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帕内特关于尼采的记录，这里是后续的一部分记录，其中绝大部分内容译出如下（未译部分由省略号注明）。
下午，我刚坐下来工作，尼采就来了。他非常友好，可惜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们就坐在我的房间里喝茶；他套上了我的睡袍，这让他舒服多了。我们谈了更多私人的问题，我现在也对他有所了解了。他认为“查拉图斯特拉”是他的主要作品。他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三部分，“这是一次危险的航行”；他说，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出版的最渎神的书，对他变得尤为困难的是从第一部分到第三部分的稳步推进。我没有作任何评论。首先，他想写一本书，作为康复，全线抨击德国的蒙昧主义（Obscurantismus），我自然希望他能如愿以偿。然后他告诉我，他不得不完全放弃他的语言学事业，一本关于古代韵律（Metrik）的书还没有完成，他在其中得出的结论是，希腊六音部与德国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然后我们谈到了悲观主义，他告诉我，他是通过肉体上的痛苦来摆脱悲观主义的，这是出于顽抗（Trotz），不让自己被痛苦支配，这是出于狠（Bosheit），出于统治欲（Herrschsucht）。然后他又说，我们在身体上比未开化的（uncivilisiert）人敏感得多，我们的教养（Erziehung）使我们变得非常敏感，我可以承认他这一点：“您难道不认为，如果一个人按照我的方法跳很多舞，就像希腊人跳舞那样，并把笑推广为一种宗教，这种情况就会得到改善吗？” 不过，对此我只能沉默。然后我问他，因为他曾告诉我他想在莱比锡大学举办关于希腊文化的讲座，那他是否更愿意写这方面的东西。他认为他现在无法再搞讲座了，因为他的眼睛不允许他做必要的初步研究了[*这里指的应该是希腊文化这方面的]。他更愿发表单个的希腊文化形象，作为他的 “未来之人”（在“查拉图斯特拉”中被称为 “超人”）的范例，这样会更好。我们谈到了书籍应该用拉丁体还是德（deutsch）体印刷的问题，而俾斯麦支持后者。尼采说，所谓的 “德”书写体不过是修道士所使用的拉丁字体的变形；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完全是有意的、出于美学的考虑，把11 世纪书写学校（Schreibschule）所惯用的书写体当作最美的书写体交给了出版商，而这就是所谓的拉丁文字体。他说，“德”体就像其他许多现在被冠以 “德 ”之名的一样，并不是没那么 “德”。他还谈到了自己的计划，组一个善人（angenehme Menschen）圈子，这些善人来自不同职业阶层，与他们一起在某个海滨或是岛上安度此生（ein ruhiges Dasein zu führen）。【1884年1月29日】
然后，我去看尼采。几句开场白之后，我们谈到了反犹主义。我问他怎么会把《墨西拿牧歌》发表在一本反犹主义的杂志上。他说当时这本杂志还没有这种性质；它是本着相反的精神，本着那些希望成为优秀欧洲人的精神创办的，而他们以及他的出版商后来才成了反犹主义者。这种敌意与他相去甚远；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努力使自己远离种族和宗教偏见。他想从我这里知道，犹太人有什么希望？于此我告诉他，我和那些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并不希望被视为犹太人，被视为一个种族，而是每个人都被视为个体；对选民的信仰完全取决于对摩西五经的信仰；犹太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统一性，没有中心。起初，他还想为种族影响辩护，但随之放弃了并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即纯粹的种族不存在，德国人更不能主张自己是纯粹的种族。他计划有一本反对现代的、德国的蒙昧主义的书，如果他写的话，那也会轮到反犹主义。渐渐地就聊出，向这个 “脏东西（Schweinerei）”——正如他所表达的那样——屈服，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把他搞得很难受，他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人们让他的生活苦不堪言。一些犹太后裔对他的行为也很恶劣，这被用于作为反种族的论据。我自然不失指出，我们这些人的一生就是因此而痛苦的。他接着说到，他的出版商自称作为反犹主义者的 “实践基督徒 ”，尼采回答他说，他[指出版商]是一个实践者（Practicus），但不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出版商声称社会主义工人都被犹太人控制了，尼采回答他说，那就不应该伤害犹太人，以免他们煽动工人。当我们谈到民族性（Nationalität）的影响时，他说这是无法被否认的；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实已经融入了每个法国人的血液。他说他本是波兰人；他的名字叫涅茨基（Niecki），即“否定者”、“虚无主义者”、“永远否定的精神”，这令他愉悦。他说，他仍经常被波兰人用波兰语称呼，因为他的相貌，最近有一个波兰人跟他说 “种族虽在，心已远离”。他个人的愿景是，犹太人应该与所有国家最优秀、最高尚的家庭建立联系，从而将他们的优秀品质传递下去，所有民族都应该这样做。然后，犹太人应该产生一些伟人作为唯一且最好的回击；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可以指出的那些人，如海涅、拉萨尔（Lassalle），还完全不够。他说，把犹太主义（Semitismus）当粗话来用是无礼的；像西班牙的摩尔人文化那样美好的东西，欧洲是不再会有了。虽然他看来是希望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有一个特殊的理想，当我对此不愿有什么想法并拒绝任一立场时，他有些失望；通过善行或武力重建巴勒斯坦王国对我来说都是坚决禁止的。——犹太人是否应该为新闻界的贪腐（Käuflichkeit）承担责任；他相信，舆论市场的形成有其自然的发展。——我接着提到，和我有同样想法的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犹太传统；对我来说，曾在布吕克的实验室工作这件事比我的犹太身份更为重大（maßgebender）。“是，但这些脱离了一切的精神，“他说，”是危险而堕落的（verderblich）。” “他们就是您心中的自由精神。” “是，但自由精神是危险和堕落的”。“首先”，我说，“人之是，如其所能是，而非如其所应或所想之是；人一自由，他就不能不无虚伪地把自己束于桩上。那么自由所意味的，只是从传统和习俗中解放出来；每个人都会看到，自己身上有哪些持续存在的兴趣（Interessen）和力量（Mächte），并根据它们约束自己，为自己立则。当然，那些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这种力量的人，无药可救，迷失了。这一切既适用于伦理道德，也适用于智力。自由的精神需要强大的生命意志。”他完全赞同这些观点。他说，他有一种天赋，能够猜透别人，看穿别人，探究别人的灵魂，对别人了如指掌，以至于可以杀死别人；他也承认，瓦格纳擅长这种事情。在他那里哲学体系也同样如此，它们不过是回忆录而已。他说，康德的体系背后有道德神秘主义，某种斯韦登伯格主义（Swedenborgianismus）；为给它留出空间，康德以这种方式限制了知性。还有叔本华，他在 26 岁时就为自己的思想盖上了终印！我接着话说，叔本华这么早写出了 “体系”，实在是太不幸了，他应该继续写一些小论文，就像他的第一篇论文那样。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叔本华如何这样，人类的一切对他来说显得一文不值，而最最不足挂齿的，同时代人的看法和身后名，却又被他看得很重。“是的，他翻遍了所有可能的报纸，就为了找关于自己的报道，而一旦报道是不利的，他就大发脾气。现代大大放掉了对伟人的要求；古代有许多甚至不是第一流的，都有强得多的男子气思想；这事关男子气概。”悲观主义在德国大体表现不佳，在法国则好得多。最好的自然在印度，那里的整体文化水平总的来说比这里高得多。我们想要向人民努力传达的问题，在那里是共识。对此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再度变得全然黑暗的危险，是多么迫在眉睫。美国唯灵论和 “救世军”，以及舞动的基督教，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说，我们必须回到伏尔泰的座右铭 “粉碎丑恶（Ecrasez l’infâme）”上来。然后我们谈到了个人的命运，他说，他曾经非常痛苦，他也更好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有朋友以及因孤独而失去了他们；他与瓦格纳决裂了，这是最痛苦的事情，尽管他们彼此间从来没有过一句狠话。而且人们也让他的孤独很痛苦。但他通过孤独获得了一种集中，他可以用一句话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他说，“查拉图斯特拉”难解，必须加以研究；其中有很多教悔，这是他 14 年的发展结果；他从自己所有的错谬和失误中受益。我向他承认《查拉图斯特拉》难以理解，然后给了他一个关于他其他著作的简短分析，他表示赞同。(我的发言评论只是为了上下文的需要）。他说，说他们自己是基督徒，只不过是反犹主义的虚伪。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即如果愿望能够杀人，人们是否会为了要占有财产而经常这么做，这个问题是巴尔扎克提出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一个年轻人提议娶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女孩；之后她的哥哥会在决斗中被杀死，而她将获得一笔财产。尼采认为，如果愿望可以杀人，那么没人是安全的（sicher）；而我补充说，如果愿望可以夺走某个人自身的生命，那么没有人会活着，他证明了这点。我说，曾经有必要的是，减轻人对死亡的恐惧；现在，减轻人对生命的恐惧则几乎是必要的。尼采身上有许多矛盾之处，但他是一个绝对诚实的（grundehrlich）人，具有最强的意志力和干劲。他说，他竭力奋斗，以维存他那无几的生活乐趣和快乐；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他经常过得非常糟糕。他说，他不是一个坚强的（hart）人，他不能指望自己的感觉。随后，他向我推荐了司汤达的作品，我们就这样作为好朋友分别了。【1884年2月15日】
【……】我跟他说了我想回答她的内容，那就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用神圣光芒来包裹所有的坏本能、统治欲、残忍、恨、在理性问题上的不诚实，就如所有宗教都提供且必须提供这一点那样，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力，最好不要将此提供给他们——他赞同。我们还谈到了天才与疯乱（Wahnsinn）之间的亲缘性，谈到了许多第一流的灵魂都是癫痫患者，如凯撒、拿破仑、穆罕默德、保罗、拜伦——我们尝试就此提出一个理论，简单说就是，为了产生巨大的作用效果，一个人的全部思想力量必须被一个目标、也就是接近于被妄想所支配。我想，歌德说的 “奋斗了就会犯错 ”可以反过来说，“犯错了才会努力”。然后，他一并提了高尔顿。我们一见面，他就告诉我，他真有了这样的感觉，好像自己又能说话了；他可能一直都在和公寓里的每个人说话，但他不得不对很多事情保持沉默，最后也包括他自己。他的来访对我来说真的很好，我对实验室恰好有些厌倦了，觉得需要更一般更自由的交谈。【1884年3月7日】
【……】遗憾的是，在一切事情上他缺了自然科学的教养，以至于他总是要从最复杂的现象入手，不太注重方法和路径，而只是满足于目标——所以可惜的是，虽然他在个别事情上（im Einzelnen）如此敏锐和清晰，但在整体上却有很多模糊之处。孤独对他来说终究不是好事；他最后就到了这般田地，就像他自己在谈到《查拉图斯特拉》时所说的那样，他的书是为他自己而写的了，所以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中存在着什么东西。另一方面，他完全从宗教解放出来的自由和对宗教的净化让我耳目一新。同样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是一个全力以赴的积极者（Optimist），他总是努力从一切不幸、一切逆境中寻找美好，从苦难中寻找力量和源泉。然后，我们就我给你的上一封信的主题，即意志和自我意识，谈了很多，但没有深入下去。我们一致认为，语言还没有足够精细的表达，目前人们只能做粗糙的转译（grosse Umschreibungen）。然后，他提到了高尔顿讲过的一个事实，即愚蠢者时而会把痛苦当作愉悦的东西来感受和追求，当作一种能把他们从漠然（Gleichgiltigkeit）中拽出的东西，而有些人时而会非常平静地忍受极可怕的痛苦；他认为，人也许很快就会在动物链（Thierreihe）中降级（absteigen）到这样的点上，那里不再有快乐和痛苦，而只有刺激。我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他说，这么想是善意的，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想象世界上的苦难并不像表面上的那么多。他说，悲观主义在印度哲学和佛教中的表达与叔本华不同，而且表达得更好，不是后者可以比拟的，这一点非常显而易见；我可以证实并加以例子来证明。他说，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无非是年轻人的悲观主义。然后，我不知道在什么语境下，我们谈到了“查拉图斯特拉”的话题。他所想要的是创造一种得到改善的人类文化和种族，他称之为 “超人”，他说他在伦理问题上、在关于什么是善与恶的问题上走得是如此之前、如此的怀疑论（skeptisch），以至于他甚至不能说出来，人们会被吓到；可以去设想这样一种观点和目标，在此情况下，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而活，不得不压制自己善的冲动和同情心。我唯一的反对意见是，没有人可以像牧牛人管理牛群那样管理人，而且这个目标无法得到界定。他说，也许必须得残酷，也许必须得，为了造就若干极为杰出之人和时代，而压制其他一切。我反对说，教育和创造杰出者和时代是不可能的。他说是的，但这些问题和难题也许会在不久的时代出现。我说是的，应该界定这一切的方向，是否关系到要创造尽可能多的幸福。然后他说，为快乐或不快乐而奋斗已经是一个无力时代的标志，强大的、戮力向前的时代只为目的而活，这才是始源的（Ursprüngliche）。但在这里他不得不立即承认，整个动物王国和所有下层的人，整个庞大的人类群体，也不能否认他们的始源性，他们的生活和奋斗完全是为了快乐和不快乐，而为目的而活已经是非常高尚的事情了；不过，谁一度为某一目的而活，这人这么做就不是为了与这个目的相关的快乐或不快乐，而是，如果不这样的话，他的生命于他而言就会显得毫无价值和虚无。他赞同这一点，并说后者对他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如果他要把他痛苦和不愉快的时间加起来，他就有一百个理由否定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就法国新的所谓 “自然主义”学派轻松地聊了一段时长。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很高兴他也认识到其中的错谬，这些人只不过是为了营造效果就极尽可怕和恐怖之描述，却自以为他们“以自然科学”审视生活，他们完完全全是主观的，却自以为客观。我越来越意识到，尼采主要是个感性之人（Gefühlsmens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