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发现他的思想方法总是带来更少的试错次数、更大的容错空间、更短的纠错时间、更快的迭代优化和主观与客观情况的更高的匹配度，简单说，就是更加具有成长性。
他把各种问题当作通向客观世界的门，把方法论这个联系世界观到具体方法这个媒介，当作研究解决问题的“总钥匙”。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01
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在于老想“直指人心”，追求终南捷径，把必须经历、必须体验、必须自己思考总结和不得不走的弯路全部省略，终于坠入空谈，几千年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打转。
这是认为“万般皆下品”的文人忽视社会实践，鄙视直接经验带来的恶果。放弃了直接经验，就相当于放弃了体验、细节、道理，从而导致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分离。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的方法论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快速地对经验进行总结。
半年参加旧式军队的经验，让他总结出一整套建立新式军队的方法。共产党人惨遭屠杀的教训，教会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三湾改编”时，他抛弃规矩、手腕、制度等一切传统治军方法，以一种近乎话语权式的支配，把士兵的心练得像一块铁，又辅以“三大纪律”等方式，把部队从整体上练得像一块铁。个人一旦进入红军这个团体，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伟大领袖的人格魅力之下，红军的要求和规范融入到血液，表现于日常。
这样，个人的成长性和集体的成长性，统一到共同的、充足的实践经验上来。
此外，就是持续性问题。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变革活动之中，思想观点每一两年甚至几个月都会变化，随着实践的充足和深入，他不断优化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方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同时代的精英里，比毛泽东起点高、名气大、资源足的比比皆是，但由于没有解决实践的持续性问题，最终昙花一现，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毛泽东的方法是“实践——理论——实践”循环公式，这套公式在一开始较为容易，但坚持难，尤其是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需要新的经验去代替旧的经验、弥补过去实践的不足，这是多数人难以完成的。然而，一旦有人做到了，实现认知的升级，就会产生新的理论。
02
陈云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报告中讲道：“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这个思想方法为什么重要呢？
孔夫子的世界观也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罢，都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都需要经过方法论这个媒介，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桥或船”这个中间环节，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听过那么多的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
毛泽东熟悉普通人的感情，贴近普通人的生活，从不使用大概念，从不远离群众。毛泽东思想，就像《毛泽东选集》一样，对所有人敞开。
但毛泽东的实践和理论，对于他自己是直接经验，对于其他人，则是间接经验，因此，毛泽东方法论需要有用心总结，并付诸实践。
毛泽东方法论要解决的，就是这个中间环节的问题。
毛泽东方法论认为，正确认识世界，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世界是怎样的，就去认识怎样的世界，这叫实事求是。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世界的工具是矛盾分析法，无论何人，对于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有意无意地使用了这一工具。
对于实事求是，求是关键，所有的方法就体现在这个“求”字上。之所以能够“求”，是因为实事之中有个“是”，这个“是”需要从实事当中找，就要求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去了解熟悉“实事”，简言之，要求“做够”。而求的过程，则要求“做对”。
03
做够的前提，是形成一个可视化、可量化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不断积累，形成突破。这一点在曾国藩身上，体现的最明显。
曾国藩坚持“慢就是快、少就是多”的原则，从办团练建湘军，到攻克天京，从来不用奇谋妙计战胜过敌人，总是直来直去地“结硬寨、打呆仗”，积小胜为大胜，把目标阶段化。对手明知曾国藩的企图，却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着手里的地盘一点点被他蚕食。
他在组织上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把忠于君国这件抽象的大事，细化为扎好硬寨、打好呆账这样的日常事，实现了从抽象到直观，让农民出生的湘军士兵能理解、好执行。
与“做够”相比，“做对”更加重要。相传爱迪生试验了1000多次，才发明了以碳化纤维做灯丝的白炽灯泡。在小学生的故事里，爱迪生发明电灯泡，是因为他永不放弃的努力，而不是他在寻找适合的灯丝过程中的积累、思考、调整。这样讲故事，虽然可以让大多数人容易接受，却模糊了爱迪生成功的本来面目。
“做对”意味着把努力作为一种客观方法，分析把握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细节的把控和经验的总结，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形成高效率的进程、能执行的标准化和可实现的确定性。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