去”，我在2001年发起创立了OCIN（东方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大会，后改称“东方脑血管病大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交流、合作、规范、创新”的宗旨，并一以贯之至今。通过这个平台，广大的中国神经介入同仁不仅接轨国际前沿、学习海外先进经验，也逐渐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展示给世界。更重要的是，OCIN积极促进了全国脑血管病神经介入专业队伍的规范成长，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效推动了行业生态的茁壮成长和日渐成熟。

2016年底，我们（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针对国际卒中研究热点发起了DIRECT-MT研究——即“中国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直接动脉治疗的疗效评估：一个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该研究历时4年，最终于2020年5月，以杨鹏飞教授和张永巍教授为第一作者、我为通讯作者、国内41家高级卒中中心共同付出努力的研究成果，以原创论著形式正式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推荐阅读：《向DIRECT-MT全体同仁致以衷心感谢！》）上。

作为首次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亮相的中国神经外科和神经介入领域的重磅成果，DIRECT-MT研究成果不仅为相关临床治疗提供了重要的循证医学证据，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神经介入的真正崛起和已然具备的研究实力，因而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同样让我引以为豪的是，DIRECT-MT研究成果还极大地鼓舞了国内神经介入领域的所有从业者。然而，数年之后，当我们翻过新的一页页激动人心的篇章，再次回首2020年5月的那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DIRECT-MT研究成果的石破天惊，我们更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神经介入伟大的大航海时代的启航！

自DIRECT-MT研究以来，这本记载着中国神经介入大航海时代的航海日志，字里行间始终闪耀着我们团队以及全国近百家相关参研中心并肩作战的坚毅身影。每每翻开它，那一段段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的岁月便扑面而来。此刻，让我们在匆匆掠过的纸页间，共同探寻那些熠熠生辉的奋斗篇章。

这些成果的背后，凝聚着无数中国神经介入科研人员的心血与智慧。回顾往昔，我们团队始终紧盯国际医学前沿创新突破，一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直到在研究方面贡献了被国际同行认可的“中国答案”。犹记得在DIRECT-MT研究实施时，全球多项针对同一问题的临床研究竞相开展，包括荷兰的MR CLEAN NO-IV、澳大利亚的DIRECT-SAFE、瑞士的SWIFT DIRECT和日本的SKIP等等，这一形势促使我们团队必须争分夺秒，同时始终以国际顶尖科研标准与规范自我约束。从研究起始的方案设计环节，我们便深度参照国际通行的临床试验规范，进行全方位、精细化规划，确保方案兼具科学性与可行性……通过我们团队的不懈奋斗与对卓越的持续追求，我们不仅在国内神经介入领域逐渐树立起行业典范，同时在国际上也收获了广泛的赞誉与尊重。这些努力为中国神经介入科研走向世界前沿铺设了稳固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全球舞台上展现其独特魅力，并与全球业界同仁一道，共同推动整个行业不断向前迈进。

长海医院刘建民教授、杨鹏飞教授团队

（图片来源：海军军医大学微信公众号）

这些成果的背后，也离不开我们始终坚持的创新科研思维、严谨科研态度以及开放国际视野。说到国际视野，过去，我们各个学科的指南以及医学技术的提升，大多依赖西方提供的证据和药物，我们在应用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创新。而现在，当我们具备了一定能力且走到了前面时，面对诸多未解决问题乃至新问题，其中力所能及的，我们就应该为全球医学提供答案，为全人类贡献更多证据。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国家一些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应对和解决也绝不是几个国家几支研究团队的事情，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理应如此去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价值观下，我们更加义不容辞。

因此，在研究方面，我们充分利用本土丰富的病例资源，特别聚焦神经介入领域的全球性关键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挖掘东方人群疾病特点，力求为全球同类疾病治疗开辟新思路。例如，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ICAS）是东亚和南亚地区缺血性卒中的重要病因，当前积极药物治疗对部分患者卒中复发风险的控制不佳，传统颅内支架置入术也面临诸多挑战，如输送困难、并发症多以及远期再狭窄（ISR）率高等问题。我们团队由此设计了首个通过微导管输送的自膨胀药物洗脱支架，并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在近期召开的“世界介入神经放射和治疗联合会（WFITN）2024”大会上，正式向全球发布了《自膨胀药物洗脱支架（DESES）治疗症状性颅内高级别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ICAS）的疗效和安全性》的报告。试验结果令人鼓舞，DESES在减少ISR方面成效显著，安全性良好。该款支架将填补全球器械市场空白，为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狭窄血管内介入治疗提供更为丰富的解决方案，造福更多患者。

当然，在医学探索的漫漫长路上，临床试验宛如在未知海域航行的船只，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就拿阴性结果来说，它反映的是临床研究大胆假设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是临床研究的常态。我常跟团队成员说，我们应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坚持“病人第一，规范创新”的准则，坦然接纳研究过程中的每一个客观结果——哪怕是阴性结果。以PROTECT-MT研究为例，由于研究过程中发现实际情形与团队最初设想存在偏差，出于对病人安全因素的慎重考量，该试验于2024年4月18日暂停并最后终止。彼时，研究仅推进到计划的1/3。尽管如此，PROTECT-MT研究最终以“阴性”结果登顶《柳叶刀》杂志。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可靠且具有借鉴意义的阴性结果本身也是一项重大发现，不仅能够指导我们在患者诊疗中做正确的事，而且也能为后续研究照亮新的方向。

另一方面，通过OCIN平台和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牵头的一系列多中心参研的关键性RCT项目，我们不仅致力于重要临床科研成果的孵化，更全情投入到科研生态的建设中。比如，在DIRECT-MT成果发布当年的OCIN2020上，一个关注脑血管病领域临床研究的非官方组织——东方脑血管病协作组（OCEAN Consortium）应运而生。其旨在通过共同探索、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和共同完成，带出更大一批能够参与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的高素质医疗中心，以期将更多的科研产出，带给世界更多中国证据。2021年创建的临床事件评估委员会与影像核心实验室（OCIN Core-lab），则整合了一系列符合国际标准且可共享的软硬件资源，旨在与后续成立的OCIN临床事件判定委员会一道，打造对标国际的高水准的研究平台，以期更多的临床项目被全世界接受和认可。再如，诞生于OCIN2023的OCIN YOUNG项目，聚焦于青年人才的培养，旨在为中国神经介入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为中国神介的明天培育更多的中坚力量。我们欣喜的看到，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科研生态雨林正在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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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还积极推动产业联动，促进本土原研创新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助力中国神经介入技术与产品走向世界舞台。以Tubridge密网支架为例，我们指导研发团队历时13年，以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更具前瞻性的概念设计和更为严苛的RCT考验，最终成功打造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作为一款国产血流导向装置，Tubridge密网支架的问世，不仅为国内患者带来了更多优质的医疗选择，同时为全球提供了首个FD治疗颅内大型动脉瘤的一级循证医学证据，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产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提升。在这种积极影响下，中国神经介入领域的医疗器械研发成果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全球范围内首个生物可吸收栓塞弹簧圈Nufairy™等，成功从me too的产品跟随模仿，进化到me better乃至first in class的真正的产品创新。

回顾过去，中国神经介入从最初的艰难起步、蹒跚学步，到现在能够与世界并肩前行，甚至在部分领域已经成为引领者，这其中的每一步都饱含着无数临床科研人员的心血与汗水。

中国神经介入大航海时代的航海日志正在不断记录新的奋斗篇章，展望未来，我相信，从标准化、规模化的临床试验，到临床试验的集群化发展，这一系列科研“组合拳”，将构筑起中国神经介入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科研模式。而我们的身影，必将继续活跃和闪耀在航海日志的每一页字里行间。事实上，在完成了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关键领域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MT研究”后，我们团队目前还有14项MT关键性研究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当中。由此我更坚信，中国神经介入的前景必如波光粼粼、浩瀚无垠的海面一般，充满机遇与可能。

想当年，以哥伦布远航为标志的大航海时代，绘就了地理大发现的宏大历史。看今朝，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中国神经介入事业也犹如一艘艘鼓足风帆、破浪前行的巨轮。我很荣幸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员，也期待与这个时代的众多同行者一起，怀专业精修之身，以开放无畏之势，聚合作创新之力，冲破重重艰难险阻，驶向更远的未知，带给世界和中国更多的惊喜。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战创伤中心主任

全军脑血管病研究所所长

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副会长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常务委员

上海市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会长

JNI期刊（Journal of Neurointervention）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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