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做到胸中有“数”?

文化   教育   2024-11-21 19:35   四川  
中国古人特别注重“数”,人有命数,国有气数,“数”代表着一种生长衰亡的运行轨迹。

毛泽东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从四书五经里学习传统的“数”,在亲眼目睹了“长沙抢米”事件后,他开始质疑眼前的一切:大多数的人整日劳作,却连饭都吃不饱;少数人不劳而获,还要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

儒家说,这是劳力者和劳心者的区别。青年毛泽东则认为这这是颠倒了的世界,少数人占有社会资源,多数人则遭受巨大的不公,而所有的财富,本来是由多数人创造的。

他立志要把这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让大多数人当家做主。为此,他始终心怀两个数:“极少数”和“大多数”,并团结带领“大多数”从“极少数”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

这是思想方法上的“数”,那么,工作方法上呢?

1949 年3 月,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要求党委会要做到“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怎样才能做到胸中有“数”呢?再厉害的人到了新环境,遇到新情况、发现新问题,也是心中无数的。毛泽东的办法是调查研究、分析情况,等功夫到了,事物的全貌也就了然于胸。

一是“察”。

一般人难以做到实事求是,主要是思想上没有觉醒,对事物缺乏警惕;一般人做不好调查研究,主要是不会正确的开展调查研究。

一个“察”字,包含了严格的自省功夫,既抓大的趋势,又不放过细节。看一朵花,就必须过细看,还要把脑子带上,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就动起手来,把麻雀的问题真正摸清吃透。

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战斗间隙,在寻乌小县城做调查。该县的物产、商贸、人口及土地占有,等等,都被他用数字详细罗列,大类里面有小项,每类都设专项分析。

比如,商品中的杂货,他列举了 131种,还详细注明价格及贸易量。他列举一个理发店的盈亏问题,把各种账目弄得清清楚楚,比老板本人还计算得明白。

这是主动担当的觉醒,这是对百姓日子难过的警觉。

经过这番“察”,毛泽东弥补了了自己在城市商业知识上的欠缺,掌握了土地分配情况,为制定贫民、商业政策打下了基础,为解决富农问题确立了原则。

从小小的数字中“察”到大帐、算好大帐,是毛泽东能够带领队伍从山沟沟里走出的必经一环。

天下大道就在百姓的柴米油盐,小小的数目字,只要足够真、足够细,就一定能够反映出真正的现状,引导一个团队的未来方向,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怎么做,告诉他们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是看客。

“察”历史与现状的“数”,对于形成“心中的数”还仅仅只是开头。

二是“异”。

通过比较的方法找出不同点,主动设置对立面,抓住矛盾的特殊性进行分析,从杂乱无章的现象中发现内在联系,力求精确可靠。

求“异”的第一步是做好选择,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着眼,又从反映事物实质的关键细节着手,达到以小见大的目的。

事物是无穷尽的,而人的精力、眼界、能力有限度,如果不是从整体上、联系上去把握,知识随意抽出一些个别事实来分析研究,那么工作量是减少了很多,却没有任何意义。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在做好基础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进行全面了解、对比分析,并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选好了工作对象,就选好了发力点,这种工作方法,让毛泽东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能弄清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然后针对性地作出决策,最大程度地发挥政策的威力。

求“异”的第二步是做好对比。

作对比,主要是通过对“质”的把握和对“量”的控制,解决一个“度”的问题,避免“过犹不及”或“火候未到”。

对于人的认识来说,事物的“量”是“质”的外在表现。而由于人的认识水平和角度有差异,有的“量”能够反映“质”,有的却不能。这样一来,完成量的对比就可能成为掌握“质”的中心任务。

毛泽东在工作中,坚持“多数和少数”“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等原则,用对比的方式分析、解决现实问题。

1948年11月,毛泽东分析了辽沈战役后敌我兵力变化情况,认为形势已经进入新的转折点,对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缩短了战争进程。

毛泽东“作对比”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处处可见:在战争年代,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建设时期,要“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发展对外关系时,要解放全球占三分之二以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人民。

他谋大势、算大帐、计大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一次次对比之中得到彰显。

求“异”的第三步是善于把握矛盾的特殊性。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从中国的“弱而大”和日本的“强而小”出发,指出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得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必然胜利的结论。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牢牢抓住对战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几场战役,迅速改变了弱势地位,从防御转为进攻,短短几年就打败了国民党。

这一系列战略、战术及其执行,源于他心中的“数”——对敌我各方面状况的准确掌握和合理分析,而这些战略战术的胜利,又增加了他心中对于民族前途的“数”。

三是“用”。

看得见问题不是最高明,判断得准不是最高明,拿得出方案不是最高明,能预见道未来也不是最高明,最高明的是能够持续促成事物从量变转为质变,实现从“心中有数”到“手中用物”,再到“事业有成”。

“用”是判断心中的“数”的成色的标准。

毛泽东说自己“没有学过兵法,每次打仗都是分析具体情况”。说白了就是真正做到知彼知己,摸清敌我情况,吃透敌人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庙算”。

也许“没有学过兵法”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的谦虚说法,但明白人一看就知道,心中的“数”变为现实的胜,需要在背地里下多深的功夫!

1949年10月1日,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那一刻,他心中的“数”,既是四万万的数字,又是对历史的交代,还是对未来的承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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