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国家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引起了较多关注，成为热门话题。
这样的转移，好处是多方面的，单单对于中西部农民来说，就能增加收入而不用背井离乡。一旦农民收入增加了，社会层面的贫富两极分化自然就减小了，最终的共同富裕就不再遥不可及。
中国人从理论到实践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应归功于毛泽东。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让全体人民得到好处。
这也是他终身奋斗的理想。
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基础，发展生产力是途径
共同富裕一定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共同富裕。这就要求，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有制度保证。
毛泽东认为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此外，再无别的出路。
他注意到，新中国土改完成后的三五年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而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
他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困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
他把两极分化问题放到姓“资”还是姓“社”的高度来理解，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消灭剥削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中国就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
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理由很简单：资本主义就意味着两极分化。况且，那是人家的赛道，玩了几百年，护城河很宽，门槛很高，要想进入，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
当时我们的现实呢？新中国建立在一个农业国的基础之上，谈不上什么强，也谈不上什么富，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
毛泽东通过转变所有制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
二、既坚持按劳分配，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
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同时也受限于生产力水平。在当时的条件下，个人获得的社会资源只能以劳动作为尺子来衡量，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变得极端重要。
那么在所有制问题上，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包产到户很严重？
因为，他认为包产到户会动摇农业所有制，农业所有制改变后，工业所有制也会跟着改变，最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他说“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
在他看来，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我们过去辛辛苦苦换来的革命果实就丧失了，老百姓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资本主义就要复辟，就会变成修正主义。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哈特林时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后来，他又反复强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在他看来，按劳分配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却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才力不同，导致了劳动能力的不同，搞劳动分配上的“一刀切”，时间长了，照样会出现两极分化。
他反对这样的“资产阶级法权”。
三、实现区域统筹发展，全体共同富裕
恩格斯说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使工业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他主张“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通过“一五”计划亲自制定执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并实施区域投资倾斜政策，平衡分布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实现区域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后来，他又充分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既有的工业基础，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并主持开展三线建设，时刻牵挂着三线建设的一千多个项目。
1964年5月，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到了攀枝花钢铁厂，他说：“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中西部工业增长速度大于东部。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已缩小到200元左右。
区域发展平衡了，各行业的劳动人民也要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主张农民组织联合起来，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他认为的共同富裕包含社会各阶级各行业“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他说，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
他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在此过程中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特权思想，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发薪水都要分等级，分将、校、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
他明确主张缩小收入差距：“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特权。”
他丝毫不放松实现共同富裕的路线斗争，对一些以权谋私、大搞特权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
对他来说，这是战略层面的原则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