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道德经》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论语》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核，就是从对未来的忧患中驱使出强烈的使命感、紧张感、责任感,天地、生民、往圣、万世都融入其中。
到了近代，毛泽东把忧患意识更直白地转化为“从最坏处着想”的进取心，善于发现从地平线上刚冒出的事物，形成了一种底线思维的工作方法。
历史上，因缺乏忧患意识而失败的事例比比皆是。
秦朝末年，陈胜作为振臂一呼的农民英雄，在身份低贱时，能发出“苟富贵无相忘”的豪言。可一旦得志，满肚子想的都是维护他的楚王身份，杀敌的能耐没有，砍起自家兄弟却毫不含糊，在膨胀的虚荣心中迷失了自己，最终导致在众叛亲离，身死“国”灭。
后来，大猛人项梁继承了陈胜未完成的事业，在起兵反秦后，一直战战兢兢、周密部署，终于登上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成为声势浩大的义军的领袖。
但项梁却没有吸取陈胜的教训，狂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一片赞扬声中放松了对即将到来的危险的警惕，所有的忠言声都变得那么刺耳。他听不进别人的好言相劝，自然也听不到对手的嚯嚯地磨刀声，一不小心就让所有的功业随着对手的刀剑声灰飞烟灭。
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失败的教训，并与社会实践相互对证，做到“防患于未然”，展现出过人的预测能力。
1930年，蒋介石打响了中原大战，红军乘机打了几个胜仗，甚至一度占领了长沙，成立了临时省政府；1931年，红军打破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当时，党内很多同志热情高涨，忽视了中国革命的整体形势，很快就被敌人反扑，在一片叫好声中“吃了亏”。
当革命处于低谷、前进遭受挫折时，才有人想起了毛泽东的预见：对苏联经验的依赖、对农民的不了解、对中国传统和现状的不熟悉是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但直接原因是对革命形势盲目乐观，取得一点成绩后，就低估对手，忽略前进道路上可能和应该有的障碍。
毛泽东的经验就是，先人一步，当出现一点不好的苗头，就迅速掐灭。1937年7月，当日寇铁蹄肆虐中华大地，在亡国灭种的关头，他发出震耳发聩的呐喊，号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抗日。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面临革命即将全胜的大好形势，他仍用“两个务必”来警示全党，坚决不做“打江山18年，坐北京18天”的流寇李自成。
毛泽东认为，事物坏的方面，若未充分估量到，在某个节点突然钻出来，就会打乱整个计划，就可能因此惊慌失措。
1941年，抗日根据地可能面临最严重的困难，他给各地打电报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问题才刚刚冒个头，他已经带领队伍做好了迎接的准备，等困难真正发生，就能从容应对。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集大成者，他把传统的忧患意识变为可实践、易操作的工作方法。那就是：在审时度势中把握事物变化的“度”，摸清阶段性发展变化的临界点，对刚冒出头的事物进行分析归纳，准确估计操作上的困难，既不夸大也不回避，以客观地态度推测其下一步行进趋势。
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旦突破了这个“度”，就完全有可能改变方向，就需要对现有的方针、策略进行全面的重新审视，寻找新的应对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