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及周边活动。有一点，我体会很深：物价奇高。 有一个江苏老板在几内亚15年了，他讲，你把人民币的标价，当成同数量的美元标价，就是对应的当地物价。例如：1瓶矿泉水，在中国是1元人民币，在几内亚是1美元，即，1瓶水相当于8元人民币。又例如：1个包子，在中国是1元人民币，在几内亚是1美元，即，1个包子卖到8元人民币。 当地的货币是几内亚法郎，最小面值1000法郎，最大面值20000法郎。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基本上以10000法郎折人民币8元来使用，8元人民币，这也成为我们买东西的常规计量单位。 当然，物产于当地的东西相对便宜。例如，香蕉，1只是1000法郎，即人民币0.8元。 由于语言障碍（当地为法语），我们基本在中国人圈里活动，唯一的一次消费，是在路边买了一把香蕉，当地人不用称，这类东西基本上是论只、论个、论堆、论件售卖。 这两天，我们的主要花费是吃饭，由于大脑中总盘算着“8”倍这个概念，吃饭时再不剩饭剩菜，可以说全部光盘行动。 应该讲，我们一直是点对点活动，除了所住酒店，就是项目现场，并没怎么接触几内亚其他人，也没有接触其他场景，对几内亚的了解，还是浅浅的表象，蜻蜓点水，不知所以。 今天，我们尝试到街面上走走，进一步认识科纳克里，认识几内亚，认识非洲。 出发前，我们距咨询目的地距离是240公里，得知大概需要七八个小时。但我心里想，怎么也不会超过五六个小时，因为车速再慢也不至于低于每小时40公里。但车速刚到60公里，就突然一个急刹车，我们从车上蹦了起来，头撞到了车顶。 本想后面的路不会这样了，没料到整个路途，颠簸成了不可抗拒的挑战，而且由于强烈的颠簸，行车速度不得不降到可以忍受的30公里之内。 这是一条铁路建设的辅助道路，初始状况不清楚，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破烂不堪的路，忽而坑坑洼洼，忽而尘土遮天，忽然觉得乱石挡路，忽而车辙深陷……一路上，我们是一个“忽而”接一个“忽而”，无时无刻都在颠簸之中。 我紧握门把手，一路不敢松懈，但就这也挡不住，我头撞击车顶、屁股悬空着座、胳膊冲击车门，搞得遍体“鳞伤”。当然，这个“鳞伤”是无处不及的撞击留下的生疼。 我们想快，但无法快——快，给我们的是更强烈的撞力。 我们咬牙坚持，磕磕碰碰、磕磕绊绊，一点点一点点挪，再加上不停误入歧途的修正，我们创造了一个慢的纪录—— 240公里，走了12个小时，也就是每小时平均20公里。 我们从中午12点半，硬硬走到午夜12点半。一个在国内以快著称的“文老大”，在几内亚活生生成了“文老慢”。一路折腾，限制了我的快。最让我无颜以对的是，接待项目的老乡们，一直等到午夜之后。 尽管疲惫不堪，见到老乡，好生欢喜。夜半三更，我心中升腾起一句话：异国他乡，有老乡真好。(11月8日 几内亚 Mamou·Bantamaga)
一路上，除了一段凹凸起伏路面的折腾，后面路面比较平坦光滑，我们走上了“康庄大道”。心中不由冒出一丝喜悦：我们终于逃脱了让人恐惧的破烂路面，可以放心地开车乘车了。 这两天在几内亚看到的场景，都是基础设施落后、老百姓贫穷、居住房屋破烂、街面肮脏、摊铺污秽、交通混乱，总让我不由自主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想起四十前我们曾经历过的困苦生活。 其实，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国家也才刚刚从现在几内亚式的贫穷中走出，才刚刚摆脱了几内亚人式的贫困交加。千万不能走回头路，千万不能再回到那个时代。 想到此，我脑海中冒出了“康庄大道”四个字，心中唱起电影《青松岭》的插曲，“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哎咳咳依呀，车轮那个飞奔马蹄儿忙啊，哎咳哟……” 前天晚上，我们走了一路崎岖不平的山路，心中极度忐忑：我们租用的是一辆破旧的老式丰田巡洋舰V8，车体虽然宽大，但整个车体松松垮垮，仪表盘上除了油量表正常，其他显示都已“休克”。 我们怕在黑黢黢的山区，没有信号、野兽出没，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碰到黑人又语言不通，发动机坏了咋办、轮胎破了咋办（车上没有备胎），在一个破旧的丰田车上，这些状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心里正怕着，我旁边的车窗玻璃关不上了，我用手抽拽着才勉强关上，于是心里更怕。我一直默念着“嗡嘛呢叭咪吽”，总算安全到达营地。进入相对平展的道路，“青松岭”歌曲在大脑中播放，而且我把“青松岭”改为“轻松岭”，让自己紧绷的神经，可以轻松下来。 黑人司机示意我们别吭声，也别拿护照，他悄悄塞给警察两万几内亚法朗（合人民币16元），警察便放通行了。 再走不远，又遇到拦车警察，我们再不紧张，如法炮制。这样通过三拨警察拦截，天黑了下来。天黑的好处，是警察再也看不到坐在车里的人是我们（外国人），就不那么恣意拦车要钱了。红兵看着这一切，对我说：“这一路堵截要钱，像极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那时出车，路上要应付的就是警察。现在，几内亚是四十年前中国的再现。 但另一种担心又至，车千万别出故障，坏在路上就麻烦了。 突然，又被警察拦下，检查是否携带枪支。看了护照，翻看了行李，找不出任何问题，但就是不放我们走。 我知道，他们好不容易发现了几个外国人，总要搜刮点钱财。黑人司机一番交涉，我们扔下了5万几内亚法朗，才脱身而去。现在，离我们的酒店只有四公里的路程，我们彻底放了心。 我们通知酒店旁的中国餐馆给我们热饭，再喝点酒，自己安抚一下路上倍受惊吓的心。 但这没有刺激我们的心，因为它带来的不是恐惧，反而是庆幸。 红兵讲：“我们庆幸这一路奔跑，揪心的爆胎没有发生在黑黢黢的山区，没有发生在黑人稠密的乡村，没有发生在我们正在高速行驶的路上。”若那样，后果难以预料。我们甚至要感谢几拨警察的拦截——每一次拦截，都是车辆的自保和爆胎的迟延，避免了危险发生在行驶中。红兵又对我讲：“文总，你天天穿着的红汗衫，上面印着一个顺字，红和顺保佑着我们，这算是红（鸿）福齐天，避险又渡劫！” 我们换乘的士赶往酒店，虽然被敲诈了点过路费，我们并无恼怒——相对胎爆可能导致的人身伤害，这又算得了什么？ 入住酒店，已经很晚，我们没有吃饭——这一路波折喂饱了我们；这一路波折的价值何止不能免除一顿晚饭。 饿，反而清醒，我疾驰文字，写下了晨文《幸运！》，我们是真的幸运！(11月9日 几内亚·科纳克里·Hotel Kalo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