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泽尔|埃米尔·拉斯克和康德主义（上）

其他 2020-08-23 11:21

埃米尔·拉斯克和康德主义（上）

Emil Lask and Kantianism

（选自Beiser, Frederick (2008). Philosophical Forum 39 (2):283-295.）

文：Frederick Beiser

译：谢楠禧

1、谁是埃米尔·拉斯克

由于我基本上同意蒂娜·埃蒙兹（Dina Emundts）对拉斯克判断理论的论述，因此我的评述将更多的是对她的论文的补充而非批评。首先，我要介绍拉斯克，他仍然是一个晦暗的人物，尤其是在英语世界中。然后，我想勾勒出更广阔的拉斯克的图景，并考量他思想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对于他总体哲学的取向至关重要。但是，有一点我倾向于与埃蒙兹有所不同：她似乎仍将他视为康德主义者，尽管拉斯克进行了许多创新。但是在我看来，由于这些创新，拉斯克只能是名义上的康德主义者。在我们之间的分歧背后，存在着一个有趣的、值得讨论的问题：成熟的埃米尔·拉斯克是否仍然是康德主义者？

那么，埃米尔·拉斯克是何许人也？拉斯克是与文德尔班（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Rickert）领导西南学派/海德堡新康德主义的三巨头之一。在那个时候，拉斯克被视为这一运动的先锋者，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将把它引领到令人振奋的新地。如果说今天他比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少为人所知，这与他的晦涩写作有关，但更多的因为他不幸的早逝，后者将他从权能的顶点一笔抹去。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海德格尔、卢卡奇（Lukács）、胡塞尔和韦伯（Weber）都认为拉斯克之死是德国哲学的重大损失。

拉斯克于1875年9月25日出生。关于他的青年时期和处境尚不明朗。有消息称他在维也纳长大，另一些消息则认为是布兰登堡。最了解拉斯克的李凯尔特承认，他对早年的拉斯克一无所知。我们确实知道拉斯克是犹太人，尽管他的生活和信仰似乎完全是世俗的。1无论他的出身如何，拉斯克的职业生涯始于19岁，在那时，他在弗莱堡学习法律。他很快就被哲学所吸引，并在李凯尔特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费希特的博士论文。 1905年，他来到海德堡，在文德尔班的帮助下撰写大学教授资格论文，在他的就职演讲上发表了“黑格尔与启蒙运动”。拉斯克的才华使他在1910年获得了海德堡（Heidelberg）的两个哲学教授席位之一。显然，拉斯克是一位受欢迎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师，尽管他的哲学太难最终吓跑了一些学生，但他吸引了一小部分忠实的追随者。在这些学生中有尤金·赫里格尔（Eugen Herrigel），他在拉斯克去世后编辑了他的著作。2

所有关于拉斯克性格特征的叙述都着重于他的超脱性（otherworldliness），他对哲学的完全献身。它们还指出了他的孤独（他从未结过婚）和絮絮不休的自我怀疑。拉斯克也以他的才智闻名。这儿有一个例子。他说，关于用心理学家取代哲学家在学术上的地位的最好描述，是康德早期作品之一的标题：《将负值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Versuch den Begriff der negativen Größen Weltweisheit einzuführen）。可以预见的是，由于早逝，拉斯克的作品很少。几乎完整的赫里格尔版本包括三卷，都不是很厚。拉斯克写了两部主要作品：1911年《哲学的逻辑和范畴学》（Logik der Philosophie oder die Kategorienlehre）和1912年《判断学》（Lehre vom Urteil）。两者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风格上都是难以想象的难读。对它们的充分领悟以深厚的哲学文化为前提：要对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布伦塔诺（Brentano）和胡塞尔进行全方面研究。最好的拉斯克思想的导引是他自己的后期演讲，即《论逻辑的体系》（Zum System der Logik），他在课堂上直接地向学生们解释了他的一些基本问题和解决方案。除了这些著作之外，还应提及拉斯克的著作《法权哲学》（Reshtsphilosophie），他的1905年的教授资格论文作品（Habilitationsschrift），3是对法律哲学中的新康德主义原则的清楚阐述。这是拉斯克著作中仅有的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著作。4

除了他的著作，拉斯克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他人的影响。拉斯克对年轻的海德格尔至关重要，不仅在实质内容上而且在他的思想风格上也很重要。李凯尔特，作为拉斯克和海德格尔的博士生导师（Doktorvater），在对海德格尔教职论文的最终鉴定报告中指出，“他多亏了拉斯克的著作才有他的哲学取向和术语，也许比他意识到的要更多。” 5拉斯克也对马克斯·韦伯有重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保罗·洪尼格斯海姆（Paul Honigsheim）在对海德堡的“韦伯圈”（Weberkreis）的迷人回忆中告诉我们，“拉斯克可能比任何其他当代哲学家更接近韦伯。”6最后，拉斯克在海德堡最亲密的朋友是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卢卡奇的早期美学显示了他欠了拉斯克多少东西。卢卡奇通过在康德研究（Kant-Studien）上撰写拉斯克思想的概要来偿还了这笔债。7

1914年战争爆发时，拉斯克立即志愿加入。因为作为海德堡教授，他被认为是“免服兵役的”（unabkömmlich），也就是说，作为在大后方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不必参军。但是，出于良知和理想主义，拉斯克认为自己有义务为自己的国家服务。8拉斯克被任命为中士，并被派往东部战线的加利西亚。拉斯克患有近视，身体虚弱，很快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士兵。然而，他感到有义务保持在前列。在他最后的其中一封信中，他写给李凯尔特说：“我并非为军事而生，我无法完成出色的任务。但我仍要留在这里。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就在于设法协助炮弹领域的事情。” 9玛丽安·韦伯（Marianne Weber）表示，由于近视，拉斯克无法射击，因此被置于后排。然而，在1915年5月的一次冲锋中，他被击中，并很快地离开了人世。10

这儿讨论了很多关于拉斯克个人的事情。那他的哲学呢？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埃米尔·拉斯克？阅读拉斯克有充分的历史原因，尤其是要了解他对海德格尔，韦伯和卢卡奇的影响。不过，更重要的是，还有很好的哲学理由。拉斯克著作的哲学旨趣来自于它们在调和康德主义原则与历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的最新发展上的努力。如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拉斯克深受以下事实的困扰：康德的原则似乎没有容纳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布伦塔诺（Brentano）所传授的意向性的现象，或者胡塞尔（Husserl）所强调的逻辑真理的客观特征。历史学，意向性和逻辑真理似乎揭示了康德式想象力中未曾梦及的全新领域。拉斯克的主要目标是为批判哲学攻克这些领域。但正是在这方面出现了至关重要的问题：拉斯克能否在不违反康德式原则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

2、费希特，迈蒙，和“非理性裂隙”（HIATUS IRRATIONALIS）

关于拉斯克哲学的任何一般性讨论的起点都应该是他的论文《费希特观念论与历史》（Fichtes Idealismus und die Geschichte）。顾名思义，这主要是对费希特哲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但这还不止于此：它是对哲学面临的基本问题的陈述，以及对它的替代解决方案的概述。11他的一生都将始终专注于这个问题，并且它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即使在他的1912年《判断学》（Lehre des Urteils）中是隐而未显的角色。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拉斯克所说的“非理性主义问题”（Irrationalitätsproblem），也即，历史的特定事实似乎是一种无理数，这给理性的解释带来了限制，因为它们是完全独特的，不能统摄于一般的律则（general laws）。借用晚期费希特的术语，12 拉斯克给这一“怪物”取了一个极富联想的名称：“非理性裂隙”（“hiatus irrationalis”）。这种鸿沟对于古典理性主义来说是一个问题，古典理性主义的解释范式是根据一般法则来统摄特定的事物，但是对于坚持理性主义范式的康德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问题。由于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威望越来越大，非理性问题对于19世纪下半叶的新康德主义尤为尖锐。如今，一个莫姆森（Mommsen）和兰克（Ranke）的成就似乎并逊色于赫尔姆霍兹（Helmholtz）或李比希（Liebig）。13但是，如果是这样，批判哲学——它宣称一门学科是科学仅限于它会涉及数学——如何能够解释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正确地看到，任何复兴康德式遗产的尝试都必须为作为科学学科的历史学找到一些位置。

绝非偶然，李凯尔特以非理性问题开始着手他的主要著作《自然科学概念的边界》（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拉斯克在其博士论文中的反思也是从同一起点开始的。拉斯克勾勒了两种解决非理性问题的方法：分析方法（analytic approach），它指出个殊（particular）是偶然的，因为它不能从普遍（universal）派生而来，这里的普遍是抽象的或推论的（discursive）；和流溢方法（emanationist approach），它指出个殊是必然的，因为它可以从普遍派生而来，这里的普遍是一个具形的整体（a concrete whole）。分析方法将普遍视为复合体（composita），其部分先于整体之前并使整体得以可能。流溢方法将普遍视为整全（toti），整体将各个部分进行并使其成为可能。拉斯克认为康德是分析方法的首要代表，黑格尔则是流溢方法的主要拥趸。拉斯克忠于新康德主义传统，主张分析方法，并批评流溢方法，理由是它超越了经验的局限性，并虚构了有机整体的概念。尽管拉斯克支持康德反对黑格尔，但他仍然认为黑格尔的思想在某个方面要优于康德：黑格尔正确地看到了个体是独特的，并且在整体上起着必要的作用。康德思想的主要弱点是，它没有赋予个体性这样的地位；它只将个殊看作是它被统摄于其下的普遍当中的一个实例（an instance of the universal under which it was subsumed）。拉斯克的理想是这样的一种关于社会科学的流溢主义进路，它不涉及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尽管他在论文中仅仅暗示了如何实现这样的进路。他同意齐美尔（Simmel）的意见，即要让历史的个体得到重生而不仅仅是解释而已（11）。14

拉斯克在以后的工作中将继续思考非理性问题，尽管他将把这个问题延伸出其原先在历史学中的背景。这一问题在后来对他而言变成一个关于判断的问题（a problem about judgment），更具体地说，先验哲学的经典问题：即，我们如何知道范畴能应用于经验？值得注意的是，拉斯克在博士论文中已经朝着这个大方向扩展了非理性问题。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对其解决方案持绝对怀疑的态度：他怀疑我们是否可以从经验中——这些经验的直觉是特殊而偶然的——证明任何普遍且必要的概念都适用于经验直觉。他论证道，康德的图式论并不能提供解决方案，因为它展现了范畴如何与对时间的纯粹直觉而不是与对杂多的经验直觉共同运作（47）。在这一具有最伟大的历史与哲学旨趣的语境中，拉斯克经常提到所罗门·迈蒙（Solomon Maimon）的怀疑论，其工作受到拉斯克的赞赏和认可。15拉斯克采纳了迈蒙对康德的主要批评：批评哲学不能弥合普遍与个殊之间的鸿沟。16迈蒙的怀疑主义的普遍结果是，拉斯克解释道，我们只能在数学上拥有综合先验知识，而不能在自然科学领域拥有先验知识，并且我们只能演绎（demonstrate）一般的先天综合原理，而不能演绎任何单一的经验命题（51）。终其一生，拉斯克都忠于迈蒙的怀疑论。它就浮现在《判断学》（Urteilslehre）中，当拉斯克长篇大论地认为，客观领域与判断领域之间存在鸿沟时。尽管在后来的著作中拉斯克没有提及迈蒙，但迈蒙的怀疑论是拉斯克论证的默认前提，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拉斯克认为客观领域和范畴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我会建议，描述拉斯克思想最好的一般方法是沿着迈蒙描述自己思想的相同思路：即“联合体系”（Koalitionssystem），一种显然很怪诞的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混合。

拉斯克博士论文主要的历史论点是，费希特是历史批判方法（the critical approach to history）的真正鼻祖。关于个体性问题，费希特避免了康德和黑格尔的陷阱。与康德不同，他赞赏个体性在逻辑和伦理上的重要性，同时也与黑格尔不同，他坚持对个体性问题采取分析性或批判性方法。拉斯克的解读与流行解释背道而驰，后者将费希特视为激进的理性主义者，他旨在从绝对的自我派生出所有现实。拉斯克接受后者作为对费希特早期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的描述，但他认为当费希特在1797年发现个体性问题时就拒绝了这样的立场。拉斯克坚持认为，费希特在后来的所有著作中都强调了“非理性裂隙”（hiatus irrationalis）的重要性。有一说一，拉斯克当为自己论点的独创性感到自豪，并强调了较早的费希特研究的缺陷。尽管从费希特研究的最新进展来看，拉斯克的工作被证明为过于简单了，但今天它仍然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并提高了该领域的水准。与泽维尔·莱昂（Xavier Léon）的《费希特与其时代》（Fichte et son temps）一起，拉斯克的费希特研究标志着现代费希特研究的开始。

在离开拉斯克的论文之前，我想为此添加一个有趣的历史脚注，即在马克斯·韦伯的早期的一本方法论著作中，他的《罗雪尔、克尼斯与历史的国民经济学的逻辑学问题》（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ökonomie）中提到了拉斯克的论文。17这是韦伯哲学发展中的至关重要的文本，事关他关于经济学当中的历史学派的盖棺定论。韦伯对拉斯克的提及不仅仅是偶然的或礼貌的。在整个论证中，韦伯关键地依赖于拉斯克对两种处理个体性问题的方法的区分。遵循拉斯克的论证主张，韦伯拒绝了流溢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仍然会影响威廉·罗舍尔和卡尔·克尼斯的历史主义经济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拉斯克的影响对韦伯建立自己的立场并摆脱历史学派的努力至关重要。

注释：

See Georg Simmel to Heinrich Rickert, June 17, 1906, in Georg Simmel, Briefe 1880–1911, ed. Klaus Köhnke, in Gesamtausgabe, XXII (Frankfurt: Suhrkamp, 2005) 546. Simmel, who knew Lask personally, singles him out as an example of a Jew who “das Spezifische der jüdischen Geistigkeit nicht mehr besitzen.”
Emil Lask, Gesammelte Schriften, 3 vols, ed. Eugen Herrigel (Tübingen: Mohr, 1923). All references to Lask’s writings are to this edition (abbreviated GS). There is now an edition of Lask’s Sämtliche Werke, 2 vols (Jena: Scheglmann, 2002). This does not contain Lask’s Nachlaß but it does contain reviews and notices not published in the Herrigel edition.
Emil Lask, Rechtsphilosophie (Heidelberg: Carl Winter, 1905). This is in GS I, 275–332.
See “Leg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Kurt Wilk, in The Legal Philosophies of Lask, Radbruch, and Dab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50) 3–42.
See Theodore Kisiel, 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 Time (Berkeley, CA: U of California P, 1993) 25. See too his “Why Students of Heidegger will have to read Emil Lask”, in Heidegger’s Way of Thought (New York: Continuum, 1992) 101–36.
Paul Honigsheim, On Max Web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18.
Georg Lukács, “Emil Lask,” Kant-Studien XXII (1917–18): 349–70.
To understand the thinking behind his enlistment one only has to read the final chapter of his dissertation, which sees Fichte’s nationalism as his ultimate philosophical achievement. See his Fichtes Idealismus und die Geschichte, GS I, 265. Honigsheim’s claim, Max Weber, pp. 18–19, that Weber convinced Lask to volunteer is false. Both Rickert and Marianne Weber stress that Lask enlisted out of personal conviction.
As cited by Heinrich Rickert in his “Persönliches Geleitwort” in volume I of the Gesammelte Schriften, I, xiv.
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Ein Lebensbild (Tübingen: Mohr, 1926) 538. See her portrait of Lask, p. 537.
In his ‘Selbstanzeige’ Lask stressed that his work was not only a contribution to Fichte scholarship but also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Individualitätsgedanke.” See Kant-Studien VII (1902): 471–72.
See Fichte’s 1804 Wissenschaftslehre, in Werke ed. I. H. Fichte (Berlin: de Gruyter, 1971) 217.
See Windelband’s 1906 essay “Über die gegenwärtige Lage und Aufgabe der Philosophie,” in Präludien (Tübingen: Mohr, 1921) I, 13.
Lask does not cite but probably has in mind the first version (1892) of Simmel’s 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See Georg Simmel, Gesamtausgabe, II, ed. Klaus Christian Köhnke (Frank- furt: Suhrkamp, 1999) 317–19.
Lask discusses Maimon on several occasions, showing a thorough and accurate knowledge of his thought. See GS I, 50–51, 57, 125–26. It is likely that Lask, who was a friend of Richard Kroner, was the stimulus for Kroner’s study of Maimon. Kroner would later give a central place to Maimon in his Von Kant bis Hegel, a crucial text in reviving Maimon’s reputation and forma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idealism.
See Maimon, “Streifereien im Gebiete der Philosophie,” Maimon Gesammelte Werke, vol. IV, ed. Valerio Verra (Hildesheim: Olms, 2003) 38.
See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ed. Johannes Winckelmann (Tübingen: Mohr, 1973) 16n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4NTQ5MTg1OA==&mid=2247484353&idx=1&sn=25012e00f43304f5b18b174c05f8e7ab

杂箱子

在英雄周围一切都变成悲剧；在半神周围一切都变成滑稽剧；在上帝周围一切都变成——什么呢？也许都变成“世界”？······