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了《毛泽东选集》，也就学会了公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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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4 19:49
四川
说起机关公文写作，介绍打基础的方法的人很多，这里不再重复。进阶的话，读《文心雕龙》和《毛泽东选集》，用“毛选”里的思维解读“文心”，并在实践中内化为自己的东西。
刘彦和在《文心雕龙》的“总术”篇中说，写文章要“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意思是要抓住“纲”，在“纲”的框架之下填充材料、打磨细节，以收纲举目张之效。具体来说，要解决为文的方法论问题，做到“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毛泽东在公文写作实践中，发挥并升华了刘彦和的创作论观点。他对公文写作的认知达到了新高度，对当时和现今公文写作思想、规制甚至文风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恒数”即“常数”，是公文内容千变万化中不变的东西，它强调公文的规范性、严谨性，在文体格式上讲究严格的写作规范。比如，“请示”等公文要求一文一事，在拟写时，就只能集中精力把一个请求或者一个问题讲清楚，而不能请求几件事或者在文中夹带其他不相干的事项。毛泽东写的公文，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贪多求快，只求把关键的问题讲清说透，让公文真正发挥作为解决问题、传达指示、鼓动思想的作用。毛泽东在写公文时，还讲究分条列项，突出要点。这种写法以数字序号排列段落，用一个主旨句“拎”起整段甚至全篇，省略繁琐的铺垫，直面问题，直达“病灶”。比如，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他用简单的一二三四来罗列，把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来源以及纠正方法全盘道出，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红军士兵也容易弄懂、容易执行。“情会”用于公文写作之中，主要是说找准关键点，对行文对象有深刻的了解和全面的把握。文章是写给上级，还是给平级、下级或者老百姓？写给谁看，决定了行文的风格，语气，决定了行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动笔之前要时刻想着潜在读者关心什么，迫切需要什么，找准文章受众的需求与现实政策、工作要求的切合点，让文字既有态度又有温度，而不是摆出一副权威的面孔进行说教，或者以一副卑微的形象求人帮忙。他说“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他强调要搞好实地调查，研究具体问题。但具体写作过程中，必须“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克服就事论事、从现象看现象的通病，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表达见解，让读者既明白内在原理，又获得操作指南。他坚持学习普遍性理论，积极研究大的问题，从全局着眼，在细处落笔，把一项具体事件放到与该事相关的整体范围内考虑，从而及时把握住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就达到了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效果。“因时”强调公文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公文的工具性决定了其必须紧贴时代，把准现实生活的脉搏，做到有的放矢。为此，毛泽东特别注重公文的明确性、简洁性和针对性。在他的大多数文章中，往往开篇第一句甚至标题就是主旨，真正做到了开门见山。他的这种把要点放在文章开端处，用极简文句说明全文目的或结论，以吸引读者并使读者对文章有个总概念的写作方法，无形中对古人“立片言以居要，为一篇之警策”作出了最生动的诠释。文章合为时而作，为了满足团结带领群众作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力图使自己的语言鲜明生动，以便使人读得下去，读后很舒服。他把文章写法也看着一项改革，主张使用让人一看就明白的口语，并毫不客气的用“瘪三”来形容那些语言生硬、拿腔拿调的八股文。对于志存高远的毛泽东来说，写好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只是语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变文风文气，为公文写作开辟新途径。他年轻时崇拜梁启超，竭力模仿梁启超的文风，直到被国文教员袁仲谦劝止，才沉下心来学习唐宋八大家，反复揣摩韩愈等人的文章结构，厘清其行文脉络，看古文大家们如何破题、如何起笔、如何论述、如何收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固有模式。从毛泽东写公文的经历可以看出，公文写作的“总术”就是作者做人、办事、为文之道的外化。好的公文，必定是在下笔之前就先把事理琢磨明白，这样，语言技巧、文字打磨就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了。刘彦和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论述了“为文之用心”的主要内容，探讨了文章的构思问题。他说，构思的作用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构思也是有迹可循的，需要做到“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屋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他的“神思”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公文写作，仍有指导意义。在公文写作过程中，构思即是对拟写文稿的酝酿、思虑、设想、斟酌，是梳理材料、归纳观点的过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在脑子里想上一想”。只有想得明白，才能写得清楚。对于构思的重要性，古人说“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把思虑谋划作为文章写作的前提条件。传说，初唐事情，少年天才王勃每次写文章之前，先要蒙头大睡，等睡醒了，就铺开纸、拿起笔，绝妙的作品就这样出来了，简直像梦一样美好。若传说是真的话，那么王勃一定是在“睡大觉”的过程中“憋大招”，利用假寐这个方式排除干扰，在摒弃杂念、思绪畅达的环境中反复思考，以至于醒来后文思如泉涌，写下了包含《滕王阁序》在内的许多佳作。机关里的笔杆子们常说，公文写作中最需要“三分思，七分写”。先要对公文进行整体的构思，对中心思想、主要内容、层次结构、用语风格进行通盘思考，再围绕文章立意和布局列好写作提纲，最后，则是根据前期构思的结果对现有材料由点到面、由粗到精地进行取舍。然而只是安排好材料还不够，还要根据文章主题和主线对材料进行加工、消化。毛泽东说过：“要学会用材料去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他认为，文章要有观点、有逻辑性，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要合理划分结构、层次、段落，一个文章要有一个这些，但只能有一个中心，在文章构思时要避免在一个自然段里讲几个意思，或者在几个自然段里讲同一个意思。此外，毛泽东认为把事物琢磨透彻至关重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手法就是使用辩证法。他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构思写文首先要分析所论事物对立统一的内部联系，分析其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这样才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如果没把问题搞懂，就不要轻易下笔。他曾在给人的信中说：“文章写不下去了，此时应该多看看材料，再考虑考虑，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没有真懂。”从笔者公文起草的经验来看，若是没有确定一篇文稿的核心要义，那么再多的材料也是开个“杂货铺”。因此，在确定文章的中心以后，要把这个中心思想真正贯穿到全部的起草过程中，以约统博，始终把握住行文的方向。做到这一点，“文无定法，文成法立”在公文构思上就说得通了。有人说，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公文构思，新手可能会整得面目全非，而让老手来稍作调整，甚至不增减一字，即可坐收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无他，一是老手对工作的熟悉程度更高、对整体形势的了解更多、对支撑公文的背后因素把握更深刻，因此能够看到新人看不到的、能够想到新人想不到的东西。其二是，老手们更多地掌握了公文写作的“专门语言”，对什么场合需要什么表达方式，以及何种表达方式更加精准、效果更好能够熟练运用。那么，怎样从公文构思方面的新手变老手，把构思变“神思”呢？刘彦和给出的答案是：一要提升理论素养和精神修养，二要加强写作能力的锻炼。而毛泽东则通过抓主要矛盾的思维、调查研究的手段和对现实的清醒思考，把刘彦和提出的价值层面的观点变为操作层面可以执行、可以检验的方法，为公文写作开辟出新路径。熔裁，即通过取舍，达到去粗取精的效果。刘彦和在《文心雕龙》中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梳理毛泽东的公文写作历程，我们发现，所谓“熔”，就是让内容更加规范准确，纲目分明，条理清楚；所谓“裁”，就是把浮在文章表面的东西“打捞”走，以便留下真正沉淀的、经得起考验的成品。句有可删，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翻开《毛泽东选集》，发现每一篇文章都生动诠释了“情周不繁，辞运不滥”，词句的精炼源于文章结构严密，每一处表达都务求恰到好处。1926年，为了分清中国革命敌友问题，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先发表在《中国农民》上。应《中国青年》杂志邀请，他又对该文进行修改，对一些问题的提法、文章的架构和语言文字进行调整。在未修改之前，原文第一段引言有近400字，去芜取精后，被删减到不足200字。最关键的是，经过熔裁，把“分清敌友”从革命的策略问题变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成为制定一切革命策略的前提。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大道至简是追求，但很多时候要把这个道理完整表述出来，非借助铺陈不可。毛泽东的文章既精炼，又丰富多采，达到了“炼于熔裁而晓繁略”的境界。《毛选》中有一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本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在收入《毛选》时改为现题，在鲜明主题的同时让文章题目更加丰富。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修改文章，他主张在过程中丰富和完善内容，他说：“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这里的“敷”，让文章的思想更加完善、意义更加完整。文之详略如汤之浓淡，关键在于火候的掌握，而这火候的深浅，又源自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毕竟，详略只是方法，目的还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毛泽东的文章气势磅礴、论理透彻、形象生动，为现代白话文树立了新的范式，具有独特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这些风格体现在公文上面，就是准确、鲜明、生动，对于读者来说具有号召力强、简明易懂、操作性强的特征。其一，立定规模。毛泽东的文章总是立意高远，站得高。但是只有站得高还很不够，还要站得稳、站得好、站得久，这就需要理论的指导、理性的支撑和内心的坚定，否则将会变为人云亦云的夸夸其谈，自己欺骗自己。用操作层面的话来讲，就是先要“立定规模”。怎么做呢？从学习“无用”的东西开始。毛泽东说自己小时候读的是“四书五经”，讲得都是腐朽陈旧的大道理，除了识字以外再无用处。但事实上，儒家那套看似用来办事百无一用，却构建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总结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制定出为做人做事的界限，提供出雅正的语言文字风格，培养了历朝历代引领风尚的栋梁之材。在年少之际，学习最“正”最“好”的经典，就好比在最优秀的匠人手中打造自己的“模子”，立定人生规模的基础，从“无用”之中安装一个可以包容、接纳、吸收外物的底层系统。否则，只是去学“技”，表面上看似解决了最急迫的问题，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误入歧途。少年毛泽东熟悉传统文化、熟读古书，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为他在以后的岁月里“能够随时写出一篇漂亮的古文”立定了规模。在此规模之上，对文字的熟练掌握促成了他思想的成长与表达，使他笔下能够发出和先贤们一样的千钧之力。其二，陶染习性。毛泽东与当时所有的有志之士一样，在年少时也希望成圣成贤，并且按照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是在学业方面，还是在修身方面，都能做到严格执行。理想信念是人身的“总开关”，尽管现实社会的变化超出预料，“圣贤救世”的理想破灭，圣贤精神赋予他性格底色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擦掉。在“陶染”学识、习性方面，他又有哪些做法呢？一曰慎初始之功。刘彦和说，学习写文章就像是染丝绸，关键在开头，若等到器物制成，彩色染定，就不易改变了。翻开毛泽东的各种集子，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毛泽东从不随意动笔，写那些哼哼唧唧、不痛不痒的文字。他的所有文章，都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分析和解答现实问题，并且，既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大处着墨，又回到现实的深处，以细笔勾描。他为文的初心，一定是写管用的文章。在一切为解决实际问题这个指挥棒之下，他的文章，分析问题总是层层深入，说理明白，令人信服。二曰无时无刻不积累。青年毛泽东崇敬梁启超，在文章写作方面也欣赏梁启超的新闻评论般的笔锋，模仿他的写作手法。他善于从古代政治、历史、文化中，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积累、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熟语俚语，并加以改造提炼，形成新的语言，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就关注时政变化，借阅、购买报刊杂志，努力从时代的变化中找到新方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积累各种素材，写作雄壮阔气的政论文章，形成生机勃勃的语言风格。三是做到极致的耐心。仅举一例，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从大处着眼、细处着笔，层层分析、步步回应，以极大的耐心分析出了红军能够在中国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原因，并阐述了革命根据地存在的重大意义。文章中没有任何标语式、口号式的呐喊，字字句句都体现着一种沉着冷静风格，耐心地分析问题，把问题的答案摆到每个人的面前。言为心声，从毛泽东的文章风格中，我们总能发现一颗少年之心，蓬蓬勃勃，如釜上气。也许这才是我们在向毛泽东学习公文写作方面最需要做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