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民：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丨政治学研究

“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这一观点旨在描述与分析中国政治学（中国政治研究）近年来的发展走向。本文将“内在转向”理解为“何为中国”的政治学回应，其核心是“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的方法论意义，它为中国政治学找到了自己的根脉与灵魂，引导中国政治学再出发。本文希望借此为中国政治学的提问方式、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建立雏形，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框架与知识地图。

“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基于两个学术判断。第一，“没有中国”的中国政治学史。“没有中国”并不表示中国研究缺位，也不否定百年来中国政治学者的艰苦探索与丰硕成果，而是认为：中国政治学使用的概念、理论与分析视角多是西方的，将西方经验视为比较政治学的普遍性范式，中国是西方政治学的中国研究分支或领域，而非以中国为本位、将中国作为自主对象的政治学，这是“中国的”政治学而非“中国”政治学。这就像沟口雄三批判日本的中国学研究那样，将“中国日本化”“亚洲欧洲化”而没有“中国”与“亚洲”。第二，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建制性概念”的大量涌现。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的新进展在于，“从模式套嵌转向本土研究、从病理分析转向生理分析、从西方话语的搬运工转向理论建构的探索者”，此进展的直接表征便是一系列“建制性概念”的涌现。“建制性概念”是一种比较性指称，即相对以往借用外来概念，通过比附、修正甚至反对才能解释自身的概念，建制性概念更多地直面本土经验，是从本土材料中概括、抽象或演绎出来的概念，假如说前者是比附或否定性的（比如“中国不是……”），而建制性概念则是正面的、建设性的（“中国是……”）。因此，从方法论上说，这些建制性概念是“何为中国”或“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的认识论的发展结果。这些建制性概念，既有着眼于历史中国形态（如“天下体系”“儒法国家”“文教国家”“大一统”）、当下政治权力结构（如“党治国家”“责任国家”“使命型政党”）及其运作（“会议政治”“小组政治”“项目制”）的描述与解释，也有对中国政治的社会基础（如“家户制”“韧性小农”）的描述与解释，更有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论”（如“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自觉反思与明确运用。这些建制性概念并非一种口号式呼吁，也不再是个别研究成果的点状散布，而已经是一种整体态势：将“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使用，形成解释性政治知识。这种整体态势及其气象，使我们断言，中国政治学发生了有别于既往全盘西化的“内在转向”。

回看百年中国政治学史，经历了从全盘西化、本土化论争到新时代政治经验的理论建构的过程，从步趋西方、缺乏“中国本位”的知识创造，到提出中国政治学之所以是“中国”的问题意识。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是对当前中国政治学建制性概念及其研究态势的观察与判断，即中国政治学在比较分析与经验分析的基础上，转向中国内在的知识资源与理论解释，其核心是中国本位方法论的建构。这一部分，将通过对建制性概念的梳理，分析内在转向的含义及其表现。

（一）“内在转向”的含义

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有三层含义。第一，在中国政治研究层面，从对西方政治学的取经与亦步亦趋，逐渐走向对中国的内在思考，建立起以中国为坐标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第二，在目标与取向上，从现代/世界出发，充分挖掘与再解释和现代/世界政治相关的传统资源，是“内在转向”（Inner Turn）而不是“转向内在”（Turning Inward）；第三，在知识体系上，从传统政治史的弄清史实与哲学的演绎内省，走向以分析和中层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与概念提炼。作为知识生产的结果，中国政治学将成为欧美政治学的竞争性范式，互补而非取代，共同建构国际社会科学与现代/世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

“内在转向”的核心机制是“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即对过往历史与当今经验的温情理解。然而，不同于纯粹的史学研究，“内在转向”之“同情”的落脚点不是再现历史场景，而是启发当下。就经验研究而言，内在转向与史学共享“求真”的规范，以经验材料为依据，以解释为理论目标，然而在功能上，它指向“共同体的善”，即经世致用的实践传统。与福柯知识考古的“谱系学”方法比较，“了解之同情”在操作手法与解释机制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其鉴古知今、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功能却与知识考古的碎片化与价值虚无有天壤之别。

（二）“内在转向”的表现

“内在转向”暗含一种分析进路，即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及知识地图是内在于中国的，以“中国为方法”。这种“内在性”源于两个研究视角：比较分析与经验分析，前者表现为古今中西比较框架下的现代与世界指向，后者表现为历史分析、田野分析及其在世界领域的扩展三种具体分析路径。比较分析与经验分析统合到现代中国，“内在转向”是从现代与世界出发，挖掘传统资源以为现代中国的培养基。

1.比较分析：中国政治研究的现代与世界指向。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首先是方法论的转向，即“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这一“中国本位”的方法论内含古今中西之争的比较视野，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中西之间，以中国为方位；第二，古今之间，以现代为指向。

中国本位的方法论表现在以下几个表述里：“重新发现中国”“在比较中发现中国”“以中国为方法”“在中国发现普遍性”，更早的表述是“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正是在共同体营造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上，才有“何为中国”的如下命题。首先，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解释（尤其是历史解释）：“中国何以来，何以存续以及如何治理”，传统中国为现代中国设定了怎样的条件与路径；其次，如何理解与解释当代/现代中国的国家或权力结构形态，以及中国的治理能力、绩效怎样；再次，中国政治的社会基础如何；最后，中国本位的研究方法论是怎样的。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建制性概念，勾勒出普遍性之下的中国样态，或者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纯粹形式下的具体形态”。从（比较）政治学角度，这些命题与其说是“中国方案”，毋宁说是反映了共同体营造的“普遍性”框架。

中西之间的中国方位、古今之间的现代指向，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实质上是一种比较政治分析。它以“纯粹形式与具体样态”二分的方式超越了西方政治学理论：一方面向西方学习，确立政治学的普遍性命题，另一方面破除西方政治学的迷思，确认中国政治学的具体样态，并初步提出建制性概念。需要注意的是，在“何为中国”的问题意识上，内在转向的比较思维方式，并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趋势。

2.历史分析：理解现代中国必须诉诸历史中国。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明显趋势是转向历史，历史政治学的崛起以及田野政治学的历史分析即其表征。中国政治学的历史转向，既不同于译介性复述，也不同于结构性分析，而是将理论结构或概念理解置于历史语境之中，厘定其意义及价值。这可以视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行动的开始。

学术话语中的历史分析有不同的类型，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史学分析方法，也有两种迥异的指向。

其一，对西方概念的历史情境化解构与重组。例如潘维对“西来政治概念”的历史除魅；王绍光对民主制度四种形态、抽签民主及治理概念的“正本清源”；杨光斌及其指导的博士生对民主理论流变的分析；杨光斌对合法性概念的分析；张凤阳对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的研究。这些选题、论证及结论在西方学术界并不新鲜：在思想史领域，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福柯的“权力的眼睛”、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的“东方主义”及“后殖民主义”，均以现代性为核心概念，反思、批判现代国家建构与制度设计；西方左派尤其是批判理论（文化霸权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将当下制度研究纳入文化生产、经济分配与全球化的地缘政治格局，指出其权力的强制属性；此外，就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现代化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美国政治学议题的外交因素，都有专门的历史分析著作。“概念的旅行”几乎是思想史与翻评研究的常识，然而，此前这些理论只是作为学术潮流进行了译介与传播，现在，它们的情境化（contextulization）方法解构了看似常识的西方政治学知识。

其二，对传统中国政治知识的历史再建构或再诠释。例如姚中秋将中国视为“文教国家”，赵鼎新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概括为“儒法国家”，杨念群对传统帝国延续及其与游牧民族关系（集中于清初）的“大一统”分析，任锋将传统经学解读为“治体论”，张树平对贾谊的“情治”分析，王向民对传统情感的合法性类型分析，更早的则有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分析。更多的研究者再诠释了传统民生概念并赋予其“民生政治”的现代含义。这些研究从中国现代政治出发，探寻古今之间的联络，试图从传统中国的政治资源中开掘有效解释，避免历史研究碎片化。在某种程度上，关于中国党政体制的分析也是一种历史化叙事，或者说是一种融历史于结构的分析。政党并不是传统中国的遗传（“君子不党”），也不是现代西方议会政党的复制，而是传统权力结构崩溃之后，社会政治权力重构而塑造出的权力组织形态。党政体制的经验基础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选择，20世纪的整个政治实践为党政体制提供了历史合法性。

如何理解史学分析在处理东西方概念时的分途？缘由大概在于，国家建构与现代化仍然是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核心议题。面对“何为现代中国”的议题，政治学者无法从西方理论中获得有效解释，而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一致性和内在演化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诉诸中国历史成为理解当下的可行选择。同时，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的国家建构主题一直未变，它警惕西方式的现代性价值批判与解构式史学研究。这表现在：经验层面，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的共同体气质并未消散，碎片化的经验实证主义研究结论并不符合人们的经验感知，“有这么回事，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么回事”！价值层面，传统的大一统记忆与近代的屈辱历史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国家理想与民族追求。知识层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及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成为中国国家建构的认知框架，马克思的理论范式成为中国国家建构的主要知识基础。

因此，“内在转向”除了以中国为对象，其比较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共同落脚点都在于“现代（中国）”。西方现代史学虽然也认为了解历史有助于理解现实，但是现实并不是其研究的出发点，传统政治史研究旨在弄清史实，属于史学范畴，而中国政治学的史学转向则是基于历史研究的学科性方法与概念，旨在发现理论与建构概念。因此，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史学分析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现代史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它既不同于西方社会史、文化史的纯经验研究，也不同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历史解构，更不同于全盘复古。

政治学的史学转向，一方面为中国现代政治概念及其理论分析增添了“历史—社会—文化”的本土意蕴，使之更贴合中国经验；另一方面，为中国传统政治研究打开了一条社会科学化道路，将文化研究推进到社会科学研究，反映了政治学的学科思维整合力。甚至，我们认为后者更重要，因为传统中国虽然有发达的政治知识，但是缺乏因果分析为主导的社会科学化研究，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史学转向客观上要求以社会科学的方式重构传统中国的政治知识。

综上所述，“何为中国”的理论诉求决定了政治分析应当回到中国历史，而“中国向何处去”的提问却来自更为根本的比较方法，尤其是古今之别的比较。“以中国为方法”或“中国”概念的分析进路，合理的理解顺序是“比较—提问—历史分析—理论/知识”。换句话说，“时代”（现代）是“方法”的关注核心，提问本身是对时代的发问，“历史都是当代史”，回到历史是为了回答当下，终点则是社会科学化的政治知识。

3.田野分析：现代中国的再发现与新解释。中国政治学的两支经验研究汇流于田野分析。其一是20世纪90年代的定性研究，在乡村自治与中国体制研究领域，采用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察尤其是参与式观察方法；其二是2006年后推进的经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杜克大学牛铭实教授组织的数届“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有播撒种子之功。自此，经验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方法。

21世纪以来，治理领域丰富的政治社会现象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富矿”。在经验主义方法论指导之下，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逐渐进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例如，中国独特的政治现象或运作方式——文件政治、会议政治、小组政治、人事安排、工作组、联席会议、指挥部、规划政治、群众路线、精准扶贫、政商关系等等——都得到了描述，中国政治过程的运作机制——牵头体制、联动联席、协调制度、项目制、特事特办、情感机制等等——也被发掘了出来，这些“活生生的政治现象”及其运作机制显然不同于西方理想类型的政党政治、民主化、理性官僚制。而且，随着历史分析在政治学界的复兴，传统中国的政治经验尤其是超大规模社会的治理经验也成为经验研究的重要一支。同时，此前停留在政治文件层面的一些意识形态或政策概念（例如使命型政党）也得到了学术化的严谨论证。总的来说，用五彩斑斓、精彩纷呈表述当代中国经验研究并不为过，这也使经验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到极大的拓展。

然而，中国田野分析的两支力量，由于年龄、知识结构，尤其是理论化意识不同，对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理论贡献也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乡村研究，问题是政治学的，田野方法却来自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化并不是其自觉意识。21世纪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为核心的“百村观察计划”和“中国农村调查”之后，理论化逐渐加强乃至有“田野政治学”的大旗，徐勇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发展出“祖赋人权”“家户制”“关系中的国家”“韧性小农/国家”等解释概念，进而发展出田野政治学的学术符号；地方政府的运作是中国政治学经验研究的另一核心领域，“压力型体制”（杨雪冬）是较早的、具有明确理论指向的研究，此后，锦标赛体制、行政发包制、政府公司化（政商联盟）、项目制、协商民主或共识性民主、代表制民主等理论概念也逐渐建构出来。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经过经验实证方法论训练的青年学者，虽然在“发现”与“描述”国家治理（乡村治理、社区治理、城市治理）实践经验方面遍地开花，其理论化却尚待时日。他们要么止步于人类学的厚描，要么搬弄西方理论的问题预设，要么有形式逻辑而无理论目标，每个勤勉的田野研究者都在贡献一个一个独立的“马铃薯”，并被收纳进学术期刊和著作的袋子里。耽于研究对象的自明性与资料整合的可行性等分析技巧，过分追求形式严谨而反噬了研究的宏观视野与穿透能力，忘记了价值意义和理论化，中国经验的学术价值似乎只是为西方宏大理论提供源源不断的初始素材，或证明西方理论或分析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正因为缺乏有意识的理论建构，本应成为中国政治研究富矿的“国家治理”研究范式仍有待开掘。

4.世界政治分析：国内政治的世界推演。假如说比较分析、历史分析与田野分析更多是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方法论，世界政治分析则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领域拓展。世界政治分析的兴起，源于对既有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满，试图用“世界政治”的概念替代“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表述。现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概念的研究单元通常是民族国家及其单元扩大（如全球性组织或地区性组织），讨论的是国家间政治（inter nation、inter state），尤其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大国关系，以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为分析指向。世界政治分析论者认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潜在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世界政治”概念意味着超越现有的民族国家及全球体系，形成“以世界为世界”的研究单位。

世界政治分析有三种观点：新天下主义、新世界主义与世界政治学。新天下主义有两个版本，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学说和许纪霖的东亚秩序论；新世界主义是刘擎重建全球想象的概念；世界政治学是杨光斌历史政治学方法论在世界政治领域的推演。三种世界政治分析有着不同的理论气质：赵汀阳的理论毋宁说是一种哲学规范分析，许纪霖的新天下主义有深深的明清思想史痕迹，刘擎的新世界主义则具有强烈的西方政治理论的思辨取向，而杨光斌的世界政治学是马克思、列宁与沃勒斯坦“政治—经济”分析与葛兰西“意识形态霸权论”的叠加形态。从理论旨趣来看，世界政治学着力于历史解释，（新）天下主义与新世界主义面向未来，试图建构未来世界的政治理论，由此构成“破”与“立”的完整世界政治理论。

世界政治分析之所以是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组成部分，原因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其分析方式是国内政治的逻辑推演与“世界内部化”的理论延伸，以历史与理论的解释而非外交政策为指向，而且强调“世界”的同一性制度设计。显然，这是政治学理论而非国际政治或外交分析的旨趣，也是传统中国政治原则内外一致的观念遗产。第二，在未来制度设计上，世界政治分析走向传统中国的“天下”概念。尽管三种世界政治分析的理论资源各有侧重，但是它们对世界政治走势的判断是一致的，即既有的自由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无法维持，传统中国的“天下”概念能够为未来的世界共同体提供理论借鉴。相较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从先秦思想中发掘出的“道义”（王权、霸权、强权）、“关系”等概念，“天下”显然是一个超越中观与分析变量意义的理想类型范式。假如说帝国论、民族国家国际关系理论、自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范式，“天下”理论就是“以世界为世界”的世界政治理论的竞争性范式。

尽管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建制性概念尚未取得学界共识，甚至有些领域尚未发展出建制性概念，但是，它至少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从愿景到经验的第一步，粗略勾勒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论域、问题脉络与解释机制。作为“有待修订”的标靶，建制性概念可以在反思与诘难中被补充、修订、增删甚至替换，最终结出丰硕的理论果实。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政治学经历了漫长的形式建构之后，开始了真正的再出发。

近年来涌现的建制性概念，表明中国政治学正从学术建制的“形式”，走向“何为中国”的内容；内在转向的整体性趋势，表明中国政治学正在形成一种不同于欧美政治学的学科认知。建制性概念与内在转向提出了中国政治学的历史逻辑问题：如何界定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同时，作为知识建构的再出发，这也意味着：如何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换言之，只有将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才能建构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与理论。

（一）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

如果说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那么，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是什么？这决定着中国政治学的逻辑、结构与知识地图。

“传统中国是否有政治学？”这并不是一个自明的问题。十多年前，中国政治学的主流观点仍然是传统中国有发达的政治思维与政治知识，但并不存在政治学及政治学专著。传统中国的政治论述集中在现代学术分科所谓的哲学和思想史领域，由于缺乏明确的关涉共同体组织、权力形态及“政治学问题”的意识，而被归为文化研究或思想研究范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传统中国的政治知识是综合分析，政治寓含于人伦、宗法、仪礼生活之中，论证泛于王霸之论、道法政的天下大势议题之间，文字弥散于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之内，以至于找不出一本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样的政治专论著作。尤其是宋代理学、明代心学转向内在，更以“理”“气”“心”等哲理概念消弭了政治与权力的论述线索，这是一种“泛政治”而不是专业的“政治学”论述。从中国“没有”政治学到中国“有”政治学，反映的是政治学“学科理解”的认知转变，西方尤其是美国式的学科理解不再被视为唯一标准。

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发现了一个跟西方民族国家不同的现代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历史再发现的大一统、文教国家、祖赋人权、家户制、韧性小农，还是田野经验的压力型体制、锦标赛体制、项目制，现代中国的理论语境都不同于民族国家理论。更重要的是，现代中国在形制乃至某些制度上，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与转型，现代中国几乎完整地继承了清王朝的版图，“一国两制”用现代政治语言诠释了传统“大一统”概念，群众路线、政治协商等民主制度设计及其蕴含的“代表政治”观念可以追溯到传统儒家的“民本”与“民心”，有效治理与国家能力则让人们想起传统中国的发达行政能力。因此，近年来发展出来的建制性概念表明，以“民族—国家”作为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并不符合中国的实情。同时，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另一面，也让我们思考现代中国政治学不同于传统中国政治知识的特征。例如，传统中国蕴含于血缘伦理以及政治生活中的“等级次序”观念并未得到复兴，然而，大众参与的制度设计以及由公民权利而来的国民性概念反而在政治学研究中受到更大的关注。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学的历史转向具有共同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即古今中国社会政治经验的重复性。徐勇观察到，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现象来自传统的反复出现，“祖赋人权”“家户制”皆是中国政治社会传统反复出现的主题；景跃进在政治形态“变与常”的视角下，指出“从周—秦—汉大一统迄今，朝代在变、国体在变、政体在变，但集权逻辑一以贯之，维系如常”；杨光斌则将沟口雄三“中国基体论”扩展为“中国文明基体论”。从“反复发生的社会政治现象”到“变与常”“基体论”，这是一种形式化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也使我们重思如下判断：现代中国的逻辑起点是“在现代化转型中维系住一个统一的中国，使千年古国完整地转型到现代国家”，韩水法甚至认为“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通过转型而非重新构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换言之，正是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让我们重新发现了中国，而中国作为对象的“发现、理解、认识”，决定了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不同于西方政治学。

简而言之，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具有如下三层含义：（1）如何将一个大一统共同体完整地带入现代世界，而不是建构分立对抗的民族国家，尽管权力制约是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2）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是“合”（国家层面的“集”与世界层次的“和”，共同体主义）而不是“分”（个体主义），尽管制约权力与保护公民权利是中国政治学现代规定的内含之意；（3）中国政治学的国家理论是蕴含现代共和制度的大一统而不是单纯的现代民族国家，尽管共同体的公意与国民化是立国之基。

中西方现代政治学的不同逻辑起点，一方面，使我们能够理解近年中国政治学在回望传统历史、体会当代田野时的诸多规定性，另一方面，使我们的知识建构具有明确的现代/世界属性：回望传统历史，并非要复古，而是以“现代”政治理论的知识结构为指向展开“传统再发现”或“传统再诠释”，由是开拓中国政治研究的内在传统知识之维；体会当代田野，并非要步趋西方制度与理论，而是以“历史中国”“文化中国”“超大规模中国”“世界中国”为指向展开“现代再发现”与“现代再建构”，由是开拓中国政治研究的现代知识之维。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及其逻辑起点必然走向将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并建构社会科学的政治学概念与理论。

（二）“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

“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并不清晰，甚至在解释（explain）与阐释（interpret）的二元对峙中相互冲突。从社会科学的实践而非反思（内省）的首要性出发，我们可以抛弃理论立场而仅仅取其方法论意义，弥合冲突而形成一种暂时平衡。分析本质上是对观察之物的理解（understanding）或认知（cognition），解释与阐释各自强调了理解所发生的不同阶段或情境，形成了不同的认识路径，由此也形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分析性概念”的三种使用语境。第一，逻辑实证主义在承认既有现实（经验）的前提下，通过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的方式建构对事物的理解，其分析性概念的本质是（经验的）假设—验证，在广义上可以指称这个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概念，例如“结构分析”（概念）与“中层分析”（概念），在狭义上则指称逻辑实证分析的操作性变量尤其是自变量，正是因为变量的变动序列造成了事物的差异。因此，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是一种解释（explanation），秉持结果性逻辑（consequence logic）。第二，语言—分析理论认为，作为描述性概念的“名称”（语词、话语）是理解或意义的产物，是观念的衍生后果，赋名是分析或区分不同事物的边界与差异之后赋予的独特性符号。第三，现象学与阐释学则认为理解来自观察者赋予生活的意义，意义产生于社会个体之间的“主体间性”，而主体间性构成了历史与地域情境，因此，理解或分析本质上是情境及其意义的产物。相较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解释，语言—分析理论与现象学—阐释理论的分析更多是一种阐释（interpretation），它们试图回到经验实证之前的逻辑内在阶段，寻求行动的文化意义，强调经验实证只是特定理解的产物或特征，阐释分析秉持适当性逻辑（appropriateness logic）。

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是上述三种分析语境的综合运用。语言—分析理论意在通过对比找到事物之间的差异，并以命名的方式强调其“（不）是什么”，名词就是比较与类型化的结果，将名词当作动词使用就是分析过程的展开。在此路径下，“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意味着名实区分与正名，正名（“中国”而不是“中国的”）成为中国政治学建构的认识论前提。作为地域性生活实践的观念反映，任何国家的政治知识必然是本位的、本土的，并以赋名的方式界定，如欧洲政治学、德国政治学、美国政治学甚至以时代命名的现代政治学，这是本体论认识论的常识。将中国政治学中的“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意味着用作名词的“中国”概念，实则发挥着分析性功能：（比较维度的）“为什么这就是中国而不是他国”“中国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它回应的是“何为中国”的问题。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本土的就是普遍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中层理论看来，中国似乎是一个庞大笼统的概念，但是，在比较政治学中，中美、中欧、中西都是自明的学术概念。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中的建制性概念也是在此角度上获得了它的积极意义，它试图给“中国”的具体形象赋名，并探寻其运作机制。

现象学挖掘意义世界及其社会政治生活的处境，民族志是其常用的分析方法，意在呈现特定情境下主体互动的意义世界。在此路径下，“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意味着阐释中国在各种情境下的类型化特质。“祖赋人权”“家户制”因此具有深深的政治民族志的处境分析与阐释意味。尽管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的问题意识的缘起不同——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来自对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检讨，转而选择了一条着眼于从现代回望历史、从历史中寻求现代中国发展资源的分析路径；田野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则直接来自当代田野（尤其是乡村经验），在研究过程中试图通过回望历史遗产而寻求解释。但是，它们殊途同归，以发现和阐释“中国性”（Chineseness）为己任，不约而同地转向中国历史的情境化分析，追问中国的本性与质感。因此，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中的“中国”，已经不再单纯是西方式的研究领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认识论转型。

逻辑实证主义着眼于既存的经验实在及其理论验证，试图通过自然科学主义的形式逻辑建构严格的社会科学理论，分析发生在两个环节：第一，概念界定环节的内涵、外延以及充分、必要条件的论证，由此形成一系列基于结构或过程的“概念”以及介于宏观抽象与微观经验之间的中层概念；第二，概念的操作化界定，并以此为后续的假设检验与数据量化提供基础，这里的分析通常亦称作分析性变量（解释变量）尤其是自变量。在此路径下，“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使用，更多在前者用力，后者展开不足，这也意味着需要下沉、细化到更为具体的中层概念，否则“中国”论述将掉入大而无当、清谈空转的泥淖。当前中国田野分析而来的建制性概念来自经验概括，用来指称经验现象背后的一般逻辑，然而其分析却似乎大多局限于结构—功能分析，形式化演绎理论及其检验还不多见。在中国经验的结构分析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丰富的概念结构或概念地图，例如“党政体制”“政党中心主义”。

（三）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与理论化

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具有强烈的理论化与社会科学化冲动。一方面，它极力将中国经验，尤其是将本土词汇、本土话语转化为科学表述的社会科学概念；另一方面，在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自觉运用比较政治研究的类型化分析方法，使之超越案例故事而成一般知识。下面讨论三种可能的概念建构与理论化方法。

1.中国“性状”与“理想类型”方法的运用。“何为中国”是对中国性状的归纳与概括。作为经验现象，性状有数量与本质的差异。历史与田野有其一面，也有另一面，为什么是这一面而不是另一面？“盲人摸象”的每种观点都有经验基础，为什么其表述又都不是“象”的本质呢？从经验而非规范的角度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理想类型”的概念建构方式，更具操作性。“理想类型”概念的建构机制是经验的抽象，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完全对应的案例，“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立论基础是经验，从经验覆盖的角度说，抽象和概括主流经验，主流经验赋予对象以本质属性，支流或例外经验不决定事物的本质。需要注意的是，经验的主次之分来源于既定的结构，随着时势发展，主次会发生变动甚至倒置，这时“理想类型”概念也要适时调适，吸纳新的经验，反映新的主流，甚至提出新的“理想概念”，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儒法国家”是对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的理想类型建构，“大一统”也是对中国传统与现代国家形态的理想类型建构。“儒法国家”并不意味着传统中国的所有朝代与意识形态都是儒法并陈，然而儒法观念却是传统中国恒久的观念与政治结构；“大一统”概念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所有历史时期、当权者与思想家都皈依于“正统”，然而，“大一统”却是维系中国政治共同体的主体记忆。“理想类型”方法是“中国再发现”的主要概念建构方法，它能说明中国“是什么”，也能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中国性状概念的丰富与积累，将拼图合成“何为中国”的不同概念图式及其中轴概念与中轴原理，从而形成对中国的逻辑性理解。

2.“机制”“证伪”与“中层理论”方法的运用。尽管中层理论有着无尽的张力与模糊之处，但是仍然可以判定它似乎是某种研究技巧的产物。第一，从命名角度，它是比较研究的产物，介于抽象统一性理论（巨型理论或无所不包的思辨）与具体经验性描述之间。中层理论研究认为抽象性太大则流于空疏，具体经验微观则失于偏狭，只有中观（middle range）能够把二者结合起来又避免二者的劣势。第二，从工作机制角度，它以因果逻辑的分析解释为核心，注重从结构中分离出解释要素并讨论其因果变动关系，因此，中层概念的边界是清晰的，解释是节制的，能提供新的发现，由此也能证伪。第三，中层理论像“理想类型”一样，在理论上总落脚到一个概念，代表着理论化的成果。第四，从逻辑上说，中层理论是认识中介或理论桥梁，向上可以由多个中层理论归纳、概括、发展出一般性理论，向下又可以指导和检验具体的经验研究。假如说议题性概念是纲领，中层理论则构成了纲领下的扎实工作。

景跃进等人编写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及其“党政体制”论述，就是一种“结构约束+中观视角”的比较社会历史理论，它上承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概念，下启党管干部、党建引领等微观领域的行动，通过“党政体制”的中观视角使宏观场景成为有理论假设和经验事实支持的“具体的宏观和具体的抽象”。周光辉的“大一统”研究提供了一个例子，“大一统”意味着“国家韧性”，而“国家韧性”在荒政与教化之中展开，故而他以三篇论文分述“荒政与韧性”“教化与韧性”“体制变革与韧性”。

假如说“理想类型”方法更擅长发现，并发展出议题性概念（topic/issue），中层理论则擅长解释，并通过证伪与扩展涵盖更多例外经验，实现概念扩张。严谨的研究，应当把二者结合起来，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大胆发现，用“中层理论”的方法，小心求证。换句话说，中国政治学的范式变革更多表现为议题性概念，但要使讨论更加深入，论证更加扎实，则有赖于中层理论的铺展。

3.“结构—功能主义”与新领域的发现。超越中西地域性经验的知识生产，意味着寻求形式逻辑的上位概念。从“共同体营造”角度，提炼共同体发源与维系的元问题，固然是最根本的分析路径，然而，学术界已经存在一种“待修订”的模型，这就是“结构—功能主义”。尽管帕森斯的美国版“结构—功能主义”委身于社会中心主义，甚至僵化为系统论“输入—输出”的固定模式，但它天然是比较研究的绝佳配置。它在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滥觞，与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涌现，出现大量欧美例外经验紧密相关。假如说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仍然是近代社会分析方法在政治分析中的挪用，那么，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及集大成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1978）则使“结构—功能主义”溢出单一政治社会结构，将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验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对不同地域共同体进行比较分析的宏观架构或元问题。尽管“结构—功能主义”的僵化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到很多批判，但是似乎仍未有功能相当的替代性范式。结构与功能是事物的根本属性，我们可以改变观察或界定结构的方式，却不能替代甚至取消共同体维系的功能（发生学）分析及其相应的结构视角，而且结构分析已经从饱受诟病的抽象演绎、僵硬机械发展到回应现实经验与历史史实。正是在此辩证视角下，我们才能理解何以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自主性”概念固然反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但仍然是结构性分析。

“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前提是承认存在不同的政治共同体，而且这些共同体具有相同的元问题。“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分歧表现为不同学者关注不同的结构与功能所指、变量序列及适当性逻辑。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经验对象或研究领域，中国的性状与共同体运作机制都可以从“结构—功能主义”中获得元问题的启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启发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比如政治人塑造或政治社会化研究在“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的纲目中就远远不够。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有诸多成功经验。其中两个领域开创了西方经验之外的大视野：第一，“政党—国家”的中国权力中轴实践，于此学界已经有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第二，政治社会化或国族建构（nation building）经验，此领域尚未得到理论化的抽象与概括。现代国家是新的共同体形态，除了精英，更重要的是社会大众的参与，从君主的私人财产转变为国民的国家（nation）。发展中国家转型失败，除了应当继续完善制度设计，还应当着力于政治教育的基础工作。“结构—功能主义”从纲目上提出了现代国家转型中的国民塑造问题，尽管经验梳理与理论化还有待进一步充实与提高，但它却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富矿之一。

重新回到主题：如何评价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中国政治学如何连接传统与现代？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形态怎样？质言之，在走向国际社会科学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学应当秉持怎样的学科形态？

（一）中国政治学首先是比较政治学

作为学术分科的现代政治学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随着专业化的发展，政治学中的子学科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在大学体制内具有不同的院系建制，甚至形成了多个一级学科。固然这些院系与一级学科回应了领域细分与专业化的内在诉求，但是，政治学的元地位却不容忽视，否则学科的细分反而会成为禁锢学科发展的紧身衣。

1.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的辩证统一。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晚年论及比较政治研究的未来，疾呼“是时候重新思考政治学中的传统子学科类别了”。他着重指出美国政治学的两个误置：第一，美国政治研究外在于比较政治研究；第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区别于比较政治研究。在亨廷顿看来，比较政治学应当是美国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上位学科，政治学就是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就是政治学。作为统称的中国政治学亦然，中国政治学天然应当是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研究应当设于（比较）政治学之下。

中国政治学天然是比较政治学，首先是因为中国融入了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接轨是中国政治知识改造的原初动力，对标世界在现代中国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正因为此，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让位于现代学术分科体系。其次是因为现代政治知识的比较性质。近代以来，从传统“天下观”转型为“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观，东亚政治知识相对独立的时代已经终结，中国成为世界的一员，中国政治知识由于比较才能获得合适的方位。美国政治学有两本访谈录，一本是《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一本是《美国政治学：学科的口述史》。因此，才有亨廷顿所批判的“美国政治作为一个领域单独拎出来有个实际的理由，但没有逻辑上的理由……比较政治必须把美国包括在比较范围之中”，中国政治研究在逻辑上也应当涵盖在（比较）政治学之内。

中国政治学因而具有比较（世界）政治研究与中国政治研究的双层结构。第一，作为国际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广义的中国政治学是（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治研究，它超越具体的中西方政治经验，将中西方甚至伊斯兰地区的政治经验都视为研究对象，讨论上位概念即“共同体营造”，此意义的“内在转向”意味着在中国发现普遍性。第二，作为中国地域经验的理论表述，狭义的中国政治学指中国政治研究，它以中国地域性经验的理论化与知识化为己任，以中国特色的本土概念为标志，是特殊性的领地。政治学的范式革命只有在国际社会科学层面才会发生，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决不是中国政治学者的“独白”“呓语”，中国既不是“传统的中国”，亦非“地缘的中国”，而是“现代的中国”“世界的中国”。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正是在此双层结构上迤逦而行，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概念及其内在转向，虽然更多发生于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但是其分析与评判则必须接受（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标准。

2.中国政治学的比较研究要从元问题入手。作为比较的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应当从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元问题入手而不是从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入手。比较政治学意味着普遍性与在地性的辩证统一，普遍性来自人及其组织化的类本质，在地性来自不同地域共同体在不同时代的“历史—社会—文化”结构的强制。只有做到普遍性与在地性辩证统一的理解，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才能获得理论的均衡。

作为人及其组织化的类本质，政治生活起源于“共同体的营造”。之所以采用“（政治）共同体”而不是“国家”概念，是因为从近代欧洲衍生出来的国家概念具有强烈的近代与地域性经验特征——欧洲“民族国家”，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兴起之前的城邦、领地、城市共和国等都无法纳入“（民族）国家”范畴，更遑论非西方共同体的政治经验。因此，采用“共同体”一词可以去除现代民族国家所裹挟的历史与地域含义，从而覆盖更多时段与地域的人类集体生活经验。

从发生学角度说，共同体营造的元问题，包括以下3类11项。第一类，人与政权或统治合法性问题。（1）人是什么，人如何与外部世界（自然、他人、群体）相处，因此有共处与超越的考虑。（2）为什么我们需要营造以及如何服从于一种集体生活，权力这种纯粹的物理力量如何从属于统治而非滥用?这是政权或统治权的合法性追问与论证。（3）统治权的外在结构表现为政权结构，同时它也包括统治机制或决策的运行。第二类，共同体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问题，这是治权及其展开。共同体由人构成，有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公共产品需要，如何建构一套精致而完整、以绩效能力为标准的政府结构以供给这些服务。为了实现这一供给或治理目标，它需要（4）政府权力在横向上的制度安排(政府形式)，（5）政府权力在纵向上的制度安排(中央与地方的结构)，以及（6）掌管治权的事务官员如何产生，公共政策如何形成与执行。第三类，共同体结构的维系与再生产问题，这是可持续的问题。它包括（7）共同体内部是否需要以及怎样进行沟通与交流。首先，沟通是否必要，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沟通，以竞争还是合作的方式进行沟通？其次，以何种社会载体或行动单位进行沟通，传统的家族、现代的政党与社团在沟通中担负着怎样的政治社会功能？（8）小型共同体如何实现自治，多大空间范围内可以自治，怎样的人群特征可以自治，自治所秉持的社会机制是什么，打破血缘的市场经济所能发生的自治适用于哪些空间(社区)或社会组织(行业组织)或人群(次血缘群体)？(9)共同体是否会病变、解体，如何实现维系与变迁：共同体维系的深层文化因素有哪些？为什么会“南橘北枳”？共同体依信仰而凝聚，那么，这种信仰必须是组织性或强制性的吗？没有组织性、强制性与教化是否以及怎样形成信仰共同体？神秘的自然力量与地方文化在共同体信仰中有着怎样的功能？（10）共同体会发生怎样的腐坏与病变，共同体又会发生怎样的变迁或革命？（11）共同体之间如何相处，是和平相处还是丛林法则？

这些元问题构成了“共同体营造”的普遍性问题，并以“问题树”的形式呈现了“共同体营造”的一般逻辑，有主干，有支脉。在比较维度上，以古希腊为起源的传统西方、近现代西方民族国家、伊斯兰世界、传统中国以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与地域性经验都是对上述问题的具体回应与地域表现，各自政治形态的差异实质上是回应内容或表现形式的差异。围绕这些元问题及其时代回答，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社会政治知识谱系，经典著作均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具体知识回应。中国政治学只有在“共同体营造”的元问题上，才能重建比较政治学，走向国际社会科学。

（二）中国政治学是现代政治学

传统中国抑或传统西方是否有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重要，因为它取决于人们对政治学的学科理解，以倒放电影的现代标准苛求古人，只是为当下寻求历史合法性而已。但是，古今之变的真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知识的现代形态却是确定的，现代政治固然有传统政治的传承，但是，它更有现代政治的本质规定，而且正是“现代/世界维度”规定着传统知识的复活内容与延续程度。

1.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不是转向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曾经有“转向内在”的重大事件。两宋的政治文化风格差异很大，11世纪士大夫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开启新的充满希望道路的乐观角色，而到了12世纪，士大夫则“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宋末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俘虏钦徽二帝，迫使朝廷南迁，偏安一隅。面对疆域缩小的政治环境，南宋硕儒转向人性哲学，故而有“转向内在”之说。相较于宋儒的格局内在化或犬儒逃避，现代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历史起点虽然同样来自外部的结构性限制，但经过20世纪的奋斗，不但打破了外部空间限制，而且重构了全球格局。换句话说，中国的崛起使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不再局限于中国疆域，它以世界政治为解释对象，赋予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以独特的地域历史特征，进而在现代政治的普遍性框架下，寻求中国样本、中国样态。因此，当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更有11世纪而非12世纪的特质，它以开放、外向的胸怀返本开新，是积极的“内在转向”而不是消极内敛的“转向内在”。

2.中国政治学的现代意涵。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公民权利与大众参与，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大众参与，现代政治才区别于传统的等级政治或特权政治，否则，它只是更换了权势者的传统政治。

“西化”的百年中国政治学史并非毫无意义，而是向研究者反复表明：现代中国并非传统中国的自然延续，与传统中国相异甚至相斥的现代政治要素在纳入现代中国价值与制度的过程中遭遇着障碍与困难。晚清的“中体西用”尽管深深眷恋着传统，但它开始了面向世界的现代中国的制度建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院制”固然囫囵吞枣、叠床架屋，但它从现代政治出发重整了传统知识与制度资源；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论述虽然道阻且长，但它也是一种朝向现代的政治宣言，中国的本土性及其内部取向应当具有科学（现代性或世界性）与大众（公民权利与大众参与）的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从传统知识中发掘出延续至现代中国的政治观念与运作机制。例如以传统中国“民本”“民心”解释现代中国的“人民民主”（以统一战线、政治协商、群众路线为制度形式）并概括为“代表制”（相对于西方代议制），由传统大一统解释现代中国超大规模的“集权政府”（相对于西方分权政府），甚至由传统发达的公共行政经验发展出的治理取向的“有效政府”（相对于西方有限政府）。然而，传统延续只能解释现代中国的经验一面，中国政治学还有未来建构的另一面，即如何在制度上实现公民权利与大众参与。甚至说，正是因为这些现代价值在传统中国知识体系中的缺位，才使得中国政治学理论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换言之，从现代或世界的角度说，中国政治学仍然面临着如何吸纳并再造传统的异质性甚至排斥性要素的问题。如何融新于既往、开创新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重新回到了一百年前中西相遇的历史时刻。保守是面向未来的返本开新，它既非激进，更非守旧，而是一种中庸的建设与现实的理想主义，而在未来已明的情况下，激进反而是欲速则不达。我们将中国政治学近年来的走向归纳为“内在转向”而不是“转向内在”，既是一种描述归纳，亦是一种未来期待，反映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焦灼。

（三）中国政治学必须回应与吸纳例外经验

公允地说，“何为中国”的备选概念并不少，然而，在经验主义方法论下，却很难让各方得到一致的认可。经验主义方法论挑战，意味着中国政治学需要更为稳健的学术论证。

经验主义是近代学术的主流范式，然而，它在近现代却扮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证角色：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甚至人种学都为国家建构服务）和后现代政治分析的历史解构。在各个学科与研究领域里，经验主义史学随时能够发现宏大理论的“例外”，后现代史学依据史料，将一切历史现象合理化，消解长时段历史的理解；社会学、人类学与微观史学流连于“处境化”书写，满足于讲故事或细节而不是探求一般逻辑；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层理论，园囿于变量的有限以及理论化解释，堕入视野狭隘而碎片化的境地。物极必反，当经验主义将研究对象与资料边界的方法论上升为人类理解的目的与意义时，理解的碎片化就命中注定，人们无法理解长时段的结构性议题，近代经验主义走向它的反面，从寻求一般规律走向相对主义与碎片化。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性及其反思并非无稽之谈，它有扎实的经验基础与深厚的社会诉求，因此，中国政治学要确立内在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必须在经验主义的建构与解构之间寻求平衡。

从积极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碎片化视为例外经验，中国政治学的建构过程就是一个将各种例外经验纳入而扩展其内涵的过程。这并不是难以企及的学术工作，沟口雄三的李贽研究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李贽的“近代欧洲化”并不缺乏经验基础，然而通过语境分析将之纳入中国固有的文化脉络，例外经验“内在化”了，从而更好地论证了“中国基体论”。因此，回应碎片化经验主义的最好方式是占有更多资料，发现长时段历史资料背后的内在一致性。

如何回应与吸纳例外经验成为中国政治学最重要的学术辩论。中国政治学需要扩展“今”与“当下”的经验基础，并将各种看起来冲突的“中国故事”纳入一个“统一”叙事之中。换言之，中国政治学是一个开放性的知识体系。第一，现代社会科学强调理论的可证伪性，然而证伪并非史观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论证的螺旋式上升，将例外历史经验纳入更大的证实过程，使其成为新史观的支撑性材料，实现史观的扩展与包容。第二，尽管经验的客观性与独立性毋庸讳言，经验的理论指向却并非完全遵循“结果的逻辑”，而有“适当”与否的判断，“何为中国”的政治知识建构，需要深化对中国的“理解”与“适当性逻辑”。

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固然在建构一种新的中国想象，然而这种建构如果是抱残守缺、僵化固执，终究会被经验主义轰炸得面目全非，难以为继，但是倘若秉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与心性，就能够结出真正的经世致用的理论果实。

（四）中国政治学是复数的政治学

长期以来，我们步西方后尘，将中西之间的世界观理解为一种单一的世界观，即西方政治形态与西方政治学代表普遍性，因此才有“没有中国”的中国政治学史。“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要避免堕入非此即彼的另一端。中国曾经有被绝对主义压迫的悲壮历史，中国也不要做新的绝对主义压迫者。“在中国发现普遍性”意味着，现代政治形态既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性，亦有中西不同地域性的政治话语表达。这是一种“一与分殊”的多元世界观，一个精彩纷呈而有共通的世界，“一与分殊”像一张桌子，将人类聚拢在一起，又分离开来。

作为政治生活的知识论证与语词表述，政治学亦是复数、多元的政治学，有德国政治学、美国政治学，也有中国政治学。在中国政治学内部，也会存在多种政治学论述，它们的研究起点、分析路径、关注重点与未来想象可能都不相同，然而它们都在“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本位研究中生发出来，并被化约到“中国政治学”的名下。“一与分殊”并不会像现代性研究一样走向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在政治共同体的元问题之下，它将呈现出丰富多元的话语表述。

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实质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心灵焦灼与知识建构激励下的“何为中国”的理解（understanding）与解释（interpretting & explaining）。舒茨（Alfred Schutz）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中认为，理解发生于两个世界，一个是作为普通人存在其中的生活世界，理解的结果形成了事物的名称（signs），以此作为人际交流的语言符号，由此形成普通人的日常知识；一个是研究者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理论世界，理解意味着社会科学家采用一些独特的知识生产表达形式：以生活世界的赋名（signs）为基础，提出范畴和命题，遵循社会科学界通行的科学程序，形成论证性的理论，此即社会科学知识。理解，从表面看是主观意义，但是其功效或通行则有赖于主体间性（inter subjective），由此，主观意义便具有了客观性。尽管现象学试图悬置本体论的争论，但是从舒茨的两个世界角度说，生活世界显然具有更本体性的地位，社会科学家的知识产品是一套尊崇解释性理解的理论。因此，理解以及由来而来的意义具有重要甚至根本性的认识论地位。

作为认识论的起点，社会科学家的“理解”是要问，这种常识性的理解或解释如何可能？或者说，它使“熟悉的事物转变为问题”。“在不疑处生疑”，将理解导引到内在时间，进入日常生活世界和最初的经验存在，这是研究者“问题意识”的由来，也是研究者“理解”或“认识”的开端。近年来建制性概念的涌现与“内在转向”的发生，正是中国政治学质疑西方政治概念的中国适应性，发出“何为中国”的问题意识，将研究者引入中国自身经验（历史传统与当下田野）的过程。所以，“理解中国”成为“内在转向”此一研究行动的认识论实质，“何为中国”成为“理解中国”的提问方式，其结果将是“理解政治学”的蔚然成型。

无论是普通人生活世界的符号（signs）还是社会科学家知识世界的概念或范畴，都是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抽象认知。相较于普遍人生活世界的符号互动而来的认知共识，社会科学家的理解单位更依赖于理想类型概念，他们利用抽象与概括能力，形成理想类型概念，并着重讨论概念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将此作为学术工作机制的解释（interpretting & explaining），最终呈现为一套由概念编织的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学建制性概念的出现与生产，正是“何为中国”的中国性状在理想类型概念上的体现，这些建制性概念的生产与论证过程将形成一套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体系与知识体系。

理解，让我们不断提问，质疑常识，回到源始，最终形成一套新的解释或理论。“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然而相对于理论渴望，更重要的是问题意识，“问题是理论之树的根脉”！只有建立了“何为中国”的问题意识，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认知，形成认识论的自觉，中国政治学才能开出“理论的花朵”，并结出沉甸甸的果实。“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然站到一个临界点，像春蚕的蛹，旧有形态褪去，蝶影孕育待现。假如能够在学科理解与中国理解上有所突破，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史的独特价值必将迸发出来，为世界供给新的解释概念和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