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屠龙术”，意思是可以用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通过不断“屠龙”获得跃升。但要将这如屠龙术一般的方法论转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以此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如果大道理不能解决小问题，那么还要什么大道理呢？
毛泽东方法论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转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只是会用，还要用得实、用得深、用得广、用得活，将思考和实践得出的真知灼见贯通于心，做到了这几点，才叫运用之妙。
毛泽东方法论到具体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转化，妙在注重“四性”。
一是有效性。它要求从毛泽东方法论的立场出发，对认识对象与改造对象、各方条件、周围环境，进行细致调查，找准问题根源在哪里，从而决定时间花在哪里，资源用在哪里。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把模糊的一般方法就变成精确的具体方法的过程。
毛泽东找到中国革命行之有效的道路，离不开他扎实的调研功夫。
大革命时期，他深入农村、厂矿了解民生疾苦，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著作，找准了农村革命和动员农民这个根本战略。
他有意无意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关键点，成为自身的优势。
上井冈山后，他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他不断强化自身的优势。
延安时期，调查研究成为党的重要工作制度，深入农村调查成为热门课题。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打破了敌人的封锁。
他把自身的优势转化为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要求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调查研究成为我们国家独立探索建设道路的法宝。
他乐于把自身的优势传授给其他人。
为了取得实效，他还通过身边警卫人员搞调查研究。1955年5月，他给警卫人员下达了“增加一项调查工作”的任务，让他们回乡调查，他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我通过你们，你们通过农民，把情况了解上来，这就是搞调查。
二是针对性。它要求在毛泽东方法论的指导下，从不同时间、地点、人物等具体情况出发，确定与之匹配的工作方法。针对性不仅要求紧盯现状，还要求紧盯趋势，并注意趋势的转变。
毛泽东远远超过同时代人的一大秘诀，在于他始终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针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思考，进行针对性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给全国人民提供思想武器。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针对日本侵华加剧的严酷现实，先后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等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脚踏中国大地，全面地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路线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落脚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针对性”问题。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三是实用性和持续性。毛泽东方法论要求，做决策不从理想来、书上来，而从群众的立场上来，把群众觉得实用的东西放在第一位。因为，多年的经验显示，凡是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
而历史唯物主义证明，凡是群众的东西，都能持久，凡是可以持久的东西，都和群众密不可分。总之，一句话，要在群众的实践中找经验，总结经验。
他给一些老生常谈的话语赋予新的内涵，让他们在新的形势下仍然具有实用性。比如，他对 “忠孝仁义”的解释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就叫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
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把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历史作用还给人民。
有一次，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路上，突然问地方官员：“你们信不信上帝？”大家一听都咧呆呆发愣，毛泽东却说：“你们不信，我信！”干部们更呆了，没人吱声。毛泽东深情地说：“这个上帝是谁？他就是人民！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
他的心里装满了人民，这是他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咬牙坚持的动力。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