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年初，在西安高新区香格里拉大酒店成功举办的西安老子学院成立大会上，首任院长李醉联合各界学仁组建院务班子，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成为国学界关注的热点事件。習儒斋主王博太先生应邀参加西安老子学院成立大会，并荣获副院长职务，借助西安老子文化交流窗口，自然而然架起儒家和道家文化互动发展桥梁，为开展儒家的明德和道家的玄德课题研讨交流提供了必要条件，对话西安老子学院院长李醉先生，论及儒家明德和道家玄德二者的玄明之变化，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立足西安，放眼世界
寻求新时代安身立命精神家园
西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西北地区的龙头城市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其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许多独特的实践和创新内容，活学活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打通根魂、贯通古今、融通中外，应该重视《老子》经典论述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以不占有、不倚仗、不主宰为特点，体现出一种顺应自然的美德。
老子与古都西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千多年前，老子的脚步踏过这方土地；两千年后，老子的思想和著作像一根脐带，使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连接着辉煌、古老、亲切的中国。洞彻阴阳，天心上下，气贯三才，俯仰天地，皆是以孝行始，善化为终矣。古之仁人君子，皆以苦心笃行，访贤问道，内养浩然之气，以行天下之义，西安老子学院的成立，致力于老子文化和传统国学学术研究，还将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将老子智慧传播到社会各界，为构建和谐社会发光发热，通过对道的超越性追求与美好的生活品德方式相结合，知行合一，增强大长安、新西安人的使命感，为传播中华道德文化贡献力量。
西安，作为中华道文化重要发源地，在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上理应先行示范。儒家《大学》和《中庸》的明德，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却始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终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这就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明德境界，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善良的好人。美好的天和善良的人，构成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自觉修养所要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理想境界。
春秋时期的哲学家，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为古代的哲人，姓李名耳，字聃，曾在西安给后世留下二个字，一个是德，一个是道。德道二个字是老子思想核心概念。这二个字是后人存世和立足的依赖。老子让人类明白，自己和自然的关系，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自己和心灵的关系。老子主要著作《道德经》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在德道五千真言里指出，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也，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庄子在《天地》中提到，“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描述玄德与大顺相合的无为状态。
二千五百年以来，老子之所以号称天下第一，就是因为他留给世间的德道，给人类生活提出许多规范。老子让我们明白，这世间的关系其实都包括在德与道的关系里面，道不离德，德不离道。老子曾经在西安楼观台讲说《道德经》五千言，曾经坐在吾老洞里悟“玄德”之道，潜藏于内心、不显于外，这样的高尚品德如同《书·舜典》中所说，这种德性深沉而内敛，解释为“幽潜”或“潜行道德”。“玄德通于神明”，意即他的德性深邃，与神明相通，代表自然无为的德性。
儒家和道家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在儒家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道家的参同契讲求“与天地参”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理。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里出土的帛书却发现，早在汉初以前《老子》文本，先讲德，后说道。马王堆帛书《老子》读本展现出《老子》的八十一章内容，先论德，后说道。重视德，遵循道，时刻不可偏离，只要出现了偏离，就会产生许多的问题。老子用五千多个字来总结对社会、对人生、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提出的很宝贵的思想和方法，就是利用论德和说道的关系，为我们指出一条认知的方向和方法。每个时代都存在德和道的问题。《汉书·礼乐志》中提到礼乐的和谐完成，意味着精神的归宿，寄托于“玄德”，象征着永恒不衰的长寿。张衡的《东京赋》中，"清风协于玄德"，被注释为帝德与天德相融合，意味着清正之风，如同天德般纯净。
东汉以后，老子成为道教的太上老君，《老子》成为道教的经典。老子的思想成为道士们修身养性的依据。在古代中国，许多修道的道士比如葛洪等取得的成就，还是有济世之功，在世界哲学和文化中产生着深远影响。众所周知，西安所辖周至县境内终南山楼观台是老子讲解道德五千真言的地方，也就是说中华道德文化从西安这块热土成熟发展走向世界。自然天成的西安老子学院，肩负着辉煌中华道德文化的使命。西安是西周王朝丰镐二京所在地，周公治礼作乐在西安这块热土上奠定儒家思想的保天敬民、以德治国的礼乐基础。《老子》五千言经典的学习和研究，集中表现解道论德。西汉时代河上公，三国时的王弼等解读《道德经》，先说道，后论德，影响至今已经二千多年。西安老子学院致力于老子文化促进西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实践，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道家“玄德”和儒家“明德”
坚持无为和有为的不同方法论
道家的世界观是什么呢？老子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可见，道是一个整体，整体里面有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就是三，“三”产生万物。万物，无不背负阴而怀抱阳，其实都是阴阳二气和合的产物，也只有在阴阳和合的状态下才能存在。道家所强调的这个世界观，决定了道不对万物有主宰控制的作用，道都不控制、主宰万物，人类为什么要控制、主宰万物呢？对个人而言，儒家强调责任和义务，道家则强调要尊重个性与自由，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或许才是人生境界的最佳答案和追求目标。
道家修身强调弃除物欲，认为物欲是导致人产生偏邪行为的根本原因。因此在《道德经》里老子用大量的章节来说明这一点，比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等等观点表述。所以，道家强调人们一定要抛弃物欲的享乐，做到“为腹不为目”，只取所需的基本物资，不取所贪欲的东西，才能真正进入一种安宁、平静的精神境界，也才能不会出于自我的目的去干涉别人，控制别人。
儒家的修养是外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内圣外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追求到明德的最高境界，就是善的境界。道家的修养是内敛的，无欲无求，就不会干涉人，不想控制人，天下又何需治理天下呢？在道家看来，真的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儒道两家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别，就在于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世界观不同。在儒家看来，天生万民，天是最高主宰，老天赏善罚恶，老天是有为的。人间王侯，乃是天的子孙，是落实天道活理万民的。因此，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儒家认为人各有命，这个“命”就是天给的使命，这个使命反过来说就是人代天施为，借用经典《大学》里的话说，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上，就要尽相应的责任。天给人以使命，还给人以心性。因此在经典《中庸》里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就是人性，这里天命除了使命之外，还有完成使命所应有的心性在内，这个心性是什么？从《中庸》全文的论述看，就是诚。人，必须以诚心来践行天命。这样就把有为的方法论落实了。
儒家的明明德给人们提出明确的思想方法和修养道路，亲民而达到至善，这就是方法和目标。儒家曾子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子思在《中庸》开篇讲得更透：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叫做“教”。“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是非常谨慎的，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惧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节度，叫做“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儒家要求遵循的原则。儒家认为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繁育了。
儒家指出，越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也是必须谨慎的。儒家在人性修养方面非常有为，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的中庸篇，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成为儒家学说经典论著。经过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大儒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包括《中庸》在内的四书五经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儒家和道家学说同根同源
共同滋润着中华民族的心灵世界
站立在西安来看，儒家和道家学说其同根同源在中华大地上，犹如长江与黄河拥有共同发源地，两条河流平静而深邃地淌过中华广阔大地，数千年来纵横交错形成庞大水系，虽然不完全重合却共同滋润着中华民族的心灵世界，引导我们走出荒蛮，走向日渐理性和成熟的自由王国。儒、道两家都强调修身养性，但是这里的显著差别却导致两家修身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儒家讲求“明德”而道家讲求“玄德”。倘若把两家放在一起比较起来，各自特色就更加鲜明。各自追求目标和发展定位显然有别。
明，是光明闪耀的意思，玄，幽暗炫酷的意思。儒家以“明德”为追求目标，道家所讲求的“玄德”，让万物率性地自以为是地生活。其二者的目标定位显然有着大不相同。儒家所追求的“明德”是什么呢？儒家经典《大学》里这样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以看出，儒家强调必须通过自我修养和自觉努力来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才能了解世界并彰显出光明的德性，才能亲近和爱护老百姓，从而达到最完美的道德境界。
道家的《道德经》里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显然可见，道家所认为的玄德，重在彰显道生育了万物、养育了万物，生养万物而不为自己所占有的道德特点，要求人们顺应自然而施化从不贪占功劳。这种超然思维说明白了道家的玄德解道更为高妙。
道家认为，虽然道为万物之长养而发力却不自以为万物的主人，从而让万物自由自在地存在，并且让万物率性地自以为是地生活。这样的道之德，就是道家所说的玄德。率性而为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春秋时期的子思所著儒家经典《中庸》赞同遵循天性而行叫做道，得到这种天性叫做德的道德理念。这里就不难发现，儒家和道家的解道讲德，开始出现彼此异同，儒家的明德和道家的玄德都是从率性出发的修身养性实践过程，道家强调自然无为的修养，儒家强调自我有为的修养。
儒家《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七章说：“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里体现出儒家要求，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出发，来求学解悟怎么彰显道德。道家的特色是追求自然之道，对人的自主性和自由自在表达充分的尊重和认可。
自觉修养与自我通达
美好善良精神境界的行道灯塔
古代中国拥有二千多年帝王史。道家主要要求人间的帝王务必效仿道之德，应该不去贪求功劳，应该悠闲自在地管理社会，不要轻易向老百姓发号施令，让老百姓各遂其生息，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上下相和的和谐状态，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社会已经如此和谐，只是说自然如此而已，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因此，道家相信人们可以完全“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这样就不需要别人的控制与干涉，老子向往小国寡民的理想田园，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追求无忧无虑生活状态。
这样的道家“玄德”体现出根本无心作为，老子不以红、黄、蓝、绿等耀眼的颜色来命名他的“德”，偏偏以“玄”来命名，“玄”，黑色，最不显眼的颜色，却代表着老子深远的大德。他还是希望给人间一个美好生活，让人民过上幸福安乐的日子，儒道差别就在“明”和“玄”的字眼上，“明德”是有为，“玄德”是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儒家孔子“明德”就是“仁”德，孔子这样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论语》里孔子回答学生子贡请教的问题时指出，一个人能够普遍照顾老百姓又确实能够救济帮助众人，可以说这个人就是仁人了。其实，博施济众，引导天下人行善，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当孔子面对子贡所问，回答说博施济众，引导天下人行善，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哲的境界了，这种境界连尧舜都难以做到！孔子是清醒的，我们不难发现儒家的这个明德，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博施济众，对天下人行善，从而感动天下人，让天下人一起行善。从小的方面来看，首先自己要立足安稳，还要帮助他人立足安稳，自己想要进展通达，还要帮助他人进展通达。儒家所强调的明德，通过自己的坚守与努力，使自我与他人皆达完美之境界。
由此来看，儒家讲求“明德”，关键是要主动作为，还要照顾他人，让自己和他人都要为天下人谋福祉。儒家修身强调光明的德性，儒家认为人人皆有同情之心，善良之心，只要把这颗心的内存不断扩充，大可造福天下，小可经营好家庭。所以，孟子浩然之气地强调：“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己矣。”“放心”，也就是天生的善心被自我放逐了，修养最要紧的是把这颗被放逐的心重新找回来，一旦找回了这颗具有恻隐之心，人生就没有大问题。
事实上，儒家和道家的人生哲学互为表里形成中国人的“道德”体系，无论是儒家的明德还是道家的玄德，都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红绿灯。道家的玄德像红灯，儒家的明德像绿灯，红灯停，绿灯行，行道规则认得清。儒家《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皆可理解为绿灯闪烁的明德，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众多思想元素中，“厚德载物、明德弘道”自古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信念，用明德引领风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彰显出明德现实重要性。
丕显文武，克慎明德
总结西周到汉初以德治世经验
西周史诗《诗经·大雅·皇矣》叙述了周族祖先开国史、壮大史，并且用“明德”赞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建国治世的功德。儒家的经典《尚书·周书》中的《康诰》《梓材》《召诰》《多士》《君奭》《多方》《君陈》《文侯之命》诸篇章，都明确阐发了“明德”对于治世的重要意义。
按照周公等人阐发的“明德”治世观念，其主要内容集中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敬天保民”，二是“修身律己”，三是“任贤使能”；“明德”治世的重要性，在于“得天命”和“得民心”，其终极关怀就是享有天命、赢得民心、维持政权。明德作为西周治世的核心，具有独特性的价值内涵，就是“明德”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这个价值内涵和社会作用集中体现为“明德慎罚”的儒家观念和实践经验。
周公姬旦看来，商汤以来的殷代明君都是“明德慎罚”的奉行者，周人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周公要求各诸侯国的国君都要奉行“明德慎罚”的原则。“明德慎罚”，最早出现在《尚书·周书》里，见于《周书》中的《多方》和《康诰》篇。周成王初年，周公姬旦在摄政期间平息三监之乱后，向各诸侯国发布诰令，首次阐明“明德慎罚”观念。
周公在《康诰》里表示，“惟天不畀纯，乃惟以尔多方之义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意思是说，上天不把天命赐给众位诸侯，就是因为那时各国国君不能常常劝导人民，夏国的官员太不懂得保护和劝导人民，竟然都对人民施行暴虐，使得各项工作都无法顺利开展；因为各国邦君的选择，成汤代替夏桀做了君主，他慎施教令，是劝勉人；他惩罚罪人，也是劝勉人；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人不宣明德教，慎施刑罚，也能够用来劝勉人；他们监禁、杀死重罪犯，也能够用来劝勉人；他们释放无罪的人，也能够用来劝勉人。
当周公封康叔于卫时，对康叔发告诫之词，即《周书》中的《康诰》其内容包括对殷商遗民的政策、对康叔的道德要求和治国的基本原则。特别突出强调“明德慎罚”。周公明确指出，“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意思是，伟大的先父文王能够彰显仁德、慎用刑罚；不欺侮孤老、寡母，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威慑该威慑的人，使百姓都明白他的德政，从而开始缔造了华夏，扩大了原有的疆域以治理西部领土。
明德就是实行德政，关爱百姓生存；弘扬德教，引导百姓向善。慎罚就是慎重使用刑罚，尽量减少刑罚，并把刑罚引导到劝人向善的宗旨上来。其实，“明德慎罚”就是通过把司法活动置于德治的范围之内，从而切实发挥明德对司法活动的指导意义。正如《左传》所解释的：“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昭明德，而惩无礼也。”儒家提出“德主刑辅”“宽仁慎刑”等法理思想，皆是对西周“明德慎罚”观念的发展。明德观念不但在治世、司法等政治领域有崇高的价值，对塑造理想人格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作用。
弘扬德教与劝人向善
自昭明德人格价值的重要意义
儒家“明德”一词源远流长，从虞舜时的“舜重之以明德”“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历经夏朝“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商朝“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乃惟成汤……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到西周“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时达到自觉，形成系统，逐渐具备了内涵丰富的价值意蕴。
儒家《尚书·君陈》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这里的意思是说，祭祀神的谷物不具有芳香，只有光明美好的德行，才是真正的芳香。说明在西周时期，人们认为光明美好的道德本身具有崇高而重要的价值。它的价值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司法活动、人格养成、人才教育等方面，有着充分的体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闪耀着灿烂的价值光辉。还有言“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就是说治世达到最高的境界，其浓郁芬芳会感动神灵。
所谓“至治”发出的能感动神灵的馨香并非源自祭神的黍稷，而是源自统治者的光明品德，即“明德惟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周时的明德之治世，其价值的充分阐明和高度赞美。说明西周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及其姬姓贵族中的执政者，已经成功总结西周王朝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粗野到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治世经验，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重要思想。
这被儒家概括为“明德”观念，明确提出治世要“勤用明德”，认为这是周王朝治世的纲要，也是对虞舜、商汤等明君治世智慧的继承和发展，要求西周各级官员及贵族子弟传承这样的治世智慧。儒家《大学》不但在首要纲领中提出了“明明德”而且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中，把“平天下”的含义解释为“明明德于天下”，并在叙述中引用《尚书》中关于“明德”的论述“《康诰》曰：克明德”“《帝典》曰：克明峻德”。这就是说，所谓“平天下”，就是“明明德于天下”。由此，“明德”的意义就不仅是“修己”之事，而且还是“平天下”之事。
儒家《大学》将明德观念引入教育领域，使西周初年“明德”价值意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跃升。诚如《周易·晋卦·象传》对此明德做出的明确论述。晋卦的构成是上卦离，象征太阳、光明；下卦坤，象征大地。卦象是光明的太阳升到地面上。依据此卦象的《象辞》，作者阐发了其人格修养的意义：“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意思是光明出现在大地上，普照万物，所以称为晋卦。
君子应该效法晋卦之精神，使自己已有的光明德性，愈加显明。由此，“自昭明德”就成为君子修养的重要内容，君子人格的重要标志。对明德价值意蕴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就是战国时的《礼记·大学》篇。这一篇教育学著作总结概括出“三纲领八条目”，专门论述如何教育培养人才。三纲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把“明明德”作为首要纲领提出，要求在教育中弘扬、培养学生光明美好的品德。进而使学习者具有新的人格，最终达到至善完美的精神境界。
宋代大儒朱熹把《大学》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作为育人的基本教材，使“明德”和“明明德”观念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深入人心。“明德，君子固有之德也。自昭者，自有此德而自明之也。”“自昭”被解释为“自明”，“明德”被解释为“君子固有之德”，指光明美好的品德。明德对于养成君子人格的重要性，这无疑是对西周初年明德观念的重大发展。宋以后流传的明德和明明德价值观念，主要是通过《大学》普及化教育而形成的。
今天，我们知道明德、谈论明德都是受《大学》的影响。经过长期的历史演进和积淀，明德价值日渐向诸多社会领域辐射和渗透，被进一步文化化、精神化，逐步内化，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文化心理结构，至今仍能发挥强大的文化功能和精神动力作用。这是我们今天发掘“明德”和“玄德”的价值意蕴、探索“明德”和“玄德”的价值渊源的意义所在。愿此对话给诸位方家带来启迪和更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