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一个被说烂了的、在网络上不受待见的词，让普通人头疼却又无法摆脱。毕竟，在一般人的认知里，努力，就意味着一丝的希望；不努力，就真的什么也没有。
问题是，事物发展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改造事物，也存在着固有的规律。这样说来，事情的发生、问题的解决，跟努力的关系有多大呢，努力到底有没有用呢？
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毛泽东选集》找答案。
马克思主义者不卖鸡汤、不鼓吹成功学，相反，还要给那些试图走捷径的发热的头脑浇一盆凉水：努力有没有用，在于你的“努力”是主观感受，还是客观方法。
如果努力只是主观感受，那么给自己打鸡血，以热情对抗人性的懒惰，进入一种“我在努力”的状态就行。比如，家长不分青红皂白给孩子报辅导班，在图书馆一边刷着手机短视频一边准备考公，收藏了很多课程、文章，假装学习实则掩饰内心的惶恐，等等。
如果努力是客观方法，那么采用什么方法和采用这种方法导致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努力本身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是实现目标的工具，是过河的船或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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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宗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凡是不能持久的东西，都是看起来很猛而已，都不值得付出太大代价去争取，并且即使争取到了也不会长久，也就是说，不能持续的努力只是主观上的、看起来的努力，也叫“假努力”。
我当年教书的高中里，很多学生都是主观感受上的“努力”：来得最早、走得最迟、背得最多，努力都能被看到、被说出来，却最终考得较差，让努力这个信条的实用价值打了折扣。
所有来自于努力的误区，根源都在于主观上认为需要很用力。事实是那样吗？
一个男人为了维持自己优雅的形象，每天喷香水，这对他来说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已经形成习惯，当然不需要努力。数学家陈景润不擅社交，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算数学题，他认为这是天底下最大的享受，在他的头脑里，还有努力的念头？
那么，为什么存在那么多无效的努力，误区在哪？这也需要从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去分析。
其一：绝大多数人对于改造事物（实现计划、达到目标、完成任务等）所需要的刻意训练量没有清晰认知，也就是说，懒于实践或者不懂得怎样实践。
对于简单的、稍稍用心就可以办好的事情，主观上的努力的效果立竿见影。比如，以前跑200米需要1分钟，现在努力练一练，只需要半分钟。
而对于复杂的事情，需要的是长期的、细致的练习和不断的思考改进的客观方法上的努力，而不是主观上的努力。比如，对于没有受过足球训练的人来说，上赛场也可以跑两步，但在比赛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困难，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因为他不知道成为一名合格球员所需要的训练量。而那些踢得很轻松的人，一定是受过长期的、系统的、科学的训练和高强度的比赛磨炼，绝不是几个小时的努力就可以代替。
知乎有句名言“以一般人的努力程度之低，根本轮不到拼天赋。”说的就是刻意训练的量不够、对对象的熟悉程度不够，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事情，只要一天做就一天成，一直做就一定成，即使少数事情需要拼天赋，也离不开高强度的训练打基础。
曾国藩就更绝了，他说“天下庸人，都败在一个惰字上”，意思是那些过得浑浑噩噩的人都是些懒人，要饭的乞丐从来没有要早饭的。
一般人所谓的努力，不过是克服这个惰字，争取从庸人的牢笼里挣脱出来。能做好这点，就超过90%的人了。
其二：努力的方向、方式方法、程度与努力的对象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匹配。毛泽东思想认为，努力作为一种客观方法，是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规律在人头脑中的反映。因此，努力能不能起到作用，关键是看与客观事物的匹配程度。
毛主席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努力就是愿望与现实之间的桥或船，如果起不到客观工具的作用，终究是一句空话。
受传统影响，许多人从小听得最多的就是要努力学习，长大要努力工作，生活要勤俭节约，形成了“唯努力论”的思维方式，却忽视了努力的本质，把一切失败归罪于不努力。因此，在人际关系上、经济决策上、人生选择上步入误区，比如，21世纪初，中国房价够低的时候，有的人却努力存钱，终于在努力中迷失，十年的收入赶不上房价一年的上涨。
02
作为主观感受的努力，需要动心动念，需要与人性作斗争。反映到人的身上，是压力、沉重、疲惫，是无处不在的无力感，它造成心理上的内耗，并与客观世界割裂开来，像是带着沉重的面具。
但作为一种客观方法的努力却不同，它搭起沟通主观与客观的桥梁，进入客观世界的门内，而不是在门外徘徊。
毛泽东思想认为，方法是否能够起到作用，关键是能否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于改造个人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一旦把努力作为客观方法，实践起来就可以简化为两条：做够、做对。就像小朋友初学写字，只要数量练够，字的结构掌握对了，自然就写好了。
做够的前提，是形成一个可视化、可量化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不断积累，形成突破。这一点在曾国藩身上，体现的最明显。
曾国藩坚持“慢就是快、少就是多”的原则，从办团练建湘军，到攻克天京，从来不用奇谋妙计战胜过敌人，总是直来直去地“结硬寨、打呆仗”，积小胜为大胜，把目标阶段化。对手明知曾国藩的企图，却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着手里的地盘一点点被他蚕食。
他在组织上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把忠于君国这件抽象的大事，细化为扎好硬寨、打好呆账这样的日常事，实现了从抽象到直观，让农民出生的湘军士兵能理解、好执行。
与“做够”相比，“做对”更加重要。相传爱迪生试验了1000多次，才发明了以碳化纤维做灯丝的白炽灯泡。在小学生的故事里，爱迪生发明电灯泡，是因为他永不放弃的努力，而不是他在寻找适合的灯丝过程中的积累、思考、调整。这样讲故事，虽然可以让大多数人容易接受，却模糊了爱迪生成功的本来面目。
“做对”意味着把努力作为一种客观方法，分析把握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细节的把控和经验的总结，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形成高效率的进程、能执行的标准化和可实现的确定性。
算了，不说了，还是先回到《毛泽东选集》，学习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中国文化相结合，怎样“做够”“做对”，解决中华民族成百上千以来的遗留问题。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