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茶汤沸】他们为何端坐晋祠七贤祠？
文摘
2024-10-26 06:00
山西
晋祠之美，是历史之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建构之美、园囿之美、山水之美的叠加，所以太原先贤刘大鹏先生敢铁口直断：“三晋之胜，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胜，全在晋祠”。一直坚信，晋祠是2500年前赵简子筑晋阳城时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的产物。这个结论，首先建立在春秋晋国发展的历史逻辑之上。春秋之初，晋国仅属“偏侯”，怯怯蜷缩于秦齐列强之侧。但春秋中段，晋文公奠定晋国强盛之基、晋襄公跨入全盛时代，晋国开启了一段“超级大国”的光辉岁月。但事物总走不出盛极即衰的周期，晋国中期以后，晋公室孱弱无力，大权逐渐落入19家世卿之手。世卿日益膨胀，然后是攻伐兼并，到春秋晚期，韩、赵、范、魏、中行、智氏六家达到势力均衡阶段，进入《史记》所说“六卿”轮流执政阶段。接下来火并向纵深推进，“六卿”坐庄演变成“四卿”专权。但韩赵魏智四家仍然不愿意分享权力，都想成为笑到最后、将晋公室取而代之的那一个。这时候，富有历史战略眼光的赵简子，选择在霍太山以北、远离晋公室传统势力范围的晋水之阳筑城，为他梦中的新“国家”奠基。而这个国家是否具有正统代表性和凝聚力，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为晋国的始祖唐叔虞修建纪念祠堂。道理很简单，耶稣葬在哪里，哪里就是基督教圣地，哪里就有了文化号召力。但赵简子和继承者赵襄子的梦想实现得不够完美，赵氏父子未能让晋国在自己手中延祚，而是与韩魏两家一起分裂了晋国，并把赵国国都移到太行山以东的邯郸，开始逐鹿中原的梦幻之旅。晋国消亡了，晋祠大殿里唐叔虞塑像前的烛火，也变得飘忽不定、忽明忽暗起来。但这里毕竟是三晋胜景，因此晋祠没有在两千年天灾人祸中颓圮荒废，反而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越来越多的人文资源吸附其上。原本孤单的唐叔虞祠四周，逐渐耸起圣母殿、台骀庙、关帝庙、玉皇阁、公输子祠、三圣祠、七贤祠、吕祖阁、泰山庙、王琼祠、舍利生生塔、奉圣禅寺等建筑，最终铺陈成儒、释、道、人同享香烟的文化园林大观。竹林七贤，是魏末晋初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位名士，而晋祠七贤为豫让、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于谦、王琼七位大贤。![]()
晋溪书院的前身，是明太原籍高官王琼的私属“晋溪园”，其后王氏子孙在这座园子里开馆授课，于是变成庠序之教的书院。晋溪书院重视榜样引领、以德化人，书院内专辟“晋水贤祠”，树立豫让、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五尊雕像为读书做人之楷模，名为“五贤祠”。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另一个太原籍高官杨二酉赋闲回乡，做了很多维护修葺古建构的善事，其中之一，就是移址另建晋祠园中的文昌宫。杨二酉把原来狭小的文昌阁扩建成两层，上层为新文昌阁，下层即为从晋溪书院移出来的“晋水贤祠”。地方宽绰了，杨二酉就把于谦和王琼也请上祭坛，于是晋水先贤由五而七，祠名随之改称“七贤祠”。杨二酉应该考虑到时人和后辈对“七贤”同台的疑虑，于是亲撰《晋祠移建文昌阁碑记》予以说明。他说：七贤者，虽生不同时，居不同地，而大节鸿文，丰功伟烈，赫然在耳目之前，足为晋水光也。他告诉我们，选拔“七贤”的标准，即他们全都是“晋水的荣光”。杨二酉扩大了晋水先贤的阵容，同时他把“晋水贤祠”迁建于晋祠大门附近的开敞之地，立马让教化作用漫过书院砖墙，具有了更加宽泛广阔的社会意义。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写了五位刺客，而“晋人”豫让，是唯一的非专业刺客。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当门客，均未得到重用、“无所知名”，直到他投奔了智伯，才获得“甚尊宠之”的政治、生活优渥待遇，开始了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酸儒生涯。智伯发动春秋晋阳大战，赵襄子杀死智伯还不解恨，又把智伯的头盖骨刷了几道漆当酒盏，这让已经“遁逃山中”的豫让怒不可遏，立下“我必为报仇而死”的血誓。但这个笨刺客数次行刺赵襄子都告失败，最后在晋祠附近一座石桥上自刎而死。豫让一定在清澈如镜的晋水中端详过自己“漆身为厉，吞炭为哑”的丑陋面容。这个瘦弱的书生手提青铜长剑，明知不能，却拼将头颅掷向仇敌，不仅赢得仇敌赵襄子的敬重，也赢得历史两千年的赞叹。豫让的“贤”，是你高看我一眼、我报答你一命的忠贞志竭，是把知恩图报变成九死不悔的行动，因此是最令人动容、最感人肺腑的贤。难老泉水也照见过李白、范仲淹、欧阳修几介书生俊朗如月的容颜。唐天宝三年（745），李白留居太原数月。《晋祠志》说，“雅爱晋祠山水、游览最久者厥惟李白。”诗仙“时时出向城西曲”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前往观赏“晋祠流水如碧玉”的天下美景。李白对晋祠的爱，没有任何功利之心，爱得执着、爱得清澈、爱得纯粹，他绝对是晋祠问世以来邂逅的千年知音。李白深爱晋祠，晋祠当然高抬李白，他位列晋水贤人顺理成章。北宋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来太原赴任河东宣抚使，他只待了一年，仍为晋祠留下了《咏晋祠水》的隽永诗篇。范仲淹赞誉晋泉灌溉千家禾稻，景致一如江南水乡。但他没有单纯吟诵山水林木，而是自觉对照唐叔虞开疆拓土的功绩，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怆。但晋水知道，范仲淹下车伊始，立即查处了河东转运使刘京凭职务之便、倒卖木材牟利的贪腐案，就手为三晋百姓除去一个蠹虫。范仲淹之贤，在于他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贤者”精神带到了晋水两岸，他位列晋水贤人名至实归。欧阳修来太原的时间比范仲淹还要早一年，他照旧被晋祠“鸣渠夹路”“古柏含烟”的景致所吸引，发出“爱山水之胜，游览不忍去”的由衷感慨。但是欧阳修不同于李白，也不同于范仲淹。欧阳修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被尊为文坛领袖，具有“天下歙然而尊之”的广泛影响力。从教育的角度说，他是为人师表、识人育才的楷模；从个人成长的角度，他是广文馆试第一、国学解试第一、礼部省试第一、勤学成才的榜样；从修身为人的角度，他是坚持正义、不惧打压的典范。欧阳修之贤，是他树立了一个读书人和知识分子应有的样子，况且他在晋祠为晋阳城的被焚而抚膺悲伤，发出“我来览登为太息，暂照白发临清泉”的深深喟叹，他位列晋水贤人理固当然。生于河南新郑、但自称“太原白乐天”的白居易没来过晋祠，但他通过河东节度使的裴度表达出一位有为官员、伟大诗人对晋祠的爱恋。裴度执政太原期间，疏浚了风峪沟的龙泉和悬瓮山下的晋泉，白居易闻之非常兴奋，两度与裴度赠诗唱和，他在赞美晋祠景致的同时，还不忘提醒家乡百姓勿忘“裴令公”治水的功绩。祖籍太原阳邑（今山西太谷）的白居易，较之李白、范仲淹和欧阳修，多了一份他人没有的浓郁乡愁。也因此，白居易之贤，在于鹏翔万里、犹记北冥的怀土归宗情愫，更在于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精神，他位列晋水贤人众望所归。明宣德五年（1430）于谦任山西巡抚时正遇大旱，于谦带领官民赴晋祠祈雨，写下“愿将一掬灵祠水，散作甘霖遍九州”的诗句，并州大地果然普降好雨。杨二酉先生在五贤之外新奉于谦为贤，当然绝不因为他在晋祠举行了这场祈雨法会，也不因为于谦具有“救时宰相”救亡纾难的才干，而在于于谦极其重视名节的崇高操守。而名节，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归结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就是于谦名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价值取向。于谦之父于仁最崇拜的人是民族英雄文天祥，“常念宋文丞相死极忠烈，奉其遗像甚虔”，他一生供奉文天祥的遗像和灵位，视为自己的祖先。父亲的道德追求自小影响着于谦。于谦在《小像自赞》里自况说：“其性虽僻，其情则真。所宝者名节，所重者君亲。居弗求安逸，衣弗择故新”。可见他视物质享受轻如草芥，而视名誉节操如如泰山。于谦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大明宫廷因为皇位争夺陷入残酷内斗时，手握重兵的于谦本可以轻易剪除政敌，但他最后却甘愿蒙冤遇难，一死保全社稷，因此被《明史》赞为“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于谦位列晋水贤人当之无愧。和于谦、张居正一起尊为明朝“三重臣”的王琼，生在距晋祠不远的刘家堡村，堪为晋水之子。王琼官至户部、兵部、吏部三部尚书，是“七贤”中官职最高的人。王琼一生功勋卓著，主要可以概括为四条：一是为国理财，勇革旧弊；二是漕运治理，政声卓著；三是平定叛乱，力挽狂澜；四是总制三边，固土安邦。王琼当然符合“晋水之光”入选条件。而对晋祠周边百姓而言，王琼还留下一座晋溪书院，为与他一样喝晋水甘泉的孩子们提供了当时最好的教育服务，为晋祠文脉的赓续传承培植了连绵火种，他尊为晋水贤人天公地道。高坐晋祠“七贤祠”里的七位古贤，分别为春秋刺客、唐宋文豪、大明重臣。七子并不同代，也不同操，而能够穿越时空同台安坐、接受后世敬仰，是他们坐在那里就是一种耳提面命：人固有一死，但确实可以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实现不朽。豫让树德，王琼建功，李白留诗，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于谦或兼而有之。晋祠“七贤祠”，因此成为晋祠历史文化中内涵最深邃、面容最清晰、故事最生动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