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观这个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两千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但不论是学而时习、亲身参与，还是体验见效，有一点却是相似的：侧重于道德伦理。
先哲们为了知与行的先后顺序、轻重缓急、孰难孰易、是分是合提出各种解释，却始终面临着定义不准确、衔接转化不顺畅、主体不明确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所谓的知行合一，从主观立意到客观效果，都十分有限。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认定改造中国首先从改造哲学开始，将宇宙观、知行观这样的基本问题时刻装在脑海。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批注道：“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
真正的突破是《实践论》的诞生。该文本来是抗战期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辩证唯物主义的讲稿，在1950年12月29日以《实践论》为题发表，加上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实践论》变“知”为认识，“行”为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装下”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彻底改造了传统的知行观。
毛泽东改造传统知行观，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准确界定“知”“行”以及它们间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认识有感性、理性之分，而实践则从道德伦理扩展到生产劳动、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
中国传统文化里，“知”是第一位，任何人都先要“知”古代圣贤的道德教训，方可行自身之事。毛泽东则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
在儒家那里，知和行谁先谁后的问题极端重要，知先于行是古代圣人、圣贤书，甚至整套礼制的根基。毛泽东主张，从农村学习农村，从战争学习战争，把读书的神圣性打个粉碎。
在知与行是分是合方面，传统文化里一直是语焉不详，知行合一变成把行统一在知的范畴里，知了就是行了，朝闻道夕死可也。毛泽东指出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同时又指出思维受时间、空间等物质条件的限制。主观与客观不可分离，不能脱离历史、脱离具体事物谈知行。
知行孰难孰易呢？自古认为，知易行难。毛泽东主张，知与行的难易不仅从量上看，更要从质上讲。思想超出了历史条件，叫“左”，这是没有估计到实践的困难。而思想落后于实际，叫“右”，这是没有估计到行动的困难。
知与行的难或易，主要是看实际条件的限制程度。
在知与行孰重孰轻上，毛泽东明确表示理论对于实践有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
他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把千百年来诸子百家争来争去的东西简化、条理化。
第二步，处理知和行的转化问题。
毛泽东认为，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再回归实践，这条路径，每一步都需要飞跃，需要从量变产生质变，需要改造。这一点，马恩列斯都没有讲清楚。
什么是改造呢？比如我们眼前的世界如同一个凌乱的屋子，我们用感性认识知道屋子的样貌，再经过理性认识给屋子里的各种物品分层分类、安排好秩序，再利用这个秩序对屋子里的物品本身进行变革，这就是改造。
这里头的关键处是从实践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的衔接和转化，这一点是传统哲学思想无论如何也无法破解的地方。
毛泽东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实现飞跃。主观的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就是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把由认识得来的力量放回实际，检验其与实际的匹配度，这就是第二次飞跃。
这种思路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解释了一张白纸好画图、好做文章的道理，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新中国提供了思想支撑。
第三步，知与行的主体和目的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认识的主体、实践的主体、历史的主体，过去忽视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观点，应该被颠倒过来。人民群众同时改造着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毛泽东的认识论可以归结为群众路线：通过调查研究等方式方法，将分散的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再形成策略、方针、理论回到群众，见于行动，并在行动中检验真伪，及时纠正错误，如此无限循环。
这样一来，过去的英雄豪杰、圣贤皇帝们的光芒，全部被人民群众的无限力量盖过，因为真理在群众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