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白话文的大家，毛泽东对文章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言事说理恰到好处，鼓动号召胜人一筹，批评讽刺气势如虹。抛开人格和事功不说，单论他的各类文章著作，在整个中国历史也是稳居第一队列的地位，是白话文方面对新中国影响最大的人物。
毛泽东文章的成就，离不开他乐于并且善于向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优秀人物学习。在他早期文稿里面，就处处可见来自同乡曾国藩的影响。而最终，又超越了他的同乡。
一、锐气圆融
曾国藩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典范，他的学问本源于湖湘文化，又广大发扬了湖湘文化，最关键是，他能将所学所思化为经世致用的本领，从而取得剿灭太平天国的伟大事功，成就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
青年的曾国藩喜欢司马迁、韩愈的文章，以懦弱无刚为男儿的耻辱，本来就倔强刚直的性格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被不断强化。等中年时期处处碰壁，才开始反思，下功夫修行，把少时的蓬勃锐气化为随宜圆融的浩然正气，形式变化而本色未改。今天，读曾国藩的奏折、家书、日记，一股被藏起来的雄奇之气仍然藏于字里行间。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曾国藩的全部著作后，对这位同乡钦佩之至，在给好友的信中表示“整个近代中国，只服曾国藩一个人。”他最初的哲学思考——追求宇宙的“大本大源”——即来源于曾国藩，他称赞曾国藩是找到了“大本大源”的人。本源治世，需要圣贤豪杰来引领，用以开启民智，把旧的、不合理的思想洗荡殆尽。
毛泽东虎虎生气的早期文章里有曾国藩的印记。在的《湘江评论》中，他以刚劲之气表达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的厌恶，对变革现状的渴望，和拥抱新思想新气象的热情。在经历过种种挫折后，再作文章，就更加理性务实，从“处处峥嵘”的理想主义，变成了“无一句、无一段不圆融”的实用倾向。他对曾国藩的学习，已经从皮肉到骨髓了。
二、采花成蜜
面对国家即将“大厦将倾”的现实，曾国藩“以坚韧的功夫，图天下至难之事”，把所有的磨难都自己扛下来。他艰难前行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背后的士大夫精神的支撑，而形成这一精神的关键，就是长期以来的读书学习。
在30岁进入翰林院以后，曾国藩对文章学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力图以手中的笔实现心中的理想。他经史子集样样都读，其中“常熟读”的是《诗经》《史记》《汉书》《庄子》《韩文》等，并且严格要求自己，一本书没有读透读通，绝不读他书。31岁，他开始写日记，一写就是30年，车上马上病床上、家中朝中军营中，始终不曾间断。
不停地读书、编书，让一个边远山区的农家子弟，在争权夺利的环境里多了几分余力。
毛泽东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对“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极其熟悉，在长期自学的经历中，又对中国历史地理、传统文化等书籍下过苦功夫，为往后的文章写作中大量用典打下了基础。与曾国藩一样，他在士大夫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面临国家危难，思考最多的就是救亡图存。
他对曾国藩编写的《经史百家杂钞》推崇备至，认为该书对“道”和“文”同等重视，把文章的作用扩展到政治层面。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以文章指导工作、鼓动群众、团结友人、驳斥敌论，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青年毛泽东就像辛勤的小蜜蜂，徜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花园里，等待酿成最好的蜜。
三．文贵平实
从为学作文到饮食起居，曾国藩都把朴实之风贯穿其中。他对自己说“极简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他教育子女时说“由俭入奢易，从奢返俭难。”
曾国藩认为为学功夫源于平实，“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以拙为巧、以慢为快、以朴为秀，以外人看来“反常”的行为锤炼基本功，每得一分都是自己的，每进一寸都有作用。
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这个思路，他大量运用群众的语言，从寻常的生活中找例子，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平白如话，让普通工人、农民都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弄明白，并且积极参与到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革命与建设。
这个“实”还体现在“崇实”。“唯实可以破天下之虚”，这一点在曾国藩的日记、家书里得到最实际的体现，家长里短、迎来送往、财米油盐，无一处不是细到极处、实到根底。这种注重实际的思想也体现在毛泽东的身上，他注重调查研究，以达到弄清真相、发现问题、思考本质的目标，撰写了一批调研文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作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工作思路。
从写文章视角看，曾国藩是“补”，给大清这篇已经做不下去的文章打上几块“疤”。这个“补疤匠”的经验教训启示了一个“删”的人，把大清遗留下来的烂文章全部删去，然后“立”起一篇构思巧妙、人人称赞的新文章。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